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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0 所有这些限制了欧洲冲突溢出到尚未被殖民地化的世界区域的程度。实际上，欧洲的国际政治通常太过内向，对欧亚大陆其他部分不能产生多大威胁。既然欧洲外交是由两个猛烈地相互攻讦的生机勃勃的力量所支配，它们也是强制性地不稳定的。第一是维持欧洲国家体系中的无数不平等成员国之间大致均衡的斗争。[49]第二是王朝要素——一种王朝野心与出身和个性偶然因素的不可预料的混合物。有争议的王朝权利解除了1702—1713年间大规模战争的束缚，随后爆发了俄罗斯和瑞典间的北方大战（Great Northern War，1700—1721），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占领奥地利西里西亚（Silesia）激起了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1740—1748）。并且，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王朝政治的混乱为欧洲主要大国构建保守的外交“体系”（直到17世纪80年代是西班牙的“体系”，随后是法国的“体系”）的倾向所抵消，[50]任何确立的模式不断受到大的不稳定区域事件的威胁：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帝国；东南欧的边疆土地；无政府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在17世纪晚期）动荡的不列颠岛屿。但是均势时代的重要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强大到能完全支配其他国家，或安然避开其欧洲对手的挑战，进行海外征服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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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2 这种地方性动荡的成本不菲，它引起的战争心态代价高昂。不管战争可能有什么技术上和商业上的刺激，但是毁灭性的影响、稀缺资源的挥霍及经济不稳很可能更重要——在前现代状况下，经济不稳对投资和企业早就是一个巨大障碍。[51]欧洲的竞争也有益于欧洲以外世界的优势：跨阿巴拉契亚山内陆的美洲土著；也许最重要的是奥斯曼人，他们娴熟地利用欧洲人的冲突，直到18世纪60年代保卫他们的帝国边疆。正是调军对付路易十四（Louis XIV）的紧迫需要，迫使了哈布斯堡皇帝在1699年与苏丹缔结《卡洛维茨和约》（Peace of Carlowitz）。西方的技术上的和商业上的专门知识，被其侵略和竞争大多用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实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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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4 对欧洲能力和野心的这些限制，显著地反映在欧洲的思想及其更广泛的文化中。大多数同时代人在欧洲与美洲的关系、欧洲与非洲和亚洲——其余已知世界的关系之间画出了一条根本的界线。即使一股科学思潮把这“新”大陆视为一个严酷恶劣的环境，人类的体质会表现强烈的退化倾向，但是美洲对欧洲人的想象力有着巨大的魅力。[52]使欧洲人激动不已的是，他们坚信有权利和手段用欧洲的想象“制造”或重塑美洲，甚至作为一个旧大陆的改善版。这种思想的帝国主义部分源于欧洲统治确立的轻而易举，以及当地人崩溃的完全彻底。但是，它也建立在约翰·洛克（John Rocke）出色表达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思想上。洛克争辩道，正是美洲印第安人没有发展出欧洲人能够辨识的财产体系，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土地攫取提供了正当理由。[53]但是，尽管洛克显然把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可憎的专制国家，并期待被征服的基督教徒的反叛，但他对欧洲征服和占领亚非的任何权利并没有展示任何类似的言之凿凿——即使这是有办法的。这里，作为那时博览地理和旅行群书的作家，[54]洛克也许反映了关于奥斯曼、萨非、莫卧儿和中华帝国的最有影响力的同时代著作的恭敬腔调。雷考特（Rycaut）、德·夏凡纳（de Chavannes）、贝尼耶（Bernier）和杜赫德（Du Halde）描述了欧洲可能不喜欢或甚至鄙视的国家和文明；但是，他们几乎没有证明欧洲的征服在道德上是正当的，更不用说实际上是可行的了。耶稣会（Jesuits）实际垄断了关于中国人的信息资源，传达了由士大夫官僚主持的井然有序的优良体制的形象。[55]18世纪的批评家把萨非伊朗和清朝中国树立为一面镜子，来暴露欧洲的偏执、黩武和恶政。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波斯人信札》（1721年）中表达过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流行的异议——帝国就像树木的枝丫，从树干逐渐消耗其所有的力量[56]——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高效强大的专制主义国家，其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浑然一体，以至于外在势力（包括基督教）无法成功渗透。