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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占庭和法兰克人的西方，正是世俗与宗教势力的融合，创立了一个有足够凝聚力的社会来抵挡帝国崩溃、蛮族入侵以及伊斯兰扩张的余震。在西方，教士是罗马崩溃后的政治传统中的主要宝库，他们向任何大型政府提供智囊。对统治者来说，他们提供了一个君权神授合法性的无价资源，以及君主般野心的广阔视野。教会提供了把新封建国家粘在一起所需要的大多数思想黏合剂：基督教化是公元1000年以后所有北欧东欧国家构建的基础。[32]每个地方，体制化的基督教强化巩固了团结和责任的联系。通过牧师、教区和各级主教，宗教认可与政治秩序紧密结合，远较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强烈得多。教会当局与国家间的亲密认同——中世纪欧洲最惹人注目的特性——给了其统治精英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社会控制深度。随着王朝国家的逐渐发展——一个到15世纪大为推进的进程，这些社会权力资源变得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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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兴加强了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成就的基础。到14世纪，在广泛的经济和技术方面，欧洲与中国和伊斯兰近东达到了势均力敌。在公元1000年到大约1350年期间，有着长期的经济增长。人口增加了，荒地被拓殖，像铸犁（它能深耕）和水力磨粉机的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力。城镇扩展为商业和政府中心反映了经济生活日趋复杂：手工业和商业区的专门化；银行与信贷的扩展；合伙公司和会计学的新商业技术的运用。现在，商业客户网把北欧、东欧和巴尔干欧洲，与大西洋沿海和地中海的贸易联结起来了。[33]一个伟大的“双峡通道”从北意大利直抵低地国家：一条通道经过南部德意志并南下莱茵河；另一条北上罗纳河（Rhne）穿越法国北部到佛兰德斯（Flanders）。沿着这些通道，群集在两端的是中世纪西方的商业城市，而峡谷通道本身是一个提醒物，商业的惯性仍在交换产品，用北欧商品交换来自亚洲、近东和地中海的商品。正是这解释了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的过早增长，以及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德国港口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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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扩张在14世纪中叶的人口灾难中陷于停顿，一种叫作黑死病（Black Death）的欧亚大陆流行病使40%的人口丧命。直到15世纪缓慢地恢复，到这时，欧洲肯定不再是伊斯兰近东的落后内陆腹地。虽然欧洲人对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将要在近东贸易中起更大的作用。他们利用埃及和叙利亚（Syrian）的衰落，越来越多地出售自己的制造品（通常是棉布），为购买亚洲奢侈品、伊朗丝绸或叙利亚棉花筹集资金。[34]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贸易仓库（fondachi）充满了从北非到克里米亚（Crimea）的海岸线。同时，向西去，开辟了新的海洋边疆。到13世纪中叶从穆斯林统治者手中重新征服西班牙，鼓励了在地中海与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和北海之间固定航路的开辟。里斯本（Lisbon）、塞维尔（Seville）以及后来的加的斯（Cadiz）成了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体系间的纽带。在哥伦布前很久，大西洋伊比利亚（Iberia）半岛成为一个海洋探险的出发点，一所先进的航海技术学校，以及航海先驱和热那亚的商人及有赖其信用的银行家之间最可能的会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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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400年，新欧洲已经成形：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松散联盟，有着共同高度的文化、大致类似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以及一个发达的区域内经济。在一个层面上是罗马与法兰克文化的巧妙融合，而在1400年以后政治上湮没无闻的拜占庭部分，确保了俄罗斯的持续归属（有时不管怎样脆弱）。但是，欧洲也由其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张关系所塑造。在拉丁西方不少熟知的关于古典世界的智力生活，是西班牙的穆斯林学者遗传给它的。[35]穆斯林世界的商业生活比大多数欧洲的商业生活进步得多。名牌商品和豪华器皿及金银，向西流入欧洲，不是相反。