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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14 在这个经济缓慢增长的漫长岁月里，要数北欧的海洋国家位置最好，增进其繁荣。廉价海上运输有助于使专业化和提高效率成为可能。[22]获得广泛多样的贸易商品，包括殖民地商品，让这些国家稠密的贸易网络的利益最大化——商品便捷交易和具有最大目的地数量的票据信用。结果，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是这些优势集中所在地的大型港口城市的崛起——伦敦、汉堡（Hamburg）和阿姆斯特丹（Armsterdam）。在1660—1690年期间，英国的商船队规模增长了2倍。[23]总体上，随着大城市——首都和大港口——以更小城市为代价而扩展，城市化加速。正是在新财富和新生活方式成长起来的地方，消费模式变化最快，对进口食物、药品、饮料、纺织品和日用品最为热衷。[24]也正是在这里，社会生活、劳工和休闲的商业化最为明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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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16 部分由于这些原因，把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变化视为一群商业的、海洋国家崛起而构成一个被欧洲和殖民地的“边缘”环绕的先进“中心”是颇为诱人的，权力、财富和技术专门知识的不同日益塑造了“边缘”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在“中心”国家之中，为商业和帝国的完全霸权正进行着进一步的斗争。[26]然而，尽管“海军强国”更成功地应付了这个时期的经济状况，但是，它们的力量和重要性不应该被后见之明夸大。它们的许多海外商业活动是有风险的和无利可图的，[27]如同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 Company）、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和荷兰西印度和东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and East India Company）所揭示的灾难一样。[28]欧洲外的商业竞争，以及堡垒、护航和重商主义规章相伴随的基础设施，加重了它们巨大的、有时是毁灭性的交易成本。[29]远程商业活动和军事行动是危险的，并且常常是无效的：尽管有海洋和财政优势，但英国和荷兰都不能完全轰开西班牙的美洲体系。海洋国家的财政设施极易受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影响：迟至1745—1746年，索要英国王位的斯图亚特（Stuart）入侵，查理亲王（Bonnie Prince Charlie）在伦敦创造了一场金融恐慌。尽管它们相对老练，有着制造业、商业网络和国家干预、控制的“重商主义”思想，但西北欧的海洋经济也没有享有对大陆腹地经济的明显优势。强调欧洲内陆国家成功抵抗“海洋国家”的支配会更好。在欧亚大陆或全球经济竞争的大舞台上，尽管成功地发展跨大西洋贸易，尽管成功地在美洲的不同欧洲人中找到消费者，但是，欧洲经济的海洋部分只是太过微小，在经济和人口能力上束缚太多，以至于不会在一个前工业时代渴望全球经济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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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18 需要这种缓慢增长的欧洲经济，来支撑一个精巧的宫廷、官僚、教会和贵族的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经过17世纪初到中叶的大战和内部动荡后，该阶段后期是一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权威逐渐巩固的时期。农民起义和地区性叛乱事件减少。随着政治秩序发掘得更深，行使更有效的控制，国家开支和税负稳步上涨[30]——尤其是间接税上涨，它大部分落在穷人身上。但是，这种走向更职业化、更有系统的管辖趋势，只是以牢固的贵族权力的根本妥协的代价获得的。在法国，这意味着与外省贵族代理人网络的小心合作。®[31]在英国，贵族拥抱议会政府是建立在身份地位、年金和牺牲公众的选举腐败基础上的。在哈布斯堡君主国，贵族向君主制效忠的代价，是几个世家大族的寡头政治的统治，是国家保证把农村农奴制作为社会秩序的中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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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20 欧洲大地一个更有秩序的旧体制的逐渐出现，并不隐含着一个工整划分的统一民族国家。“德意志”仍是一个由300多个国家、大多数是巴掌大的小国的拼凑物。由现代比利时（1713年后）、北意大利、匈牙利（1683年后）、中欧和北部巴尔干的领土构成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几乎只是不同王国的松散联盟，靠不住地联合在皇帝个人名下。