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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51 在最近20年里，范里乐原创的真知灼见更是得到了大大的拓展。全球流动的规模、大迁徙的增长、边疆的容易渗透的性质、大多数国家的有限力量、工业力量的新分布（尤其在亚洲），急剧地改变了我们的历史感和领悟力。至少目前来说，民族和国家历史著述，似乎不如追溯我们世界流动的渊源重要，包括商品与思想的狂热交流、其混合文化和易变的身份的追溯。作为回应，一种新全球史已经成长起来，其研究单元是区域或海洋、远程贸易、商人网络、漂泊学者的足迹、在文化与大陆间的迷信与信仰的传播。从这个层面看，旧世界历史的中心假设——欧亚间的强烈差异似乎不那么突出。取而代之，就在（老的著作中）欧洲与亚洲分流具有决定性的时候，一个商业和文化的“联结”链连接了现代早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世界帝国的观念、一种新“文化之旅”、千年的谣言和梦想，在西班牙（Spain）和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间的大片土地上流传。[11]较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贸易通道的位置，或在一个远程旅行者无需再穿越森林、丛林或沼泽的干旱地带的位置，在亚洲或欧洲的地理位置对文化变迁开始看起来不那么重要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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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53 一个类似的重点变迁可以在写作新“物质进步全球史”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像范里乐认为以下肤浅的结论是歪曲事实：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达印度，欧洲激醒了一个似睡非睡的亚洲。稠密的贸易网早就联结了东非沿海和南中国海的港口和生产者。亚洲商人并不是欧洲接管的被动牺牲品。不管亚洲政府有什么缺陷，他们不只是欧洲传说中的掠夺成性的暴君，用严厉的税收和任意没收来摧毁贸易和农业。在亚洲不同地区存在市场经济，那儿的劳动分工、专门贸易和城市发展（如亚当·斯密描述过的增长特征）与欧洲发现的那些非常类似。尤其在中国，商业交换的规模、信贷的精细、技术的运用、生产额（特别是纺织业）揭示了其前工业经济至少与当代欧洲的一样有生机。确实，1800年前真正引人注目的并不是欧亚间鲜明的经济对照，而是正相反，一个“惊人相似的”欧亚大陆世界——包括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至少在理论上能大跃进到工业时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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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55 同时，欧洲想当然的世界史中心论，受到来自不同地方的抨击。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起，一场由美籍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 American）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激发的思想运动，谴责欧洲的亚洲（扩展到其他地方）历史、民族志、文化经典著作是“东方学家的”梦想。根据赛义德所说，因刻板教条的天然属性，欧洲人的描述显得极为逊色，几乎总是贬损人格，并且顽固不化地试图把亚洲社会描述成懒散的、腐败的或堕落的，来作为一个积极的、出色的、进步欧洲的对立面。[14]数量巨大的著作印刷发行了，它们以精心设计的各种通俗画般的语言和内容，向欧洲读者传达了非西方（东方）世界的形象，含义一目了然。如果欧洲人的实地报道（不管是事实还是虚构）意在服务于别有用心的扩展欧洲霸权的目的，或即使无意识这么做的，那么除了反映欧洲人自己的恐惧和着迷外，并没有什么历史价值。欧洲与非欧洲的比较研究被无望地放弃了。甚至可以争论说（并且有些作家确实这么做了），历史自身是一项异化的事业，它强迫把过去的知识塞进（并服务于）欧洲发明的概念和范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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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57 极少明智的人接受这种极端后现代主义的逻辑结论——没有什么能被了解、所有的探究都没有希望。但是更广的观点站住了脚：欧洲人对世界其他部分的描述需要非常小心地译解。赛义德的批语是世界海上巨变的组成部分，一次有意识的“去欧洲中心论”或甚至“地方化”的尝试。欧洲对其他文化和人民的评论不应该再被视为“权威版本”对待，不管它们有多么全面或多有说服力。欧洲不应该被当作变迁的中心，或当作施加到非西方世界消极文明的代理人。也许最重要的是，不应该视欧洲的现代世界之路为自然的或“正常的”，这种标准总是被用于衡量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变迁。