[57]确实，孟德斯鸠的许多争论体现了那种有影响力的观点，即地形和气候对社会和政治秩序有决定性影响——一种含蓄地强调欧洲闯入非欧洲世界的危险与不自然的教条。他认为，“那些在［美洲］站稳的人，并不遵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气候的习惯方式；他们被迫从母国获得所有的生活便利”。[58]其他人说得更简单。1773年，牙买加的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写道：“在这种气候中的邪恶是与生俱来的。”[59]同时，早期文艺复兴的普遍基督教文化可能性的乐观主义信念，很久以前就被对宗教和文明多样性的强调所取代。[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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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6 内陆帝国主义：从莫斯科公国到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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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8 由此，这个时期西欧的主要成就是他们的欧-美海洋经济的充分发展。但是，欧洲的扩张有着两面性：面向海洋和面向大陆。在17世纪20年代到18世纪40年代期间，欧洲人的最富有生机的陆上扩张是沿着俄罗斯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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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40 在欧洲扩张的全部历史中，俄罗斯的作用一直充满争议。对19世纪晚期的像索洛维约夫（Solov’ev）和克柳切夫斯基（Kliuchevskii）[61]那样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来说，整个俄罗斯的历史是与其殖民努力联系在一起的，与成为中欧或西欧列强对等大帝国的英勇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对许多西欧观察家来说，俄罗斯常常似乎是一个半野蛮的“亚洲”国家，“西化”的薄薄外饰难以掩饰沙皇专制政治的东方根基，完全没能隐藏农村生活的落后状态。[62]在更近的时代，在欧洲的世界统治的计划中，俄罗斯一直起着含糊不清的作用。“现代世界体系”起源的一个重要评论认为，在17—18世纪，俄罗斯从一个自主的经济区变成欧洲资本主义的“半边缘”的组成部分：被欧洲“中心”支配驱使的合作者、工具和牺牲品，并且最终（1917年以后）起而反抗。[63]称俄罗斯为一个“半边缘国家”，有效突出了沿着西方路线的非常局部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突出了其持久稳固的差异感，突出了在“西方派”和“现代化派”为一方与斯拉夫派（Slavophiles）和乡村运动的社会主义者（narodniks，民粹派［populists］）的“旧信仰者”为另一方间的独特斗争，民粹派不时地谴责俄罗斯屈从于一种异国（西方的）文化。但是，它也把人深深地引入歧途。不论其“现代化”多么片面，但俄罗斯总是——也许1700年以后，确实从1862年以后——能够成为组成争吵不休的大陆事务管理委员会的欧洲五六个大国的一员。它仅次于英国，成为在亚洲的第二大帝国主义势力，一个庞大的殖民主义者。其官方文化宣扬着与英国或法国一样强烈的帝国文明使命感——英法也有不同政见的运动，拒绝侵略的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现代性信息。毕竟，毫无疑问，在西方海洋国家确保19世纪欧洲的优势方面，帝国主义的俄罗斯起着重要作用：帮助包围伊斯兰领土，削弱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结构，并帮助拆除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旧世界秩序。作为欧洲在亚洲扩张的陆地先锋，到1900年，在创建“现代世界体系”中，俄罗斯的作用堪称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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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42 有着进一步的理由来抵挡这种世界历史观，它把俄罗斯归入次要角色，作为在欧洲“中心”首都策划的资本主义世界主宰的半代理人和半牺牲品角色。欧洲——甚至作为相对于必须包括奥斯曼巴尔干“地理欧洲”的“政治欧洲”——在任何时期都不能被降低到资本主义“顶尖大国”及它们的依附“边缘”和“半边缘”的等级制度中。欧洲几乎总是文化相似国家的一个松散编织的“联盟”，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经济力量只是几个重要变量中的一个。