甚至在法国，通过婚姻、外交和征服获得的外省的整合是一场艰巨的斗争：迟至1720年，巴黎必须粉碎被经济困苦和财政负担所激怒的布列塔尼（Breton）贵族分裂主义者的阴谋。[33]危险地以共同君主为基础的不列颠群岛的统一，在1707年以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而试验性地开始，受到两次苏格兰叛乱的严峻考验，并饱受爱尔兰背叛的威胁。对欧洲远西海洋国家和东欧的“内陆帝国”来说，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边缘省份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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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22 主要旧制度国家取得的政治整合的有限度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对他们在欧洲以外世界的臣民和公民的活动，他们通常缺乏行使真正控制的途径。他们的殖民地政策是一个战场，是商人游说者、贵族圈和宫廷难分难解的较量场所：结果常常是用“有益的漠视”形式，把殖民者或商业前哨留给他们自己处置。[34]第二，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缺乏任何民族强制感意味着王朝忠诚是政治生活的唯一现实基础。实际上，王朝的特权被捍卫自由与特权的顾问机构或代表机构所削弱。但是，没有旧制度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模式能出口到其他地方，或容易转换到一个异国情调的海外环境里。每个国家（每个单元）的权利与特权的平衡，依赖于被当地利益所继承和捍卫的当地习俗和先例。这种思考方式为到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和英国移民者所采用，并有助于解释每一个尝试确认帝国中心权威所面临的困难。[35]结果，人们难以明白任何欧洲国家如何能急剧地扩大海外领土而无须危害国内稳定依仗的微妙的政治机制。不奇怪的老生常谈是，政治评论员强调保留领土紧凑的重要性，以便皇家特权与贵族的、商业的、宗教的、市政的和地区特权间的平衡不会变得完全失控。[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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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24 确实，尽管它代表了一种惊人的欧洲范围的扩张，但是美洲也提供了旧体制国家扩张极限的证据。在英属和西属美洲，帝国扩张的代价是事实上的殖民地自治。[37]当一个富裕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在1676年领导反抗总督的起义（谴责他对帕门基人[Pamunkey people]过于软弱）并烧毁詹姆斯顿（Jamestown）的殖民地首都时，伦敦几乎无计可施。也许幸运的是，培根在建立起反叛体制前就死于“痢疾”（Bloody flux）。[38]对他们而言，国内的帝国政府表现为普遍不愿意派遣稀缺的军事和海军资源来保卫或扩展殖民地占领，殖民地领导人得与众多的喧嚷着吸引君主和大臣注意的国内院外游说团、派系和利益集团相竞争（带着距离带来的所有不利因素）。当然，如果伦敦、巴黎和马德里的政府深为关注保卫海外贸易带来的财富的话，那么便愿意使用武力来阻止敌对国家的干扰：这类紧张导致了1739年的詹金斯之耳战争（War of Jenkin’s Ear），一场加勒比的海岸巡逻队虐待一个英国远洋船长的漫长争端引发的战争。但是，他们通常几乎没有把领土扩张置于宏观策略中心的意向，[39]可能把他们的殖民地更多地视为其恩赐制度的便利扩展，而不是视为对民族力量的一份贡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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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26 尽管有这些理由，旧制度欧洲国家对大胆地向欧洲以外世界征服的推进，在政治上是装备不良的。除了俄罗斯的显著例外，他们的贵族几乎没有承受领土征服重任的动机。不过，有时人们认为，欧洲国家制度的竞争性和分化成多国和敌对大国的多元本质，成为战争的温床，必然扩展到世界的其他部分，并引起军事战术和组织的进步——所以欧洲获得了支配几乎除他们自己外的世界的动机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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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28 旧制度欧洲当然在陆军与海军上花费甚巨，在18世纪的欧洲君主国家，战争的开支占了约54%的公共开支。[41]1660年后，欧洲军队规模急剧扩大。[42]法国军队在17世纪90年代达到了约40万人的顶点。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1702—1713）期间，英国和荷兰（有着少得多的人口）豢养了一支达10万人的大军。随着统一制服、操练和一支常规军官部队的引入，军事组织也变得日益职业化。[43]经常性的战斗和广泛使用外国人做军官和普通士兵，有助于新技术在全欧洲的迅速散播。但是，在18世纪50年代前，甚至此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战争技能的早熟发展，赋予欧洲在世界大多数其他地方的显著优势。