没有这个富裕的邻居，西欧从向内破裂的经济中恢复会慢得多。但是这种依赖关系受到来自穆斯林侵略（尤其是在南欧）即将来临的危险感以及对穆斯林控制基督教圣地的刻骨仇恨所抵消——在十字军背后的情感燃料。把从穆斯林手中收复的土地再基督教化是一项费力的任务。无中生有的威胁和对内部敌人（通常是犹太人或异教徒）的普遍恐惧，创造了一种不安全和好斗的而非平静优越的外来文化观。被包围在伊斯兰、黑暗无边的大海以及北方的森林和冻土带之间，欧洲人不能假装住在一个祥和的“中央之国”，为附庸国所环绕，为城墙所保卫。尽管法兰克政治体系很成功，但是在东南欧不能向前推进防备14世纪穆斯林的进攻。通过与蒙古“世界征服者”的联盟而从侧翼包围伊斯兰的希望在1350年后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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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欧亚大陆世界的中心是伊斯兰王国。1400年，它从西方的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和摩洛哥（Morocco）伸展到北印度平原和东南亚的岛屿、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连接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肥沃的新月带（Fertile Crescent）和伊朗高原，是其双心脏地带。7世纪，正是在近东和伊朗，在拜占庭和萨珊王朝（Sassanid）统治的废墟上，穆罕默德（Muhammad）的阿拉伯军队建立了伊斯兰教。到公元750年，中亚（Central Asia）大部分是穆斯林国家。公元1000年后，受到印度的金银财宝——“黄金热”的吸引，突厥穆斯林入侵北印度，创立了一系列征服国家。[36]到13世纪，伊斯兰教到达孟加拉和马六甲海峡（Malacca Strait）的贸易城镇——进入马来（Malay）群岛的跳板。撒哈拉以南的苏丹人（Sudanic）的土地到11世纪也穆斯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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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人对伊斯兰世界的惊人财富和思想精巧惊叹不已。这有着极好的理由。远非“殖民地化”西方，伊斯兰近东是古代世界的思想遗产，是思想文化的家园，这在西方“黑暗时代”（Dark Ages）几乎崩溃。近东的财富和城市传统亦非偶然。这里，在最早的大河文明成长起来的地方，经济生活享受着双重刺激。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走廊，散落在伊朗高地的是异常丰产的农业区域。一场农业革命引进了新作物；[37]水力技术克服了干旱的咒语。一份农业剩余供养了城镇精英及其精致的高雅文化。在城镇里，有着传奇技术的手工艺人阶级已经出现，来服务于这些精英的物质需求。但是，近东也是世界的大商业交汇点：在中国、欧洲、非洲和印度之间的陆桥、印度洋海洋贸易的转运点。穿过山脉和沙漠的商队道路，运送中国商品越过中亚，运送从波斯湾（Persian Gulf）北上的印度商品：商路在叙利亚的内陆港口城市（大马士革是最大的）结束，或更向西的布尔萨（Bursa）和君士坦丁堡结束。穿过苏伊士地峡有着另一条商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那儿，罗马人曾经维持了海军船队）及其与印度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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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与他们当地附庸国的大陆间贸易的大商路，构成了帝国体系开辟的财富流，帝国体系在穆罕默德征服后的7世纪起起落落。近东统治者充分意识到它的价值。尽管帖木儿有恶魔般残酷的暴君名声，但是，他明白商业观点以及军事策略。摧毁里海（Caspian Sea）北岸的商业城镇，旨在巩固他对通到其南方的跨欧亚大陆贸易的垄断权。其他近东统治者仔细维持着主要商路，保护商人免除部落或游牧者的劫掠，建立商队旅店（大的设防旅店）降低远程贸易的“护卫代价”。这一轻而易举地获取收入的方式，被几乎所有最绝望或最为目光短浅的立国者称赞为商业的金鹅（传说中下金蛋的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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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是伟大的蒙古-突厥“世界征服者”的最后一个，在10世纪到15世纪间，他们从内亚横扫到中东。他们的游牧兵是由骑马弓箭手组成的部队，高度组织化，纪律严明。他们享受着非同寻常的流动性和火力优势。[38]对这些帝国建立者来说，从满洲（Manchuria）（这是一个被西方广泛使用的术语，根据上下文，既可指中国东北部的广袤土地，也可指满族。——译者注）到匈牙利的跨越欧亚大陆的辽阔的绿色大草原，是一条通向商业财富的大道，是一条通往几乎无尽权力的宽广道路。近东和中东的贸易城市是一个天然目标。每次征服都留下了移民大军，重塑了政治文化景观——如大河的周期性洪水一样。它们是戏剧性的，这些来自东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中东政治的更一般化模式。