欧洲人塑造了他们自己类型的现代性，但是有其他的现代性——确实，有许多现代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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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59 欧洲扩张史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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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61 “非殖民化史”缩小了欧洲的规模。它使不假思索地假设欧洲社会是内在进步的或它们必然比欧亚大陆——或其他大陆——的人民更有效率要困难得多。如欧洲人对其余世界的观察一样，欧洲人对“进步”的定义失去了那种他们曾经拥有的无可置疑的权威。确实，一些现代作家拒绝不同文化间的任何比较的有效性（因为没有人能谙熟多种文化），奇怪地相信一个相当混乱的世界实际上是由明显的和原创的文化组成的。后殖民史对欧洲的影响持怀疑看法，对殖民统治曾经宣称的“改善”持更怀疑的看法。它视“殖民化的”历史为近视的、有偏见的，也许甚至是有欺骗性的历史，这种宣传主要是针对国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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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63 确实，更仔细的研究讽刺性地逆转了殖民主义者提出的事实和论据。远非拉着落后的人民走向欧洲型的现代性，殖民统治更像施加一种“反现代性”形态。印度的种姓制度标志着印度的落后。不过，英国统治者为了自己人的便利，与上层人士婆罗门（Brahmins）达成妥协，把种姓制度坚固地纳入一种行政体系（在人口普查中定型）。[16]在非洲殖民地，随着把家族和追随者重新发明为“部落”，主要把统治者作为他们祖传的领袖，而发生了类似进程。[17]这里，犹如在印度，一个政治交易被仔细包装为对当地传统的一种尊敬举措。在殖民历史版本中，种姓和部落被写成印度和非洲历史的无法追忆的特征。在帝国主义的宣传中，它们成了基因缺陷，使印度和非洲不可能自治。但是在“非殖民化史”中，欧洲的扩张似乎作为一个用虚伪传统方法重组非西方世界的巨大的阴谋，因此最好拿来仔细研究和利用其资源——无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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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65 在这些与其他基础上，世界在世界史中的位置现在看起来相当不同于几十年前写下的常见评论。但是，旨在“地方化”的欧洲历史仍留下许多东西要解释。欧洲国家是创造19世纪晚期“全球化”世界的主要力量。它们是把19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世界”拧在一起的两大转变的主要力量。第一个转变是世界经济的形成，这并不仅仅是高价奢侈品的远程贸易，而且是产品、原材料和食物，伴随着人民和金钱的大批量全球交流。这是一场经济革命，主要由欧洲人操纵（并不总是很好），使其适合他们自己的专门利益。第二个转变与之紧密相连。欧洲统治的扩展通过公开的和隐蔽的方式，穿越非欧洲世界的巨大地带。这种扩展进程早在1800年前就在进行中，但在19世纪急剧加速。这些扩展中格外醒目的是，在非洲、东南亚、南太平洋及（此后）中东的殖民地分割；在北亚（由俄国）和南亚（由英国）建立帝国的大冒险；在中国，大部分沿海为外国所控制；以及在欧洲人占领的（通过人口帝国主义）美洲、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和部分中非南部。在非洲、中东、东南亚大部分、太平洋、澳大拉西亚以及美洲，它创造了当代世界国家结构的领土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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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67 由此，欧洲从事着双重扩张。第一个外在迹象是铁路和蒸汽船的普及，建设比原先的交通快得多和确定得多的巨大的联结网，能够把巨大的蒸汽产品倾销到曾经难以进入的地方。港口、火车站、电报线、仓库、银行、保险公司、商店、旅馆（像在开罗的谢拉顿饭店［Shepheard］和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Raffles’］）、俱乐部甚至教堂，构成了欧洲商业帝国的全球网络，成为欧洲商人和贸易的自由通道，方便他们接近大批新消费者。第二个模式是领土扩张。它意味着需要堡垒和基地，以便能送战士和军舰去强制或征服。它意味着控制穿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海洋商路的关键地带：埃及是典型的例证，1882年被英国占领。它意味着一种统治模式，由此，就可能随心所欲地把殖民区域的产品和收益转向为帝国服务。一旦他们的统治（Raj）就位，英国人向印度人征税以支付他们在亚洲保持军事力量（英国军队中的印度兵部队）的费用。欧洲的商业帝国及其领土帝国并非完全重合。但是，关于这种双重扩张的要点是其相互依赖性。领土帝国主义是一把大锤，它能砸开抵制自由贸易的市场，或（如在印度）征用当地资源来建筑欧洲商人需要的铁路和公路。它能承诺保护欧洲企业家，或（像在非洲常常发生的）把当地的土地和人力当作免费礼物送给他们。但是，它也依赖于欧洲能部署的技术的、工业的和金融的有利条件。