这有几种理由。欧洲军队已经发展成高度专业化的机器来相互打仗——但不是与“策略思想”完全不同的军事力量打仗。这在18世纪50年代的英国军队与美洲土著的遭遇中特别明显。[44]当英军在布雷多克（Braddock）将军（是棋盘上而非实战老手）领导下齐步进入森林，在现代匹茨堡附近打仗时，他们密集的队列和鲜艳的制服（在欧洲战斗中秩序与纪律的秘密）变成了他们的死亡令。欧洲冲突的围城和谋略战争特征，在地缘政治状况相当不同的其他地方不能复制——即使有可能调动了所需要的人数。欧洲风格的战争逐渐依赖于精细的供应基础设施，缺少供应便迅速陷于停顿。甚至在欧洲大陆，欧洲军队在像多瑙河流域（Danubia）[45]或黑海北面的庞蒂克大草原（Pontic Stepples）的边缘地带表现不佳。[46]热带疾病的恐怖影响也非微不足道，它比任何军事抵抗更有效地摧毁了欧洲海外军队。1742年，当英国人派遣一支探险队到西属加勒比占领卡塔赫纳（Cartagena），不久，超过3/4的部队失去了战斗力。“一种肝胆热病……猛烈肆虐”，一位由海军外科医生转而成为作家的托拜厄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写道：“那3/4患病的人死于悲惨的方式；由于高度腐烂化脓，他们的皮肤变成了烟灰色。”[47]甚至海军力量也屈从于某些同样的局限。海军舰队是极度昂贵的资本装备物品，在恶劣状况下其价值迅速降低。海军战争也为谨慎与谋略所支配。海上航行的风险很高，彻底的失败也许意味着入侵或商船队的毁灭。由此，海军舰队通常紧靠家门。自1550年起加勒比航行的危险状况一直为人所知，甚至偶尔到那儿的短暂访问也冒着气候不宜和传染病的极度风险，而北方季风在10月开始后，对飓风或逆风的担心使得在印度沿海的逗留危机四伏。[48]当然，与他们欧洲以外世界的对手相比，欧洲军舰在武器和装备方面通常享有显著优势，有时在速度和操作方面也是。但是它们很少被大批使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内陆帝国或陆地国家大体上免受海军骚扰，而海上骚扰在欧洲战争中起着如此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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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0 所有这些限制了欧洲冲突溢出到尚未被殖民地化的世界区域的程度。实际上，欧洲的国际政治通常太过内向，对欧亚大陆其他部分不能产生多大威胁。既然欧洲外交是由两个猛烈地相互攻讦的生机勃勃的力量所支配，它们也是强制性地不稳定的。第一是维持欧洲国家体系中的无数不平等成员国之间大致均衡的斗争。[49]第二是王朝要素——一种王朝野心与出身和个性偶然因素的不可预料的混合物。有争议的王朝权利解除了1702—1713年间大规模战争的束缚，随后爆发了俄罗斯和瑞典间的北方大战（Great Northern War，1700—1721），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占领奥地利西里西亚（Silesia）激起了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1740—1748）。并且，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王朝政治的混乱为欧洲主要大国构建保守的外交“体系”（直到17世纪80年代是西班牙的“体系”，随后是法国的“体系”）的倾向所抵消，[50]任何确立的模式不断受到大的不稳定区域事件的威胁：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帝国；东南欧的边疆土地；无政府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在17世纪晚期）动荡的不列颠岛屿。但是均势时代的重要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强大到能完全支配其他国家，或安然避开其欧洲对手的挑战，进行海外征服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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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2 这种地方性动荡的成本不菲，它引起的战争心态代价高昂。不管战争可能有什么技术上和商业上的刺激，但是毁灭性的影响、稀缺资源的挥霍及经济不稳很可能更重要——在前现代状况下，经济不稳对投资和企业早就是一个巨大障碍。[51]欧洲的竞争也有益于欧洲以外世界的优势：跨阿巴拉契亚山内陆的美洲土著；也许最重要的是奥斯曼人，他们娴熟地利用欧洲人的冲突，直到18世纪60年代保卫他们的帝国边疆。正是调军对付路易十四（Louis XIV）的紧迫需要，迫使了哈布斯堡皇帝在1699年与苏丹缔结《卡洛维茨和约》（Peace of Carlowitz）。西方的技术上的和商业上的专门知识，被其侵略和竞争大多用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实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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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4 对欧洲能力和野心的这些限制，显著地反映在欧洲的思想及其更广泛的文化中。