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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关于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最好研究，见A.Scholch，‘Egypt for the Egyptians’：The Social-Political Crisis in Egypt，1878–1882 (London，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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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E.Al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 (Princeston，1982)，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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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参见H.Algar，Religion and State in Iran 1795–190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9)，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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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H.Algar，Mirza Malkum Kh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73) ，pp.2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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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A.K.S.Lambton，Qajar Persia (London，1987)，pp.20，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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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P.Avery，G.R.G.Hambly and C.Melville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7：From Nadir Shah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Cambridge，1991)，p.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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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Lambton，Qajar Persia，p.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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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9世纪中叶，可能有150个欧洲人住在伊朗；1890年仍然只有800人。Ibid.，p.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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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6.帝国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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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后，大欧洲的边疆如巨浪般向前推进，仿佛非西方世界的最后征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种边疆征服最明显的标记，就是快速瓜分全球那些尚未被欧洲殖民者占领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1884年后，欧洲英、法、意、葡、西、德和比利时国王（它占据了作为私人采邑的大片领土）对非洲的一连串讨价还价。欧洲除了瓜分非洲外，还对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进行了瓜分。大欧洲的征服不仅仅是领土占领，还包括国际贸易的巨大扩展、对以前被认为太冒险的和无利可图的地区资本输入量的急剧增长（从微量开始）。大欧洲的征服进程与欧洲日益上升的移民潮是一致的，这时期的欧洲移民大多数是前往北美或南美的，但也有相当数量的移民成为热带非洲和亚洲的首批定居者，还有一些移到了北亚，成为欧洲在俄罗斯的桥头堡。显然，大欧洲的征服的驱动力比早期欧洲文化使团所产生的作用更加猛烈，它成为世界物质进步、宗教和哲学真理传播的火车头。欧洲人因其物质水平、社会或宗教的发展形成的进步，被称为是独特的，他们有“人种优越”的印记。很大程度上，大欧洲早期向亚非地区的扩展，虽然路途遥远，或者还遇到抵抗，但首要的似乎是对亚非地区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在19世纪末，欧洲人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之间的“知识鸿沟”是比较大的，在非西方世界开发煤和蒸汽之前，欧洲已经进入了以电力和化学发明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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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第一个成为全球性物质、经济、文化的动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全球性动力一直是通过一整套制度、实践和传统信念的不断完善来运行的。在某种程度上简直难以相信，晚至1860—1900年，世界成为一个全球的帝国：一个领土扩至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帝国，一个没有正式全球贸易的帝国，一个拥有不平等条约和欧洲人治外法权的帝国——一个用军队和炮舰加强对欧洲以外大多数地区控制的帝国。由欧洲人发明的国际法原则，解除了被控制国家和地区的主权要求（证明国外干涉是正当的），除非这些国家或地区符合欧洲承认的“文明标准”。从经济理论和不断实践的角度看，全球帝国的形成意味着全球范围劳动力的分配。全球帝国的权力（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工业的权力。欧洲人提供（或者试图提供）制造业商品、资本投资、技术秘诀和熟练职员，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如中国和阿根廷）的角色，主要生产欧洲工业世界所需的食品、原材料和日用品等初级产品——一种经济法则就是加强自由贸易，反对地方利益和地方市场的保护。