已经建立国家的尼罗河和奥可斯（Oxus）之间的定居地，遭受他们自己的沙漠边民的分裂，挤压着他们的“熟地”和城镇的财力。在他伟大的哲学传记《历史学导论》（Muqadimmah）中，伊本·哈尔敦解释了“熟地”的居民如何逐渐地丧失他们反击外来蹂躏、奋起自卫的意志，直到最后他们成了入侵的游牧军队可攻击的对象，沙漠生活与狩猎、战争的辉煌成就使这些游牧民变得冷酷无情。他们残忍且技术精湛，为“熟地”人早已失去的团结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新统治阶级，直到他们也被文明生活的腐败所压垮，轮到他们被推到一边。[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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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哈尔敦所描述的是一个政治世界，在7世纪为阿拉伯所征服的不可磨灭的标志。伊斯兰在近东的成功，开始了追随穆罕默德的阿拉伯部落对其城镇和城市的占领。早期哈里发（Khalifas）的伊斯兰统治，依靠部落驻军监督着不可靠的城镇人民，这并非长久之计。在城镇状态下，部落纽带削弱了。没有封建贵族来起补救作用，政府的困难是控制城镇。这个问题在雇用主要来自中亚突厥社区的军事奴隶中找到了答案。[40]他们是奴隶士兵马穆鲁克（Mamluks），吃苦耐劳，没有被他们捍卫的城市社会所污染。由于奴隶没有亲属或其他支持网，他们对埃米尔或统治者完全忠诚。不像后罗马时代的西方，因为伊斯兰的近东有着商业经济及用以购买他们的金钱手段，能够如期偿付他们的成本。在北非马格里布（Maghrib）、中亚、北印度、埃及、叙利亚、撒哈拉以南非洲苏丹和伊朗土地上，马穆鲁克统治，有时“奴隶国王”统治，变成伊斯兰政体的典型形式。[41]从11世纪起直到帖木儿死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史大体上转向了突厥部落领袖的国家缔造（或帝国缔造）的周期性变化：建立王朝、构建奴隶军队巩固王朝、颠覆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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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塞尔柱（Seljuk）突厥人、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民族以及帖木儿的追随者，对近东的大入侵必须置于这个背景下。每一个大入侵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其规模难以估计，犹如我们早先注意到的贸易和宗教动乱的规模一样。对成吉思汗和帖木儿来说，目的是把伊斯兰近东的不同区域团结在一个中亚统治者下，作为塑造一个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世界帝国”的序曲。两者都被在一个区域建造帝国的后勤所挫败，这里的种植和贸易中心远隔万水千山，距离分解了统治者的权威。循环往复的大军入侵、大规模毁灭、短暂的统一和帝国崩溃，给了伊斯兰世界一个迥然不同于欧洲或中国的“中世纪”历史。在欧洲，大迁徙的结束让领土国家逐渐巩固，其人民屈从于封建领主、王朝统治者及其教士盟友的更严密的控制。在伊斯兰世界，则是创立“世界帝国”与碎化成更小部落或王朝政体间的激烈动荡的模式，其统治者通常来自大草原，并非当地精英的“文明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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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身而言，如此显著不稳定的政治传统或许会产生经济文化混乱：一块庸庸碌碌的沙漠，并不会是一个其文学、科学、哲学、技术和艺术成就远超过中世纪西方的文明。稳定、持续、认同和文化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是由伊斯兰教提供的，它是一种宗教、法律和高度书面文化的微妙融合。[42]像拉丁基督教或儒家一样，伊斯兰教提供了一种共同仪式、一本共同的“书”、一种共同的知识语言。但是，伊斯兰文明有着三个方面的显著差异。第一，也许由于近东和中东的特殊生态，那儿的农业社会对远距离贸易扮演着第二小提琴手的角色，伊斯兰教徒是惹人注目的世界主义者。穆斯林首先是伟大的伊斯兰教的忠诚实体乌玛公社（umma）的成员，其次才是领土统治者的臣民。伊斯兰教高度适应外国文化，能与异教徒的信仰和实践友好共存。通常（并不总是）比中世纪的基督教更能容忍其他信仰，尽管没有到平等对待其追随者的程度。第二，因为没有授权神职人员充当信徒与真主间的中间人，伊斯兰教并没有把个体紧紧地绑入整齐划一的宗教社区。其神职精英乌拉马（ulama）是教师、法官和学者，并不是牧师。苏非（sufis）和辟尔（pirs）[43]，或圣人，发挥精神领袖作用，而不是宗教权威的作用。结果，伊斯兰社会并没有演化出基督教最重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强有力的教会等级制度，在他们的眼皮下，个体领受圣餐者牢牢地固定在领土单元体系中：教区、主教辖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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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此出发，在伊斯兰世界，宗教和国家的关系与在欧洲或中国发现的背道而驰。