大多数同时代人在欧洲与美洲的关系、欧洲与非洲和亚洲——其余已知世界的关系之间画出了一条根本的界线。即使一股科学思潮把这“新”大陆视为一个严酷恶劣的环境，人类的体质会表现强烈的退化倾向，但是美洲对欧洲人的想象力有着巨大的魅力。[52]使欧洲人激动不已的是，他们坚信有权利和手段用欧洲的想象“制造”或重塑美洲，甚至作为一个旧大陆的改善版。这种思想的帝国主义部分源于欧洲统治确立的轻而易举，以及当地人崩溃的完全彻底。但是，它也建立在约翰·洛克（John Rocke）出色表达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思想上。洛克争辩道，正是美洲印第安人没有发展出欧洲人能够辨识的财产体系，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土地攫取提供了正当理由。[53]但是，尽管洛克显然把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可憎的专制国家，并期待被征服的基督教徒的反叛，但他对欧洲征服和占领亚非的任何权利并没有展示任何类似的言之凿凿——即使这是有办法的。这里，作为那时博览地理和旅行群书的作家，[54]洛克也许反映了关于奥斯曼、萨非、莫卧儿和中华帝国的最有影响力的同时代著作的恭敬腔调。雷考特（Rycaut）、德·夏凡纳（de Chavannes）、贝尼耶（Bernier）和杜赫德（Du Halde）描述了欧洲可能不喜欢或甚至鄙视的国家和文明；但是，他们几乎没有证明欧洲的征服在道德上是正当的，更不用说实际上是可行的了。耶稣会（Jesuits）实际垄断了关于中国人的信息资源，传达了由士大夫官僚主持的井然有序的优良体制的形象。[55]18世纪的批评家把萨非伊朗和清朝中国树立为一面镜子，来暴露欧洲的偏执、黩武和恶政。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波斯人信札》（1721年）中表达过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流行的异议——帝国就像树木的枝丫，从树干逐渐消耗其所有的力量[56]——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高效强大的专制主义国家，其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浑然一体，以至于外在势力（包括基督教）无法成功渗透。[57]确实，孟德斯鸠的许多争论体现了那种有影响力的观点，即地形和气候对社会和政治秩序有决定性影响——一种含蓄地强调欧洲闯入非欧洲世界的危险与不自然的教条。他认为，“那些在［美洲］站稳的人，并不遵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气候的习惯方式；他们被迫从母国获得所有的生活便利”。[58]其他人说得更简单。1773年，牙买加的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写道：“在这种气候中的邪恶是与生俱来的。”[59]同时，早期文艺复兴的普遍基督教文化可能性的乐观主义信念，很久以前就被对宗教和文明多样性的强调所取代。[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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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6 内陆帝国主义：从莫斯科公国到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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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8 由此，这个时期西欧的主要成就是他们的欧-美海洋经济的充分发展。但是，欧洲的扩张有着两面性：面向海洋和面向大陆。在17世纪20年代到18世纪40年代期间，欧洲人的最富有生机的陆上扩张是沿着俄罗斯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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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40 在欧洲扩张的全部历史中，俄罗斯的作用一直充满争议。对19世纪晚期的像索洛维约夫（Solov’ev）和克柳切夫斯基（Kliuchevskii）[61]那样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来说，整个俄罗斯的历史是与其殖民努力联系在一起的，与成为中欧或西欧列强对等大帝国的英勇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对许多西欧观察家来说，俄罗斯常常似乎是一个半野蛮的“亚洲”国家，“西化”的薄薄外饰难以掩饰沙皇专制政治的东方根基，完全没能隐藏农村生活的落后状态。[62]在更近的时代，在欧洲的世界统治的计划中，俄罗斯一直起着含糊不清的作用。“现代世界体系”起源的一个重要评论认为，在17—18世纪，俄罗斯从一个自主的经济区变成欧洲资本主义的“半边缘”的组成部分：被欧洲“中心”支配驱使的合作者、工具和牺牲品，并且最终（1917年以后）起而反抗。[63]称俄罗斯为一个“半边缘国家”，有效突出了沿着西方路线的非常局部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突出了其持久稳固的差异感，突出了在“西方派”和“现代化派”为一方与斯拉夫派（Slavophiles）和乡村运动的社会主义者（narodniks，民粹派［populists］）的“旧信仰者”为另一方间的独特斗争，民粹派不时地谴责俄罗斯屈从于一种异国（西方的）文化。