宗教联系、王朝忠诚、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与经济力量不可预料地相互影响，保证某些政治和文化单元的生存，保证其他单元的合并或消失。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国家模式，它们的竞争和冲突并不仅仅受到做“顶尖国家”或主导“中心”的冲动所驱使，而且受到其王朝的、宗教的、策略的和领土的以及商业的、利益的周期性（也许地方性的）不相容所驱使。事实反复证明这种差异太过深刻，以至于不能被逼入大陆同质性——甚至天才的拿破仑（Napoleon）也不行。时不时地，它成为欧洲在欧洲以外世界的集体影响的有力抑制。也许，最终，影响欧洲以外世界的最持久的一股欧洲内部冲突，是在内陆大帝国主义及其海上对手之间的冲突。由此，俄罗斯不仅具体化了欧洲在欧亚大陆的优势，而且在关键时刻用关键的方式破坏了欧洲可能的世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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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44 承认欧洲的多样性，意味着拒绝这种观点：俄罗斯是（如某些欧洲人和俄罗斯人一直相信的）一个单独的、独特的和相异的文明——某种原欧洲社会（proto-European Community），因而“真正的”欧洲成为北意大利、法国、西德、低地国家和英国。实际上，像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一样，中世纪晚期的俄罗斯一直是基督教欧洲的重要文化省份。与西班牙一样，16世纪的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化进程。与西班牙君主一样，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为了个人或王朝的利益，而急于把征服的猎物抓在自己手里。然而，它们之间有着重要差异。第一，俄罗斯的宗教特色和俄国东正教对天主教的极度厌恶，意味着联结西班牙与其他天主教欧洲的互利重要渠道在俄罗斯几乎没用：在那儿，欧洲天主教思想直到17世纪晚期才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力量。[64]第二，俄国的殖民化没有产生那种资助西班牙哈布斯堡雄心的耀眼财富。然而，商业隔绝确实意味着，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下游的殖民地收获物，不容易被欧洲海洋国家侵吞或渗透。沙皇也更容易把帝国的商人和领土利润紧紧抓在手里。文化和商业的相对孤立强化了俄国扩张道路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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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46 17—18世纪扩张的规模巨大。据一份估计，俄罗斯的领土面积从1600年的210万平方英里（约543.9万平方公里）增长到一个世纪后的590万平方英里（约1528.1万平方公里）左右。[65]到1600年，在乌拉尔（Urals）外站住脚跟后，俄罗斯的皮毛商控制了水路，到1620年转运到叶尼塞河（Yenisei）流域，在随后的10年里抵达勒拿河（Lena）。1639年，他们的推进前哨到达了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和太平洋。[66]同时，1643年，其他商人抵达了贝加尔湖（Lake Baihal，在1643年“发现”）和黑龙江以外的区域。黑龙江流经满洲注入黄海，俄国人抵达那儿，与满洲征服中国相吻合。在40年里，俄国人对北亚产生了一连串的影响。但是它们几乎仅仅是一个脆弱的贸易通道网。即使在西伯利亚西部，俄国的占领局限于北部森林：大草原仍是吉尔吉斯（Kirghiz）牧民的地盘。定居者需要俄国的食物供应，封闭在他们的堡垒里，其人口扩展得非常缓慢，直到17世纪60年代加强的军事占领，才使开阔平原逐渐殖民化成为可能。即使如此，迟至1760年，俄国西伯利亚的男性人口总计不超过40万。[67]更向南是类似的故事：俄国地主和农奴从旧的或耗竭的土地向东迁移，逐渐占领莽莽大草原。1725年奥伦堡（Orenburg）的奠基标志着这个军事殖民进程的重要阶段。[68]随着动用大量人力构筑的防御工事阻断牧民的贸易和掠夺的通道，大草原的老社会逐渐被窒息。即使如此，在俄罗斯方面，交通糟糕和人力短缺使得农村定居点的发展异常缓慢。在欧洲的内亚边疆，与直到18世纪50年代的北美大陆一样，人口扩展似乎蹒跚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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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48 对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9—1725）及其沙皇祖先而言，战略性大问题在于西部和北部人口稀少的乌克兰（Ukraine，“边境”）。在1598年到1613年期间的艰难时世（Times of Troubles）里的一次亲密接触中，波兰-立陶宛大共同体威胁着压垮莫斯科公国。1613年以后，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沙皇既面临波兰的领土竞争，又面临瑞典铜王国产生的新威胁，瑞典现在已经开拓了一个辽阔的波罗的海帝国。