一个领土统治者能宣称的最多是信仰的卫士，或最多哈里发，继续穆罕默德的工作，团结乌玛、传播信仰。与中世纪欧洲的君主不一样——他们的君权神授证书在加冕典礼上依据仪式授予，他们则不享有特殊的半神圣地位，没有上帝的祝福。埃米尔可能赢得乌拉马的顺从。但这总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最终的忠诚是给《古兰经》的法律（他们解释的）的，教会与国家同盟在伊斯兰教中毫无意义。反之，伊斯兰国家通常以统治者与奴隶军队及农业贵族（ayan）、乌拉马和商人团体间的分离为特征，他们构成了市民精英。既然没有领地贵族分享权力，集会或议会就是多余的。伊斯兰统治者也不授予欧洲君主给予的地方自治权，通常是收税权。还需要考察，15世纪“火药帝国”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会制止伊本·哈尔敦描述的周期性不稳定，封锁大草原和沙漠的入侵道路，促进欧洲和中国模式的王朝国家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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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伊斯兰教不合适担当国家宗教的角色，那么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伊斯兰的神学，以及埃及、伊朗和肥沃的新月带统治者的文化抱负，促进了伊斯兰文学、艺术（尤其是建筑）、科学和哲学的高度繁荣。伊斯兰教的世界主义的个人主义及其法律传统的广泛传播也偏爱远程商业经济的增长——1400年前伊斯兰世界的显著特点。穆斯林商人是世界贸易的中间人。在阿曼（Oman）、霍尔木兹（Hormuz）、巴林（Bahrein）、亚丁（Aden）和吉达（Jeddah）的阿拉伯航海家，开辟了到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Gujarat）、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国南方广东的商路。[44]穆斯林在商业体制方面是先驱：商业信贷或像公司（commenda）的合伙形式需要的法律手段，商人们通过它以利润分成借用资金。他们贸易的巨大触角帮助近东的港口城市成为高档纺织品和金属商品的制造业中心，以及消费、信息和知识的大中心。14世纪，开罗有着60万人——比西欧任何城市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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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年后，数不清的迹象表明，前两个世纪的商业活力开始衰退。伊斯兰圈中最富裕的经济体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帝国，受到帖木儿入侵的严重破坏，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被洗劫。[45]紧接着黑死病使人口急剧下降。威尼斯商人紧紧抓住东地中海的海上贸易。欧洲纺织品开始取代当地棉布。[46]黄金短缺加剧了商业衰退的窘况。但是，从这些经济变化迹象得出结论，说伊斯兰世界将要把骄傲之地让给混乱的欧洲过于草率。对那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来说，欧洲贸易无足轻重。其巨大的地理规模使欧亚大陆的远西相形见绌。其商人是皈依的杰出代理人。在马六甲（到1425年伊斯兰化）的新企业帝国的基础，是伊斯兰在东南亚海洋扩展的前奏。不过，也许伊斯兰的持续动力的最惊人的证据，是奥斯曼权力在东南欧的前进运动。在中亚最有活力的土耳其公国奥斯曼国家，已经在14世纪50年代跨过达达尼尔海峡（Darsanelles）进入欧洲。1389年，独立的塞尔维亚（Serbia）在科索沃（Kosovo）被摧毁；1394年，保加利亚（Bulgaria）落入奥斯曼之手。在尼古博鲁斯（Nicopolis）之役中，一支想要成为十字军的泛欧军队被击溃。奥斯曼的权力有足够的韧性，能在1402年帖木儿败绩中生存下来。1453年奥斯曼占领君士坦丁堡标志着新王朝国家的巩固，其军事上比欧洲人迄今为止在东方面临的都更令人畏惧。1481年征服者穆罕默德去世，整个巴尔干半岛、贝尔格莱德（Belgrade）以南和多瑙河河口都在奥斯曼统治下。“火药时代”似乎表示伊斯兰猛烈扩张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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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400年，伊斯兰社会仍是欧亚大陆最有生机和最有扩张性的元素。但是中国的财富和力量卓尔不凡。尽管受周期性的王朝起义和外部入侵的中断，但是中国展示了欧洲或伊斯兰世界无法比拟的政治和文化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一直受到严重的考验。中国也感受到了蒙古帝国主义的影响，一个蒙古王朝（元朝）统治了从1260年起的大半个世纪。蒙古入侵的毁灭性余波意味着贸易的混乱，疾病的影响（黑死病）可能把人口从1000万减少到600万，也可能从更积极的角度把元代视为以前的宋朝商业扩张的继续，向欧亚大陆中部更完全地开放中国。