但是，它也把人深深地引入歧途。不论其“现代化”多么片面，但俄罗斯总是——也许1700年以后，确实从1862年以后——能够成为组成争吵不休的大陆事务管理委员会的欧洲五六个大国的一员。它仅次于英国，成为在亚洲的第二大帝国主义势力，一个庞大的殖民主义者。其官方文化宣扬着与英国或法国一样强烈的帝国文明使命感——英法也有不同政见的运动，拒绝侵略的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现代性信息。毕竟，毫无疑问，在西方海洋国家确保19世纪欧洲的优势方面，帝国主义的俄罗斯起着重要作用：帮助包围伊斯兰领土，削弱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结构，并帮助拆除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旧世界秩序。作为欧洲在亚洲扩张的陆地先锋，到1900年，在创建“现代世界体系”中，俄罗斯的作用堪称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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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42 有着进一步的理由来抵挡这种世界历史观，它把俄罗斯归入次要角色，作为在欧洲“中心”首都策划的资本主义世界主宰的半代理人和半牺牲品角色。欧洲——甚至作为相对于必须包括奥斯曼巴尔干“地理欧洲”的“政治欧洲”——在任何时期都不能被降低到资本主义“顶尖大国”及它们的依附“边缘”和“半边缘”的等级制度中。欧洲几乎总是文化相似国家的一个松散编织的“联盟”，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经济力量只是几个重要变量中的一个。宗教联系、王朝忠诚、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与经济力量不可预料地相互影响，保证某些政治和文化单元的生存，保证其他单元的合并或消失。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国家模式，它们的竞争和冲突并不仅仅受到做“顶尖国家”或主导“中心”的冲动所驱使，而且受到其王朝的、宗教的、策略的和领土的以及商业的、利益的周期性（也许地方性的）不相容所驱使。事实反复证明这种差异太过深刻，以至于不能被逼入大陆同质性——甚至天才的拿破仑（Napoleon）也不行。时不时地，它成为欧洲在欧洲以外世界的集体影响的有力抑制。也许，最终，影响欧洲以外世界的最持久的一股欧洲内部冲突，是在内陆大帝国主义及其海上对手之间的冲突。由此，俄罗斯不仅具体化了欧洲在欧亚大陆的优势，而且在关键时刻用关键的方式破坏了欧洲可能的世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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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44 承认欧洲的多样性，意味着拒绝这种观点：俄罗斯是（如某些欧洲人和俄罗斯人一直相信的）一个单独的、独特的和相异的文明——某种原欧洲社会（proto-European Community），因而“真正的”欧洲成为北意大利、法国、西德、低地国家和英国。实际上，像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一样，中世纪晚期的俄罗斯一直是基督教欧洲的重要文化省份。与西班牙一样，16世纪的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化进程。与西班牙君主一样，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为了个人或王朝的利益，而急于把征服的猎物抓在自己手里。然而，它们之间有着重要差异。第一，俄罗斯的宗教特色和俄国东正教对天主教的极度厌恶，意味着联结西班牙与其他天主教欧洲的互利重要渠道在俄罗斯几乎没用：在那儿，欧洲天主教思想直到17世纪晚期才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力量。[64]第二，俄国的殖民化没有产生那种资助西班牙哈布斯堡雄心的耀眼财富。然而，商业隔绝确实意味着，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下游的殖民地收获物，不容易被欧洲海洋国家侵吞或渗透。沙皇也更容易把帝国的商人和领土利润紧紧抓在手里。文化和商业的相对孤立强化了俄国扩张道路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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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46 17—18世纪扩张的规模巨大。据一份估计，俄罗斯的领土面积从1600年的210万平方英里（约543.9万平方公里）增长到一个世纪后的590万平方英里（约1528.1万平方公里）左右。[65]到1600年，在乌拉尔（Urals）外站住脚跟后，俄罗斯的皮毛商控制了水路，到1620年转运到叶尼塞河（Yenisei）流域，在随后的10年里抵达勒拿河（Lena）。1639年，他们的推进前哨到达了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和太平洋。