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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Ibid.，pp.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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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M.Alam，The Crisis of Empire in Mughal North India：Awadh and the Punjab 1707–1748 (Delhi，1986)，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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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W.Irvine，The Later Mughals，vol.2：1719–1739 (Calcutta，1922)，p.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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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关于莫卧儿帝国的“核心区”，见Jos Gommans，Mughal Warfare：Indian Frontiers and the Highroads to Empire 1500–1700 (London，2002)，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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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D.Ludden，Peasant History on South India (New Delhi，1989)，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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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Perlin，‘Commercial Manuf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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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关于怀特的生涯，见M.Collos.Siamese White (London，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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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Forrest，Lord Clive，vol.1，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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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G.R.G.Hamblu，‘The Emperor’s Clothes’，in S.Gordon (ed.)，Robes of Honour (New Delhi.2003)，pp.31–49，尤其是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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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出色的研究见J.J.L.Gommans，The Rise of the Indo-Alghan Empire，c.1710–1780 (Leide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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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关于格鲁吉亚的引人入胜的真知灼见，W.E.D.Allen，Russian Embassies to the Georgian Kings (1589–1605)，Hakluyt Society，2nd Series.138 (2 vols.，Cambridge，1970)，vol.1，‘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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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L.Lockhart，Nadir Shah (London，1938)，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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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Ibid.，p.268;P.Sykes，A History of Persia (3rd edn，2 vols.，London，1951)，vol.2，pp.24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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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Gommans，Indo-Afghan Empire，pp.5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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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Ibid.，p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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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R.L.Canfield，Turko-Persia in Historical Perspetive (Cambridge，1991)，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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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Lockjart，Nadir Shah，pp.21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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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Gommans，Indo-Afghan Empire，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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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The First Modern Economy，p.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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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4.欧亚大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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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期间，文化和大陆的长期均衡被欧亚大陆革命冲得无影无踪。在这些年里，欧洲国家第一次获得了对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领导权，获得了把它们的权力深入亚洲大帝国心脏地带而并不只是海洋边缘的手段。回顾这种变化，通常历史学家留下最重要的印象就是经济潜能大转型，欧洲人从这种转型获益。在技术和经济组织中的“工业革命”似乎是欧洲新力量的明显源泉。事实上，这并不是欧洲扩张的唯一或充分解释。欧亚大陆革命事实是三重革命：地缘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经济革命。它并没有导致一个普遍欧洲主导的时代。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世界优势仍是片面的、有限的，抵制的范围似乎仍然是广泛的。在亚非内陆腹地，这几乎并非什么无稽之谈。但是它为一种帝国主义秩序打开了道路，由此欧洲对全球其他地区的控制得到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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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三重革命密切联系、相互依存，每一重革命都增强了其他革命的影响，扩展了它们的幅度并增强了其力量。商业扩张加剧了欧洲海洋国家的竞争。它增强了欧洲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尤其是与印度贸易的重要性，但也使欧洲更易受到贸易意外崩溃的伤害。通过增加进口到欧洲的亚洲商品量（尤其是棉布、丝和瓷器），可能也会有助于扩展“工业的”方法，欧洲制造商为了竞争与生存，希望能仿制这种富有魅力的产品。但是欧洲的海外贸易自顾不暇。欧洲商人的优势在于他们的信贷体系，在于他们对海上商路的控制，但是在1750年前，他们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地位一点儿也不稳固。没有“工业”商品，他们的竞争地位是不牢固的。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吸引亚洲消费者，被迫用黄金或白银支付他们需要的商品，这种做法引起国内政府的不满。更糟的是，主要因为欧洲国家间的对抗，他们的一般费用（主要是舰队和堡垒）的成本高得吓人。还有，欧洲贸易的两个最大市场——印度和中国，商业的准入依赖于统治者的首肯，这些统治者或许把它当作政治危险（如在英国发生的）而选择拒绝它，或干脆限制它（中国的“洋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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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欧洲人能够逆转亚洲贸易的不平衡前，需要一场伟大的地缘政治变革。随之，机器技术扩大和深化了欧洲强制和征服的影响，机器技术使交通和纺织品生产革命化。与此类似，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的明显益处加强了文化变革的影响，这些文化变革让欧洲人对他们的道德、知识及物质优势进行猜想、解释和辩护。但是地图的制作、海岸线的绘制、民族地理数据的积累、植物的收集、历史遗迹的考察以及奇珍异玩的购买——全球性思想世界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要求获得信息和场所，使用处理所收集信息的设备，拥有做出这种努力必需的直接动机。没有“地缘政治”，这些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没有那些1760年以后英国人在印度享有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那么英国的印度知识会少得多，种类上也不同得多。如果库克被迫依赖毛里人（Maori）和土著居民的合作，或遭遇非欧洲国家的海军力量，那么他的三次太平洋之旅会进行得慢得多。这里，如在印度一样，正是地缘政治力量塑造了知识的生产以及贸易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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