1370年后，在新的明朝（其缔造者是汉人，或中国当地人）统治下，中华世界的统一得到恢复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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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统一的重要因素也许能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渊源中找到。中国从西北起步的集约农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那儿的肥沃粮田特别适合精耕细作。农业殖民的持续进程带着这种“中华”文化穿越华北平原，然后到长江流域，进入南方。这里，农业的基础从干燥北方的小麦和小米变成了湿地稻米的种植。这种吸收新土地和人民进入中华世界的南向大扩展，是中华“形成”的重要阶段。它把丰产稻谷种植区域（那儿双季稻或三季稻是可能的）增加到农业经济中。它带来亚热带南方的新作物和商品，刺激了国内贸易的增长。一位当代作家宣布，“历史上的北方”从枣子和小米获利，这两样在南方从来没有过。今天，南方从香料和茶叶中享有丰厚利润，这两样在北方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北方从野兔赚钱，南方从鱼类获利。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为南方和北方共同拥有过。[47]引文来自13世纪的作家。向南扩展也鼓励了商业经济在公元900年到1300年间相对快速出现，其地理区域在空间上由水路相连。这样，专门化加速了（因为必需品能从远处带来），精细的信贷体系成长起来，纸币的使用方便了生意的扩展。在更大规模上，中国比欧亚大陆任何其他部分更早地会聚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成分。它从内部区域交流得到报偿，得到促进技术变迁的推动力。1300年前，在农业和制造业（到那时棉织品业在长江流域完全确立）的一系列革新已经广为采用，一种发明文化有助于新技术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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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非凡的增长道路，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非常不同的轨迹，塑造了中国政治及经济史。第一，在比欧亚大陆的任何其他地方更大的程度上，使中国如此富裕的商业经济需要公共当局的积极支持，主要是建设和维持水路交通。中国的交通以及对其脆弱环境的管理——有赖于水，又受到洪水威胁——需要在中央、行省和地区间官僚的非同寻常程度的合作。第二，非常明显，没有南北方的结合，推动商业经济的区域交流模式在最好的状况下会运行糟糕。那意味着王朝的长治久安，对比欧亚大陆的任何其他国家更大的土地区域施加有效控制。第三，正是华北获得了辽阔富裕的伸展到中国南海的内陆腹地，使它能迎接主要地缘政治的挑战——虽然不是一直如此。有着高度进化的农业文化的中华帝国，遭遇了在内亚大草原上火山般喷发的游牧帝国。确实，华北大部分地区危险地靠近游牧民能量的中心——它常常在大草原和“熟地”毗邻地带形成。中国皇帝的头等大事是保卫边疆，抗击游牧民闯入，因为那会破坏（物质地和政治地）其复杂的农业世界。支付抵抗内亚入侵者的劳民伤财的外部战争的资源，极大地依赖南方的食物和贸易的贡献。由此，尽管中国像欧亚大陆中部大多数地区一样，感觉到蒙古帝国主义野心的猛烈影响，但是，打击已经变弱了。大草原入侵者迅速认识到，如果他们希望利用中国农业的财富，他们得供养帝国统治机构。他们必须“汉化”，这么做会腐蚀部落忠诚，而这是其权力建立的基础。动员南方抗击外来征服者使得维持稳定成为可能。持续政府比欧亚大陆中部更为完全，那儿的突厥部落和军事奴隶是政治变化的主要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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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凝聚力并不单纯是商业上、策略上利己主义的后果。它在于杰出的“高端文化”的成就，一个古典的、文字的文明，其道德和哲学外观来源于儒家经典。也许与南北交融一样重要来塑造中华的，是文化精英中的儒家学说的确立，以及构筑一个帝国官僚政治的科举考试。一旦儒家学识和文字技巧（为科举考试要求撰写“八股文”）成为进入帝国官僚队伍的敲门砖，它们就在中华大地受到士大夫的热爱。有文学理想（以及官僚政治的抱负）的各省士绅学子对儒家学说的选择，是中国从一个半封建社会——权力由大地主行使——转变到一个农业帝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使之可能的是一个帝国体制，这个体制极少依赖于帝国中央的强制权力（这在如此巨大的一个国家里是一个不便的昂贵的选项），更多依赖于地方精英对帝国思想的文化上的忠诚，他们自己的声誉现在与帝国紧紧地捆在一起。作为一个在极大范围施行有效权力的准则，它令人惊讶地精巧和惊人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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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给人深刻印象的巨大规模、其城市的财富、其技师和手艺人的技巧、其消费品的质量（如丝、茶和瓷器）、其艺术和文化的精美以及儒家学说的思想感染力，在东亚和东南亚广受赞誉几乎一点都不奇怪。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直到公元939年的1000多年，它有一部分被当作中国的一个省统治），中国被当作文化成就和政治秩序的模范。