[66]同时，1643年，其他商人抵达了贝加尔湖（Lake Baihal，在1643年“发现”）和黑龙江以外的区域。黑龙江流经满洲注入黄海，俄国人抵达那儿，与满洲征服中国相吻合。在40年里，俄国人对北亚产生了一连串的影响。但是它们几乎仅仅是一个脆弱的贸易通道网。即使在西伯利亚西部，俄国的占领局限于北部森林：大草原仍是吉尔吉斯（Kirghiz）牧民的地盘。定居者需要俄国的食物供应，封闭在他们的堡垒里，其人口扩展得非常缓慢，直到17世纪60年代加强的军事占领，才使开阔平原逐渐殖民化成为可能。即使如此，迟至1760年，俄国西伯利亚的男性人口总计不超过40万。[67]更向南是类似的故事：俄国地主和农奴从旧的或耗竭的土地向东迁移，逐渐占领莽莽大草原。1725年奥伦堡（Orenburg）的奠基标志着这个军事殖民进程的重要阶段。[68]随着动用大量人力构筑的防御工事阻断牧民的贸易和掠夺的通道，大草原的老社会逐渐被窒息。即使如此，在俄罗斯方面，交通糟糕和人力短缺使得农村定居点的发展异常缓慢。在欧洲的内亚边疆，与直到18世纪50年代的北美大陆一样，人口扩展似乎蹒跚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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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48 对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9—1725）及其沙皇祖先而言，战略性大问题在于西部和北部人口稀少的乌克兰（Ukraine，“边境”）。在1598年到1613年期间的艰难时世（Times of Troubles）里的一次亲密接触中，波兰-立陶宛大共同体威胁着压垮莫斯科公国。1613年以后，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沙皇既面临波兰的领土竞争，又面临瑞典铜王国产生的新威胁，瑞典现在已经开拓了一个辽阔的波罗的海帝国。同波兰人（Poles）一样，瑞典的崛起威胁着把俄罗斯公国驱逐出欧洲，摧毁其“重新统一”俄罗斯人民的权利，并且在与贪得无厌的哥萨克（Cossack）的投机取巧的结盟中，根除了莫斯科公国在乌克兰的影响。彼得的伟大成就是要摧毁这种瑞典帝国主义。他占领了富庶的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Estland），这是一个重要的粮仓，是帝国新首都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一个战略防御前哨，俄国于1716年迁都到圣彼得堡。北方大战（Great Northern War）结束时签订的《尼斯塔德和约》（Treaty of Nystad，1721年），标志着俄国决定性地进入欧洲大国的行列，消除了瑞典和波兰竞争的严重威胁。彼得自己放弃了“莫斯科公国”的旧称，采用了“俄罗斯帝国”的华丽称号。在杜马的一次演说中，他宣称俄罗斯“已经加入了政治民族共同体”。[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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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0 在乌克兰的胜利对俄罗斯东向帝国主义特别重要。在1654年的《佩列斯拉夫尔条约》（Treaty of Pereslavl）签订后，沙皇享有与自治的“哥萨克领地”（Hetmanate）——位于波兰控制区边境外的半殖民区的乌克兰部分领土——的特殊关系。在哥萨克领地突然出现的拥有土地阶级——贵族（starshyna）阶级，担心波兰的进一步扩张，忧虑向南的动荡的哥萨克边疆，把莫斯科公国作为最有前途的社会秩序的模范。[70]面对剧烈分化的精英，像颇有魅力的哥萨克首领马日帕（Mazeppa）的乌克兰领导人，致力于通过与奥斯曼人、波兰人或瑞典人结盟来维持其自治地位注定是一件冒险之事。彼得对马日帕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Battle of Poltava）中重创瑞典国王查理十二（Charles XII），标志着把乌克兰东部有效地吸收进帝国体系。它为殖民贵族提供了新鲜的土地，以及（在哥萨克人口中）有用的军事人力储备。作为俄罗斯向欧亚大陆帝国推进的一个阶段，获得乌克兰等于打开了通向黑海的道路，堪比英国在1757年后征服孟加拉（Ben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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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2 什么隐藏在庞大的帝国主义崛起背后？这个帝国主义现在已经在欧洲东翼创造了一个领土扩张的强大发动机——正如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提心吊胆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北方的土耳其人”？俄国的扩大受到罗曼诺夫沙皇的担忧与野心的推动，他们娴熟地利用了对入侵的恐惧，利用了东正教会和贵族官僚中的混乱。1650年以后，沙皇体制增强了对教会和贵族的控制，废除了东正教的统治地位。根据欧洲模式和彼得“职官表”（Table of Ranks）（它正式规定了贵族地位与军事、官职等级的关联）的新常备军强调了君主的权力与权利。领土扩张和经济增长被成功地应用于中央集权。贵族的顺从部分是受到获得征服区的土地前景的保障，这是许多贵族财富的源泉，也是俄国乌克兰的哥萨克长期不满的一个原因。