同波兰人（Poles）一样，瑞典的崛起威胁着把俄罗斯公国驱逐出欧洲，摧毁其“重新统一”俄罗斯人民的权利，并且在与贪得无厌的哥萨克（Cossack）的投机取巧的结盟中，根除了莫斯科公国在乌克兰的影响。彼得的伟大成就是要摧毁这种瑞典帝国主义。他占领了富庶的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Estland），这是一个重要的粮仓，是帝国新首都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一个战略防御前哨，俄国于1716年迁都到圣彼得堡。北方大战（Great Northern War）结束时签订的《尼斯塔德和约》（Treaty of Nystad，1721年），标志着俄国决定性地进入欧洲大国的行列，消除了瑞典和波兰竞争的严重威胁。彼得自己放弃了“莫斯科公国”的旧称，采用了“俄罗斯帝国”的华丽称号。在杜马的一次演说中，他宣称俄罗斯“已经加入了政治民族共同体”。[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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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0 在乌克兰的胜利对俄罗斯东向帝国主义特别重要。在1654年的《佩列斯拉夫尔条约》（Treaty of Pereslavl）签订后，沙皇享有与自治的“哥萨克领地”（Hetmanate）——位于波兰控制区边境外的半殖民区的乌克兰部分领土——的特殊关系。在哥萨克领地突然出现的拥有土地阶级——贵族（starshyna）阶级，担心波兰的进一步扩张，忧虑向南的动荡的哥萨克边疆，把莫斯科公国作为最有前途的社会秩序的模范。[70]面对剧烈分化的精英，像颇有魅力的哥萨克首领马日帕（Mazeppa）的乌克兰领导人，致力于通过与奥斯曼人、波兰人或瑞典人结盟来维持其自治地位注定是一件冒险之事。彼得对马日帕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Battle of Poltava）中重创瑞典国王查理十二（Charles XII），标志着把乌克兰东部有效地吸收进帝国体系。它为殖民贵族提供了新鲜的土地，以及（在哥萨克人口中）有用的军事人力储备。作为俄罗斯向欧亚大陆帝国推进的一个阶段，获得乌克兰等于打开了通向黑海的道路，堪比英国在1757年后征服孟加拉（Ben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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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2 什么隐藏在庞大的帝国主义崛起背后？这个帝国主义现在已经在欧洲东翼创造了一个领土扩张的强大发动机——正如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提心吊胆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北方的土耳其人”？俄国的扩大受到罗曼诺夫沙皇的担忧与野心的推动，他们娴熟地利用了对入侵的恐惧，利用了东正教会和贵族官僚中的混乱。1650年以后，沙皇体制增强了对教会和贵族的控制，废除了东正教的统治地位。根据欧洲模式和彼得“职官表”（Table of Ranks）（它正式规定了贵族地位与军事、官职等级的关联）的新常备军强调了君主的权力与权利。领土扩张和经济增长被成功地应用于中央集权。贵族的顺从部分是受到获得征服区的土地前景的保障，这是许多贵族财富的源泉，也是俄国乌克兰的哥萨克长期不满的一个原因。通过哥斯特（gosto）或官方商人，沙皇也控制和利用了内外贸易的有利可图的部分，包括食盐贸易，[71]同时彼得也建设了国家工厂和兵工厂来供应军队。最后，领土获得使帝国的可征税资源增长，使彼得财政收入增长3倍，而爱沙尼亚和乌克兰并入莫斯科公国，则使生产能力几乎翻番。[72]由此，与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征服一样，俄国的扩张自足有余，而且为征服的横财所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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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4 即使如此，这只能是部分答案。17世纪的莫斯科公国也接受了欧洲其他地方的文化和思想影响。彼得在荷兰造船厂著名的隐姓埋名之旅，也是被早先沙皇采用欧洲大君主国官僚政治与外交方法的热情所促发的。俄国的统治者和教会从中欧的巴洛克式艺术和建筑汲取华丽的灵性思想，使它们适应本地传统。[73]东正教对天主教影响的担忧也引起了对希腊和拜占庭礼拜仪式的新兴趣，鼓励礼拜的更精致更严格控制形式。正是17世纪50—60年代的“俄国改革”（俄国逐步接受西方的启蒙思想——译者注），激起了与旧信仰者的分裂。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在于赋予崛起的俄国（相对于老莫斯科公国）文化声誉、文学资源和思想复杂性，来保持爱沙尼亚的德意志男爵、乌克兰的半波兰化贵族以及自己贵族的忠诚。