当进入战争时这些可能是决定性的——蒸汽推动的军舰和上等军备，帮助英国打赢了1839—1842年在中国的第一场战役——尽管不是一成不变的或快捷的。[18]工业帝国主义的真正优势在于规模和速度。工业技术和资本供给允许欧洲人发动一系列闪电征服。他们能以极快的速度铺设铁路，跨越几百英里，从海上运来军队。他们能在一个新区域充满欧洲定居者，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其人口统计结果，使本地人一片迷茫，使其抵抗不能奏效。他们能把外国的环境完美无缺地改造为一个熟悉的欧洲风格的居住地：引进野生动物、鸟类、鱼、树木和花卉，以及作物和家畜。最重要的是，他们甚至能把全球最遥远的角落变成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如曾经只能在当地家里生产的奶油、肉类或乳酪。1880年以后，新西兰（New Zealand）沿海出现的有着污秽烟囱的偏僻的冷藏工厂就是工业殖民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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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69 认为欧洲人缺少同盟和助手的支持可能是错误的；相反，他们在重塑世界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是，到1914年似乎完成了从一个欧亚大陆的“联结”世界到一个全球的帝国主义世界的变化。我们怎样解释这种异常变迁？尽管有大量藏书研究这个问题，但是还有许多不解之谜。1492年（当哥伦布穿越大西洋）和1498年（当达·伽马到达印度）的神奇日子可能标志着欧洲新时代的开始。但是前进的步伐充其量是不可持续的。在哥伦布（Columbus）初见陆地后3个世纪，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仍然没有被欧洲人占领和实际探索。使达·伽马登陆的印度角落陷于欧洲统治下用了近300年（1792年英国吞并卡里卡特［Calicut］）。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了殖民热潮。不仅仅是欧洲扩张的时间，而且其形式和方向也需要更多的解释。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在印度之后还长久地保持自治，且印度在空间距离上还要遥远得多？为什么印度从属于殖民统治而中国尽管被束缚住了手脚但能保持其主权地位，并且日本到1914年成了殖民势力？如果工业资本主义是欧洲势力扩张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感觉其影响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跨越这么大世界、有着这么多样的后果？为什么欧洲自己的分化，如此毁灭性影响的周期性宣泄，对帝国主义的野心并不更具摧毁性？究竟什么应该被视为“欧洲”？为什么某些“非欧洲”部分比其他部分更成功地阻止欧洲接近，或更快地摆脱其控制？一旦欧洲帝国垮台，“欧洲制造的世界”还有多少东西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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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71 要回答这些问题，采用某种不同于以前历史学家的方法似乎是明智的。四种基本假设构成了本书论点。第一是我们应该拒绝世界现代史进程中的线性变化思想，其间欧洲日益进步地上升到显著地位，然后作为“西方”的一部分衰落和再度兴起。用“共生期”来思考更有成效，那个时期世界不同部分的某些一般条件巧合，促进（或阻碍）贸易的扩大、帝国的扩展、思想的交流或人口的流动。其方式可能打破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优势均衡，至少是暂时的。仅仅一个条件极少是决定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或许想做生意，但政府和统治者也还得同意允许自由的贸易——或任何贸易。政治和地缘政治是均衡的重要部分。战争的爆发及其无法预知的进程会粉碎一种均衡，实施另一种均衡。由此，19世纪晚期的贸易大扩展和它帮助促进的那种全球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戛然而止。1929年后，“反全球化”开始，带来灾难性后果。欧洲最初突破到一个在全球关系中的首要地位，被视为欧亚大陆革命的未料到的结果，而好过被视为沿着哥伦布足迹稳步前进的结果。地震和洪水是适当的比喻，而非河流或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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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73 第二个假设是我们必须把欧洲的扩张时代坚定地放在其欧亚大陆的背景中。这意味着承认欧洲在与亚洲、北美洲和中东的其他旧大陆文明和国家的联结中的中心作用。当然，欧洲强制进入它在美洲、澳大拉西亚和南非创立的“外围世界（Outer World）”（这是从欧洲中心的立场所见的世界，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的术语——译者注）和“新欧洲”（neo-Europes）的故事是关键篇章。没有美洲资源的开发、没有东北美洲和西北欧洲的商业整合构筑一个“大西洋”经济，那么根本不可能会在19世纪晚期创立一个最终的全球经济。