中国商人也发展了广泛的贸易，把他们的商品带到东南亚。[48]中国船员的航海业和航行技术——包括首先使用磁铁指南针——堪与阿拉伯或欧洲的对手相比，若不是优于他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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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400年，对任何消息灵通的观察员来说，中国在旧大陆的杰出地位似乎不仅安全，而且可能变得更强。在明朝统治下，中国的附属于蒙古人及其横贯欧亚大陆的帝国野心决定性地破产了。明朝政府加强了皇帝对行省官僚的权威，在皇宫里用宦官来增强皇帝对抗士大夫官僚的阴谋诡计（以及保护其妃子的贞操），做出巨大努力来改善农业经济及水路系统。由此，在1405—1431年间，皇帝派遣宦官郑和大将军，进行七次到印度洋的惊人航海活动，来显示中国的海上力量。带着一支2000多人的威风凛凛的船队，郑和缓缓地航行，远到红海的吉达（Jeddah）和东非沿海，斯里兰卡（Sri Lanka）感受到中国人的存在，其不听话的统治者被带到北京。在欧洲人获得需要的航海诀窍发现进入南大西洋（及回来）的方法以前，中国做出姿态来显示其在东方海洋中的海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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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耀眼的未来并没有成为现实。反之，15世纪早期将表明，尽管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它达到了海洋抱负的极限。直到清朝在18世纪中叶征服内亚，在东亚圈外并没有进展。在15世纪20年代突然放弃郑和的海洋冒险（1432年远航是一次事后想起的航行），标志着部分困境。明朝已经把蒙古驱逐出去，但不能消除他们造成的威胁。他们被迫贡献越来越多的资源到北部边疆——一份地理策略重负，其可见的部分是完成所谓的长城的欲望。背弃海上未来可能是对他们的士大夫官僚的让步（他们不喜欢宦官势力），但也是屈服于财政上的限制，屈服于王朝生存的至高无上的优先权。明朝的决定也许反映了一种更深的约束。明朝的原则是猛烈地拒绝蒙古元朝施加的内亚影响。它团结中华抵抗文化上的外来人，它确立中国文化的独占性。一个汉人和非汉人的“大中华”是与明朝的儒家君主梦想相抵触的。无限期防卫的宏大策略带来了文化封闭的逻辑结果。[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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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有着更进一步的变化，其影响还没有当代观察员能完全把握。中国历史的最大谜团是，为什么创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富庶商业经济的异常动力在1400年后似乎流走了？市场经济所需的中国在技术独创性和社会革新上的领导地位失去了。并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加速走向并经历了工业革命。人们一直在激烈地讨论中国的经济轨迹问题。但是30多年前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提出的假说还没有被推翻。[50]埃尔文强调，中国在宋代取得了“中世纪经济革命”进步，但是他强烈主张当中国从明朝初年的经济衰退中（部分是大瘟疫的产品）恢复时，一种技术停滞形式已经开始。生产更多的产品，耕种更多土地，人口增长。但是早期的技术和组织革新背后的推动力消失了，并没有恢复。中国是量而非质的增长。埃尔文认为，部分理由是我们早已注意到的，即中国转向内陆；随着明朝放弃海洋，中国的外部接触减少。思想上，从对自然世界的系统调查转移开。并且从某方面说，这是耗竭新鲜土地的储备的事，以至于在满足生存需要后，越来越少的土地用在工业作物种植上（如棉花）。一股微妙的势力也在起作用。中国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正是其前工业经济的效率挫败了生产技术（甚至在19世纪，巨大的水路网使铁路似乎是多余的）的任何激进变革。本来可能推动其前进的地方性的短缺、瓶颈和障碍，可以从其他地区的资源得到解决，把中国巨大的内地市场联结起来。前工业中国达到了一种“高水平均衡”，一种经济成功的稳定水平。其不幸是没有刺激力来攀登得更高：高水平均衡成为一个陷阱。[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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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预测得太多。它在任何人注意到以前还有3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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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伊本·哈尔敦，参见Y.Lacoste，Ibn Khaldun (Paris，1969);Encylopaedia of Islam (Leiden，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