另外的选择——退回到农村公社和习惯崇拜（旧信仰者的标志）的古俄罗斯传统——是与领土扩张、其他文化的吸收以及欧洲大国权利不相容的，对上面这些来说，存在着巨大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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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6 最后，与以前的沙皇一样，彼得大帝明白，沙皇政权的生存依赖欧洲国家体系的成员资格，依赖能用来保护的外交手段——犹如他同丹麦反对瑞典的有用的联盟。被波兰或瑞典逐出“政治欧洲”会是一场大灾难。这种担忧是强烈期盼采用西欧的行政、技术甚至男式服装的初衷：在地缘政治生存斗争中胜过欧洲邻邦。彼得的“象征性改革”意为给俄国带来政治改革极度紧迫的推动力。在1698年的欧洲之旅后，他强行禁止蓄胡须，亲自剪掉了贵族头面人物的大胡子。俄国的传统服装——宽松的长袍或土耳其长袍——也被禁止，强制推行“德国服装”。他指示宫廷侍女采用他在旅途中欣赏到的袒胸露背的衣服，尽管把女性牙齿涂黑的老习惯似乎比旧式女装的朴素存在得更长久一些。即使死了，彼得也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他躺在棺材里，按西方的风格，身穿深红色上衣，脚穿靴子和靴刺，胸前佩戴奖章，腰间佩带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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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58 彼得有着组织者和战略家的伟大天才，但他也得益于波兰政治体系的没有条理，得益于瑞典1700年左右资源的耗尽，得益于奥斯曼不愿在关键时刻介入反对他。B.H.Sumner，Peter the Great and the Emergence of Russia (London，1951)，pp.55,72.确实，支持俄国扩张的动力并不能在任何单一因素中找到，而是在1613年以后的岁月里有利境况的惊人组合中找到：社会秩序的巩固，其严酷的纪律反映了“军营”精神；[74]其对欧洲其他地方的文化创新的接受性；俄国处于欧洲与中东的进出口贸易中心之间的有利角色；[75]其开放的陆地边疆帮助了扩张和满足了贵族权力的崛起；其在“大草原外交”中的中心作用；以及地理战略财富，它在1710年以后把欧洲对手排除在黑海以北的整个欧亚大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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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60 东亚恢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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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62 在西方看来，东亚史的最惊人特征是，在震撼了17世纪上半叶的动乱后退回到隔绝状态。在中国和日本，新政治秩序的确立导致了对内寻找政治巩固和文化巩固，导致了对外有意缩减外交和商业接触。乍看起来，东亚与欧洲之间显示了鲜明的对照，东亚在仇外外交的政治屏障背后是进入文化停滞和经济衰退，而欧洲则是文化开放、生机勃勃的海外贸易和竞争政治。人们容易得出结论，说1620年以后的漫长经济衰落对欧洲扩张的抑制只是一个“满载暂停”，它隐藏了在富有活力的西方和停滞不前的东方间扩大的差距，东方陷在其保守主义和内向性的困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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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64 在做出这样的判断前，我们需要仔细考察德川幕府和满洲（或清）王朝带来的巨变后果。两者都创立了持续250年左右的政治体制，两者都领导了这样一个阶段：快速的人口增长、广泛的农业拓殖、扩展的国内商业和新兴的书本的需求。我们应该质疑停滞和衰退的宏大叙述。我们也不应该急于假设，约1690年后中国非常有限地参与国际贸易，标志着融入一个欧洲“世界体系”的从属“边缘”。[76]确实，更仔细的观察可能显示，约1620年后东亚的重组，在强化东亚文明反对欧洲扩张的全部影响中起着重要作用。在1750年以后，这种欧洲扩张在欧洲以外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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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66 明朝在华北的逐渐崩溃，体现在1644年满洲人占领帝国的首都，名义上是一个新王朝的开始，正如满洲人自称的清王朝的开始。[77]不过，清帝国的真正缔造者是康熙（生于1654年，1662—1722年在位），他的长期统治对巩固清朝的统治，与阿克巴（Akbar）巩固莫卧儿人（Mughals）在印度的统治同样重要。在康熙登基时，一个稳定帝国统治的前景不妙。作为统治精英的满洲人，还没有从草原游牧社会的部落制度特征转型。[78]王朝继承的思想——对帝国统治的继续至关重要——对他们来说仍是天方夜谭。部落政治意味着对权力和势力的持续竞争，以及在主要部落和领导人之间分配（及再分配）掠夺来的财富和土地。它与儒家的帝国制度根本相左，这种制度在汉朝（前206—220）得到巩固，在明朝达到专制的顶点。