但是美洲财富的难以置信的规模——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奇迹——不应该让我们分心。世界现代史的重心在欧亚大陆——在其伟大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困难重重的、冲突不止的、联结的和亲密的关系中，在从欧洲人的“远西”到亚洲人的“远东”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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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75 也许令人惊讶，这种“欧亚大陆”观的最强力的声明是一个世纪前由英国地理学家、帝国主义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1861—1947）做出的。[19]当欧洲海军力量似乎主宰了世界之时，麦金德敏锐地提醒他的读者，“哥伦布时代”只是一个插曲。海洋对陆地作为旅行途径的优势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铁路的发明保证了这点。不久，世界事务中的支配势力，会转回到掌握欧亚大陆（麦金德所称的“世界岛”）、控制其“心脏地带”的国家手中。从这种中心位置，有着铁路网动员大量资源，一个欧亚大陆帝国能够把任何对手驱逐到世界的海洋边缘——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东南亚的岛屿和大洋洲（Oceania）的外围世界——甚至在那儿挑战它。无须追随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到其逻辑终点（毕竟他的目的是针砭爱德华时代英国的自满），尽管“心脏地带”的超级帝国的梦魇情景在纳粹和苏维埃帝国主义时代变得不那么牵强。今天我们也许比他更清晰地看到的，是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国家间的财富和权力的转移，以及这些国家进入全球经济和现代“世界体系”的不同条件，形成世界现代史的铁锤和铁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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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77 甚至可以争辩说，欧洲吞并外围世界只是这种欧亚大陆史的一个部分，严重依赖于欧亚大陆的发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欧洲人发现自己处于与其他旧大陆帝国及其附属国的竞争中。大约从1870年以后，对中国人和日本人定居者的“和平入侵”的担忧，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北美洲的太平洋沿海的“白人”世界引起了种族恐慌。但是欧洲人在外围世界区域建立可行殖民地的成就，有赖于吸取或没收非欧洲的欧亚大陆的资源也是真的。印度的税收、士兵、商人和人力（常常是契约劳工的形式）帮助打开了东非、东南亚大陆的部分，以及对欧洲（在这个例子中是英国）企业来说远至斐济（Fiji）的太平洋岛屿。中国商人、矿工、手艺人在英属马来亚（Malaya）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现代印度尼西亚）变得一样重要。重要的事实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并不是作为中国和印度扩张的代理人，而是作为欧洲的扩张的辅助者和协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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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79 第三点是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地想明白什么是“欧洲”。当欧洲最多不过是一个松散的争吵不休的“共同体”时，很显然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单元看待。由此，当我们谈论关于“欧洲主导”时，我们的真正含义是欧洲国家的集体主导，尤其是那些在海外贸易和海外帝国中最为活跃的国家的集体主导。部分困难是“欧洲”一词获得了至少三个不同的含义：一个地理空间，一个社会政治社区，以及一个文化项目。[20]写作欧洲的全球扩张，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把大陆的西北角作为权力中心。英国、低地国家、法国北部、德国西部成为欧洲的“精华”，定下“欧洲的”经济文化现代性标准。解释欧洲的成功就是一件直截了当的事，就是研究代表性“核心国家”的力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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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81 任何对欧洲在欧亚大陆上（或在全球史中）地位的长期考察，这种还原方法是非常迷惑人的——有四个不同理由。第一，西北部国家并不是能不管欧洲大陆其他地方事务的自由代理人——甚至在它们成为欧洲最富裕的部分以后。它们的财富和安全总是有赖于欧洲“国家体系”的普遍稳定。