通过哥斯特（gosto）或官方商人，沙皇也控制和利用了内外贸易的有利可图的部分，包括食盐贸易，[71]同时彼得也建设了国家工厂和兵工厂来供应军队。最后，领土获得使帝国的可征税资源增长，使彼得财政收入增长3倍，而爱沙尼亚和乌克兰并入莫斯科公国，则使生产能力几乎翻番。[72]由此，与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征服一样，俄国的扩张自足有余，而且为征服的横财所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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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4 即使如此，这只能是部分答案。17世纪的莫斯科公国也接受了欧洲其他地方的文化和思想影响。彼得在荷兰造船厂著名的隐姓埋名之旅，也是被早先沙皇采用欧洲大君主国官僚政治与外交方法的热情所促发的。俄国的统治者和教会从中欧的巴洛克式艺术和建筑汲取华丽的灵性思想，使它们适应本地传统。[73]东正教对天主教影响的担忧也引起了对希腊和拜占庭礼拜仪式的新兴趣，鼓励礼拜的更精致更严格控制形式。正是17世纪50—60年代的“俄国改革”（俄国逐步接受西方的启蒙思想——译者注），激起了与旧信仰者的分裂。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在于赋予崛起的俄国（相对于老莫斯科公国）文化声誉、文学资源和思想复杂性，来保持爱沙尼亚的德意志男爵、乌克兰的半波兰化贵族以及自己贵族的忠诚。另外的选择——退回到农村公社和习惯崇拜（旧信仰者的标志）的古俄罗斯传统——是与领土扩张、其他文化的吸收以及欧洲大国权利不相容的，对上面这些来说，存在着巨大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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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6 最后，与以前的沙皇一样，彼得大帝明白，沙皇政权的生存依赖欧洲国家体系的成员资格，依赖能用来保护的外交手段——犹如他同丹麦反对瑞典的有用的联盟。被波兰或瑞典逐出“政治欧洲”会是一场大灾难。这种担忧是强烈期盼采用西欧的行政、技术甚至男式服装的初衷：在地缘政治生存斗争中胜过欧洲邻邦。彼得的“象征性改革”意为给俄国带来政治改革极度紧迫的推动力。在1698年的欧洲之旅后，他强行禁止蓄胡须，亲自剪掉了贵族头面人物的大胡子。俄国的传统服装——宽松的长袍或土耳其长袍——也被禁止，强制推行“德国服装”。他指示宫廷侍女采用他在旅途中欣赏到的袒胸露背的衣服，尽管把女性牙齿涂黑的老习惯似乎比旧式女装的朴素存在得更长久一些。即使死了，彼得也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他躺在棺材里，按西方的风格，身穿深红色上衣，脚穿靴子和靴刺，胸前佩戴奖章，腰间佩带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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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8 彼得有着组织者和战略家的伟大天才，但他也得益于波兰政治体系的没有条理，得益于瑞典1700年左右资源的耗尽，得益于奥斯曼不愿在关键时刻介入反对他。B.H.Sumner，Peter the Great and the Emergence of Russia (London，1951)，pp.55,72.确实，支持俄国扩张的动力并不能在任何单一因素中找到，而是在1613年以后的岁月里有利境况的惊人组合中找到：社会秩序的巩固，其严酷的纪律反映了“军营”精神；[74]其对欧洲其他地方的文化创新的接受性；俄国处于欧洲与中东的进出口贸易中心之间的有利角色；[75]其开放的陆地边疆帮助了扩张和满足了贵族权力的崛起；其在“大草原外交”中的中心作用；以及地理战略财富，它在1710年以后把欧洲对手排除在黑海以北的整个欧亚大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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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60 东亚恢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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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62 在西方看来，东亚史的最惊人特征是，在震撼了17世纪上半叶的动乱后退回到隔绝状态。在中国和日本，新政治秩序的确立导致了对内寻找政治巩固和文化巩固，导致了对外有意缩减外交和商业接触。乍看起来，东亚与欧洲之间显示了鲜明的对照，东亚在仇外外交的政治屏障背后是进入文化停滞和经济衰退，而欧洲则是文化开放、生机勃勃的海外贸易和竞争政治。人们容易得出结论，说1620年以后的漫长经济衰落对欧洲扩张的抑制只是一个“满载暂停”，它隐藏了在富有活力的西方和停滞不前的东方间扩大的差距，东方陷在其保守主义和内向性的困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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