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华南大部以及大部分的知识精英，仍然不肯与满洲统治者和解。正是这种状况以及他们原先依赖少数民族同盟来推翻明朝的抵抗，才迫使满洲统治者给予征服南部和西南省份的汉人将军广泛权力。确实，到17世纪70年代，这些将军中的三个——所谓“三藩”（Three Feudatories）——享有着实际上独立于北京的完全自治，并有着建立自己的王朝的诱人前景。雪上加霜的是，在内亚，满洲人面临着对他们权威的新威胁：卡尔梅克人（Kalmyks）、西藏（Tibet）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神权帝国，以及在贝加尔湖（baikal）以东以南地区的沙皇官员和俄国毛皮商。同时，在远眺中国南海的海上边疆，明朝统治的崩溃及海上贸易创造的机会，已经造成了海盗郑成功的贸易和私营状态，他似乎在难以攻克的台湾岛安然建立了基地。[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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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68 对满洲生存最直接的威胁是缺乏对华南的真正控制。预见到康熙削藩的决心，各藩在1673—1674年间公开反叛。“三藩”中最强大的吴三桂将军，轻蔑地提出与满洲人平分天下，只给清朝留下满洲与朝鲜（Korea）。[80]更真实的可能性是划长江而治，剥夺华北和帝国政府的重要粮仓，把北京政府降低到一个残缺国家的层次，战战兢兢地挣扎在内亚的侧翼地带。经过漫长的斗争，到17世纪80年代早期，康熙占了上风，部分是因为吴三桂在1678年去世（死于痢疾），[81]也许部分是因为藩王对南方的明朝忠臣和士大夫几乎没有吸引力，这些人宁要即使在满洲统治下的帝国延续性，也不要军阀统治。到1683年，康熙也成功地征服了郑成功的反叛国家，实施了20多年的清空沿海地带的政策[82]（剥夺反叛者的资源）现在能够被逆转了。同理，被严密限制的外国贸易再次放开。[83]在17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华南多多少少被平定，康熙得以转向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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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70 没有哪一个清朝皇帝会低估新的大草原挑战者重复满洲成功的第一步棋的危险：建立一个基于大草原与农业经济融合的边疆国家，而且强大到破坏少数民族的忠诚。在17世纪70年代，卡尔梅克统治者噶尔丹（Galdan）聚集起一个具有威胁的大草原帝国。他以其蒙古西面的发源地准噶尔（Dzungaria）为基地，征服了东土耳其斯坦（Turkestan）的绿洲与贸易城市。1688年，他侵入外蒙古（Outer Mongolia），端掉了到北京的交叉火力网。[84]同时，在蒙古北部边境和阿穆利亚（Amuria，满洲北部）的俄国人现身，对中国境内这些闯入者的有用联盟投下阴影。也许康熙是幸运的，这种内亚的双重挑战来得太晚了，以至于与中国内地的斗争错开了。但是，没有哪一个中国皇帝会对边境战争的身心压力有更好的准备。康熙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猎手，宣称杀死了100多只老虎、几十只熊和豹子、近百只狼。他把追逐当作战争演习，他经常远巡边疆地区寻找娱乐和访问军队，这些给了他有关冲突战场的第一手知识，以及中国胜利所需要的策略和后勤的第一手知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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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72 俄国人和满洲人最初都没有关于彼此力量或目标的多少知识。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莫斯科公国开始明白，神秘的东方君主“博格达汗”（Prince Bogdoy，指清朝皇帝——译者注）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统治者，必须像尊敬奥斯曼、伊朗或莫卧儿皇帝一样对待他。[86]俄国人一直指望满洲人会接受外交关系和贸易开放。通过在伏尔加河河口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俄国与中亚和印度的商业早已在增长。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俄国人一直与卡尔梅克人和蒙古人定期交换大使。康熙乐意回避指导中国外交关系的死板礼节，非正式地召见俄国的使节，但他也决心从东亚驱逐俄国势力。1684年，他要求蒙古人停止与俄国人的贸易，1685年，他的军队占领了雅克萨（Albazin）这个黑龙江流域的俄国前哨。俄国人回来了，1688年噶尔丹征服外蒙古，用漫长的精疲力竭的边境战争威胁着北京。但是俄国-卡尔梅克联盟没有形成。1689年，在西伯利亚东南部的尼布楚（Nerchinsk），康熙的大军包围了俄国谈判者，迫使他们声明放弃满洲北面大片土地，这是俄国扩张的一次失败，直到1860年才逆转过来。1690年，清军在战斗中用大炮打败了噶尔丹。[87]6年后，在又一场令人震惊的败绩后，噶尔丹自杀了。