在中欧和东欧的骚动或整体权力均势的大混乱，会威胁它们的主权或带给它们飞来横财——在欧洲或欧洲以外。事实上，在本书覆盖的这个时期，欧洲没有一个部分取得对所有其他部分的持久优势。西北国家的商业繁荣，与远东帝国的军事和人口分量保持平衡。民族欧洲（在西方）可能鄙视帝国欧洲（在东方），但不得不忍受它。共存常常是爆炸性的。欧洲国家的争吵和冲突，在20世纪达到了可怕的顶点。在欧洲对世界其他地方施加主宰的集体能力上，这是一个持久的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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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83 第二，过于狭窄的欧洲界定，是忽视俄国问题。长期的自由传统对俄国的欧洲证书持怀疑看法，视沙俄为一个“亚洲专制主义”国家，认为它太粗野、太贫穷，不能成为“我们的一员”。一些俄国思想家回赠这种“恭维”，坚持俄国是一个不同的（并且优越的）文明、一个未被不道德的欧洲工业主义污染的文明。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会把俄国视为在欧洲扩张中起开路先锋作用的边疆国家之一，犹如西班牙或哈布斯堡（Habsburg）帝国一样。[21]1815年以后，西欧国家在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最终支配权，是在与俄国的反复无常的不情愿的合作中实现的。俄国这个巨大内陆帝国，以内亚（Inner Asia，内亚原指欧亚大陆的内流河区域，属于地质水文学科的范畴。本书主要指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古代埃及四大文明古国及古希腊、古罗马的中间地带，亦是丝绸之路的枢纽——译者注）为中心，逐渐吸收了北亚的大片土地。奥斯曼人、伊朗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面对英国人和法国人，以及后面紧跟着的俄国人。欧洲对亚洲的巨大（但是不完全）包围，是19世纪世界的伟大地缘政治事实。但是，对自由主义者和亲斯拉夫人（Slavophil）的伪学术观点来说，俄国扩张背后的“权力供给”事实上是其欧洲人的翻版：欧洲国家体系一流成员国的影响力；从俄国流出的经济能源整合进欧洲经济；俄国人从16世纪起享有的欧洲思想文化的一般源泉的知识通道。像其他欧洲人一样，俄国人宣称他们的征服是一种“文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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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85 第三，有着强有力的论据和事实把我们的“欧洲”观念拓展到西方及东方。早已提到了大西洋经济的重要性。1500年以后，一个巨大的经济空间被商业性地并入欧洲，包括西非沿海、加勒比岛屿、北美沿海地区、墨西哥、秘鲁和滨海的巴西。这个主要的奴隶劳工地带，对欧洲后来工业化的确切贡献仍是有争议的，但可能并不大。[22]但重要一点是，到19世纪早期，可能甚至以前，这个大西洋世界的相当一部分不能再被视为欧洲的依附边缘。美国以纽约为龙头的“老东北”（Old Northeast），功能上是欧洲顶尖商业区域的组成部分。在开发其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农业区的内陆帝国中，它是一个活跃的伙伴，并且成为主导伙伴。到19世纪70年代，它在金融和工业上与欧洲最富裕的国家旗鼓相当。尽管美国的不同身份为其政治家和作家所大声宣告，而且害怕卷入欧洲争吵支配着其外交，但是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并不是冷淡或疏离的。在老东北和西北欧之间，商品、技术、思想、人员的交流极为频繁。在文化和技术层面，这是一种双向流动，有着强烈的相互影响。走走停停，进进退退，老欧洲与新欧洲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构建物——“西方”。这是一个反复无常的进程，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别轨道——及其巨大的公司规模和进攻性的保护主义——有着强大影响。但它是对欧洲在欧亚大陆的地位以及对欧洲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持久和变化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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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87 第四是关于我们对帝国的理解。帝国常常被视为欧洲人的原罪，欧洲人腐化了一个清白无瑕的世界。当然，帝国真正的起源要古老得多，存在于人类社会几乎普遍的进程中。“做生意、物物交换和交流”是一种人类的特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中说。[23]斯密考虑的是物质商品：正是交换的习惯产生劳动分工——经济生活的真正基础。但他大可以把他的哲学真知灼见扩展到信息和思想的并行世界里去。信息、知识、信仰和思想的交流——有时跨越空前的距离——正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如同通过购买或物物交换获得有用的、有名的或富于异国情调的商品的渴望一样。两种交流都给它们带来后果。