虽然中国对内部完全统治的最终巩固以及对新疆或东土耳其斯坦的征服，在60年左右的时间中都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康熙在东亚大陆恢复了北京的权威。这个伟大胜利及随后的雍正（1723—1735年在位）和乾隆（1736—1795年在位）两朝统治的国内成就，从长期来说对其顽强地抵抗19世纪的欧洲外交和商业需求，都是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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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74 确实，这种伟大的策略性胜利，为中国历史上特别富有生机的时代打开了道路。雍正朝完成了从满洲带来的部落体制到明朝的生龙活虎的强化版专制主义的转变。由王侯控制的满洲“八旗”军在夺取政权中起了关键作用，现在归于皇帝控制或发给退休金，从而剥夺了王公贵族的指挥权。[88]这避免了在王朝继承时发生战争的危险。一个新的更灵活的军机处（Grand Council）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Grand Secretariat）和内阁机构成为决策中心。[89]第三个创新是“密折”（palace memorial）制度，鼓励收集外省总督行为不端的秘密信息。细心更新科举考试是康熙与汉人士绅和解的组成部分，这是帝国中心、行省官僚、士大夫和县令（知县）之间的重要纽带。衙门（或官府）是帝国政府的耳目。只要士绅渴望通过儒家经典科目的科举考试获取官职，同时中国被有城墙的城市统治着，有着极度忠诚的军队，那么叛乱便不可能扩散或持久。早期的皇帝也厉行节约，减轻税负，有着大量的税收盈余，并打败、恐吓或绥靖敌人。由此，清朝皇帝找到了使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宁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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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76 这是对经济进步和文化复兴有利的环境。据某些估计，在康熙的继承人统治下的1723—1796年期间，中国人口增长了三成。可耕地大量增加，在1650—1800年期间也许增加了一倍。Adshead，China，p.253.汉族定居者开拓了南方和西南的森林地带，国家修复了毁损的河道，开挖了新河道。[90]玉米（葡萄牙人带来）和山芋（在18世纪引进到福建）等新粮食作物补充了稻米；种植像茶叶、蓝靛和蔗糖的经济作物出口，在福建和广东等沿海省份尤其普遍。长江上游的边远省份湖南的政府官吏，用劝说、税收奖励和供应种子来推广两季作物。[91]18世纪的中国见证了农奴制的终结——它是由雍正皇帝废除的[92]——及买卖土地的新自由。商业城镇的数量稳步增长。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水路运输有利于大型商业城市的增长，乡村手艺人大规模地制造棉布。上海向远至800英里（约1287千米）外的内地输出纺织品，铁制品、丝和瓷器贸易额扩大。[93]这是一个复杂的商人经济，由私人钱庄发行纸币，信用是建立在由政府特许的食盐专卖品的基础上的。中国在国际商业中的份额也许相对微不足道，但是其内部贸易也许与当时欧洲的贸易一样大，若不是更大的话。[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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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78 但是，也许清朝统治的最显著特征，是它倡导了一个特别生机勃勃的文化复兴。康熙自己喜欢与耶稣会传教士在宫廷里交谈（他们的使命在王朝动荡中仍然生存下来），他甚至学习如何弹钢琴。但是，他拒绝中国与欧洲间的定期交往的想法。“中国与西方没有共同关注的事”是其干净利落的结论。[95]欢迎像耶稣会的西方人来，但是他们得留下来并学习儒家思想：他们不能指望随心所欲来去自由。当教皇写信要他送回罗马怀疑是异端的欧洲人时，康熙拒绝了——讽刺地加上一句，他乐意砍下他们的脑袋送回，好让教皇能够看到他们已经被“改造了”。[96]教皇的反应无人知晓。康熙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文化。他和他的继承人赞助古典文献的收集与出版；康熙亲自主持了一部百科全书（康熙主持编纂过《康熙字典》和《古今图书集成》——译者注）的编纂。文化水平提高了，印刷品的数量不断增长以满足需要。[97]出版了小说、诗歌、历史、传记、地名词典、百科全书、文选和文物研究著作。这是一种上流社会的文化，宣扬儒家经典的价值观和传统：寻求社会内部及其与自然的和谐；等级制度和保持社会秩序与凝聚力的行为礼仪或规范的重要性（特别是代际间）；自我控制的需要和个人欲望的从属性。通过文献和艺术，通过对作为当地大众宗教焦点的官方“崇拜”和献祭的国家规定，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前所未有地广泛深入。[98]由此，中国的政治经济整合与日益增长的文化统一同步发展，这是在与西方的关系更紧张而后发生武力交锋前的最后时代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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