在一个快速武器稀缺或不知快速武器的社会里，廉价枪支的供给（用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能改变权力平衡，并解除针对人类或自然的庞大暴力圈的束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改变了其皈依者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概念，改变了他们对邻居和统治者的忠诚概念。这些例子说明，在所有的历史时期中，商品和思想交流更大地搅乱了某些社会较其他社会的凝聚力，让他们觉得更易于在内部崩溃、为外人所接管。所以人类社会的第二习性，是在更广泛的规模上积聚权力：建立帝国。确实，在种族基础上形成自治国家的困难、抗拒文化或经济吸引的拉力（及军事力量的不同）是如此强大，帝国（这里不同的种族处在一个共同统治者下）是贯穿大多数历史的政治组织的默认模式。帝国权力通常是这条路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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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89 但是，若帝国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欧洲人的实践引起了这样强烈的敌意，那种在大多数该主题的著作中仍然强烈反映出来的敌意？部分答案是这么多后殖民地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需要，自然把帝国视为一种异国的、丑恶的和暴虐的力量。大约40年来，这种传统前所未有地强大。部分理由是对欧洲人缔造的帝国更为广泛的披露，远多于揭露内亚的（例如）蒙古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或中国人的帝国缔造，由此，受侵害的对象要大得多。但是，感觉强度也反映了这种信念（在大多数历史著述中表达的），欧洲人缔造的帝国与之有着质的区别。与传统的农业帝国仅仅聚敛土地和人民不同，欧洲帝国主义的首要特征是没收。没收土地来满足从事远程贸易的种植园和矿井的需要。被抓来的奴隶劳工服务同样的目的，把他们运送到万里之遥的地方。迫使当地人离开，他们的财产权被废弃，理由是他们没有好好地利用其土地。当地人和奴隶都（通过不同形式的安置）遭遇了其文化和身份的有效剥夺：使它们成为碎片，没有恢复他们对失去了的世界的希望，他们成为没有历史的人民。并且，在通过征服来剥夺被证明还不够的地方，欧洲殖民者转向他们的最后的补救：排斥、驱逐或清洗。“如果我们较真世界上发生了什么，”1835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访问美国后写道，“我们几乎应该说，欧洲人之与人类其他种族，如同他自己之与低等动物：使他们充当下手为他所用，当他们不为他所用就毁灭他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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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91 这种欧洲版帝国（在欧洲以外实践着）的令人寒心的评论，似乎为美洲新大陆发生的事所充分确认，那儿的欧洲人（为在第2章讨论的原因）比在其他地方更自由地施行他们的意志。直到大约1800年，看起来好像一系列因素会阻止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模式。距离、疾病和人口统计会支撑更坚决的抵抗。甚至当欧洲人建立了他们的桥头堡，他们会被迫“克里奥尔化”，并与非洲-亚洲人保持社会文化和平共处。但这并没有发生。在19世纪，欧洲的扩张受到技术和文化变迁的强化。欧洲侵入和干预的能力在两个层面被改变了。欧洲人获得了在世界更多地方坚持其意志的手段——如果需要就使用武力。更惊人的事情发生在印度，他们把他们的统治直接加到被征服人民身上，收税、维持治安、制定法律。同时，欧洲中心的国际经济的增长，欧洲中心的拥有自己法律和规范的国际体系的扩展，通过欧洲拥有的媒介（像电报、邮件和蒸汽船服务）的欧洲思想的传播，在“宏观”层面创造了一个新环境。似乎是欧洲人控制了所有的交流渠道。在当地层面上，直到适应他们的方式，否则什么也流动不了。陷入这种困境之中，亚洲和非洲被殖民的民族将他们的处境比作在美洲的首批欧洲牺牲品的处境，几乎一点都不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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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93 稍后，我们将明白为什么这太悲观，至少在某些实例中。甚至超负荷运行的欧洲也需要当地的合作，并且付出代价。它所提供的某些东西迅速适应当地的“自强”，加强当地建设国家和文化的能力。有些与当地改革者的目标一致。有些殖民主义的最强烈的反对者的主张现在看起来不那么爱国，更像被取代的特权呐喊。不过，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似乎不大可能会对欧洲帝国缔造漠然处之，或采取一种非政治的看法。在世界上太多的地方，其影响太过新近而不能滑到“过去”——到那个我们会把事件当作对我们自己的事务只有间接影响的时间段。这或许是一个时代，一个在我们更冷静地把它作为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阶段以前的时代——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而不是作为世界的一个部分的道德文化侵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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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95 我们可能需要弄清楚最后一个困难。谈论“现代”世界、描述使之像“现代化”的变化、把“现代性”当作在一个国家和社区的历史中的重大变化司空见惯。既然“现代”社会比他们的“前现代”社会大概更强烈地相互影响，那么我们称为全球化的相互交错进程常常被视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由此现代化与欧洲扩张有着紧密且不安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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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97 但是，现代性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命题，需要小心对待。它的普通含义是基于成就大小。在政治上，其重要属性是一个有着明确边界的有组织的民族国家，一个有忠实官僚执行命令的井井有条的政府，一条代表公共舆论的有效途径，以及一部保护普通公民和鼓励“市民社会”成长的权利法典。在经济上，它意味着经由工业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和技术基础设施）的快速、渐增的经济增长的成就；个人财产权（作为一种必需的前提条件）的确立；科学知识的系统利用。在文化上，它隐含宗教和超自然与主流思想（通过世俗化和知识“围攻”）和社会行为的分离；知识的普及（通常通过一种本地语言而不是古典语言）；在一个“民族的”社区内的一种共同起源和身份的意识（常常基于语言）。在一个下决心趋向更高层面的“社会效率”的重大变化的社会中，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成为秩序、纪律、等级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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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1499 人们容易明白，这些准则大多数其实是在欧洲应该发生之事的描述。欧洲变得现代；非欧洲仍是前现代——直到被欧洲现代化。结果常常是粗糙的两分法，把欧洲人视为与“传统”黏在一起的世界其他地方进步的一成不变的媒介。我们早已看到，这种观点难以辩护。还有三个其他难题：第一，现代性要素（如上面列出的）极少在一个社会内全部存在。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直到新近几乎都看不到它们。即使那些我们认为是现代性先驱者的国家也有着强烈的前现代特征。直到1863年，奴隶制在美国是合法的。维多利亚（Victorian）时代英国的统治阶级大体上是按出身挑选的，宗教仍是社会抱负和身份的中心。20世纪的美国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或其后，其等级标志是肤色，把许多社会成员排斥于公民权和政治权之外。革命以后的法国把人权局限于男性，直到1945年女性获得选举权为止。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性的起点变得非常靠不住。纳粹德国是现代？或苏联是？有没有对现代性的客观检验标准？或“现代”只是针对我们偏爱的社会制度的标签？第二，普通现代性的一些关键特征，也能在远离欧洲的欧亚大陆的地方找到。中国是经典例子，中国发展出一个用美德挑选的“现代”官僚、一个商业化经济以及一个远在欧洲人之前的技术文化。中国是不是一个带着某些前现代遗存的现代国家？或反过来？在非西方世界终于采用西方风格的现代性也不是没有许多因地制宜的调整。如何看这些？是否有一种现代性，或是否有“许多现代性”？[25]第三，情况可能是这样，如中国的例子表明的，其他种类的现代性并没有因为它们的内在缺陷而注定失败。相反，似乎可能是（有些会说是显而易见的）欧洲的扩张部分地相当于有意地攻击了其他人民和国家的现代化冒险事业。也许并不是欧洲的现代性获得成功，而是其有组织的暴力的卓越能力获得成功。现代性是一个太有用的思想以至于无法抛开。但是，接受它作为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可能是明智的——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模式的马马虎虎的核对表，支持在特定时刻的财富和权力的生产。然而，为了使这术语有用，应该阐明在更大的区域和全球联结中赶上的不同社区的相对成功，这在18世纪中期后急剧加速。现代并不是一种绝对状态，而是相对状态——甚至是一种竞争性状态。现代性的最好检验标准可能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社会里，为了工作而能够动员资源和民众的程度，以及随着出现新需求或感到新压力而持续不断地调整的程度。原则上，许多不同的社会拥有这种能力。实际上，为着我们远没有完全明白的理由，在1750年后的几乎两个世纪，西北欧社会（以及它们的跨过大西洋的后代）动员最快，而且对动员产生的社会政治张力处理得最好。根据它们的利益塑造的遥远的帝国和一个全球经济是对它们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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