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全球帝国是一个白人的世界，因为欧洲人是自由的，至少或多或少是自由的，他们（因战争和萧条的原因）可以迁移到他们想去的地方，或者他们认为能够生存的地方。帝国的统治者（指欧洲人——译者注）移民亚非，发展了帝国的殖民地，获得并保持了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从文化理论的角度看，全球帝国也许是最具普遍深刻特征的。欧洲人确信自己，也使别人相信：非欧洲文明和文化是奇异的、迷人的、浪漫的或者美丽的，但它们没有发展前景。只有欧洲文明和欧洲文化已被证明是“道德和物质的进步”——英联邦印度政府发布的年度报告以此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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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知道欧洲统治的强权体制绝不是完善的和持久的。诞生于1890年最强大的大英帝国已经衰落。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是现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心问题之一，许多答案可以从1914—1945年的世界大危机中找到。但是我们也能够从这个时期之前找到一些线索。“全球殖民主义”是一种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构建，它飞速耸立，但根基不深。也许更多需要指出的是它保持平衡的能力依赖的是一系列不能维持稳定的条件。帝国主义的外交，如同它的经济学和意识形态一样，也包含了不能治愈的“胎里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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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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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后，人们普遍认为世界距离缩小了，部分原因是快速发展的交通和通信把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从19世纪30—40年代，欧洲和北美已经广泛采用了汽船、铁路运输和电报。到19世纪70年代，欧洲和北美正在世界各地拓展新的殖民地，范围已经扩展到了难以到达（但有价值的）的边远地区和偏僻、通信不畅的地区。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意味着航运路线向东延伸，它为欧洲向东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苏伊士运河的通航，打通了欧洲前往中国上海和日本横滨的商船之路。通信革命的发展，使海底电缆和陆上电报可以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把商业和政治新闻从东亚传到欧洲。另外，更重要的是铁路建设直接缩短了世界的距离。19世纪后期是铁路帝国主义最伟大的时代。英国和法国在西方、东方和南非修建了殖民地铁路，为控制那些穷乡僻壤又不顺从的殖民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铁路延伸之处，纷纷建立了殖民地宗主国的桥头堡。在铁路帝国主义建设的项目中，最宏大的是横贯里海的铁路（1880—1888），它的建成意味着把荒野的俄国东部纳入了欧洲的范围。还有一些铁路建设项目虽然非常壮观，但都没有完成。如，连接汉堡（Hamburg）和巴士拉（Basra）（和波斯湾）的巴格达铁路；横贯波斯连接欧洲和印度的铁路；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梦想建设的从开罗环绕英国在非洲所有殖民地的铁路。大英帝国的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认为，铁路将改变世界历史。“哥伦布时代”，那时海军力量就是一切，将要让位于一个新的大陆帝国的新时代，这个大陆帝国可以支配广阔的资源而坚不可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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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通信信息革命带来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它的战略性质和经济关系方面看，世界已经变为——或者正在快速地变成——一个整体。距离的消失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已经显现，欧洲人过去习惯竞争的舞台是他们自己拥挤的欧洲大陆，现在竞争的舞台已经扩至全球范围。欧洲人一直热衷于竞争——贸易竞争，外交摩擦和文化冲突——在欧洲大陆内是解决不了的，这种竞争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欧洲人的原则是国际社会必须被拓宽到能够包容所有非欧洲国家，并且与所有非欧洲国家建立经常和正常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时代的趋势应该是朝着普遍的相互依赖方向发展。19世纪中期的自由贸易论者（如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2]把这种趋势视为世界全面进步与和平的最好保证。但是实现“世界性”未来（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被深深地吸引）的捷径是一个相反的趋势（换句话来说，实现世界全面进步与和平的未来是道路漫漫无捷径——译者注），我们通过回顾历史可以确定时代的这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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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在前面几章谈到欧美国家在世界上是如何蚕食亚非国家，来快速增长自己财富和权力的。世界上一些国家被征服，一些国家被瓦解，还有一些国家因没有快速革新失去了成为自治国家的机会。但是，直到19世纪70年代，世界上这种变化的范围和速度还不够惊人。欧洲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它们控制的领地有时出现了抵制和反抗，使欧洲政府犹豫是否继续对这些领地承担新的义务。1875年《时报》（The Times）评论说，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我们的行为有利于“中国人理解我们没有心情去承担另一个印度的责任”。[3]亚非国家的权力恢复还不确定，19世纪70年代是海洋变化的时代。到70年代末，辽阔的地理政治危机正在改变欧亚和非洲独立国家，如，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亚萨哈兰非洲地区、土耳其人地区、埃及和伊朗中东地区、中亚可汗领地、东南亚大陆和中国。最明显失败的国家被当代政治家称为“垂死的国家”和“没有生机的东方国家”。东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它们国内的秩序正在垮塌，经济秩序也是一片混乱。它们无力防御自己的边境，也无意保护外国人在本国的财富和人身安全。暴力、贼党和宗教狂热威胁了它们古老的社会秩序，这些东方国家将变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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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全球化”的欧洲国家和软弱或衰弱的非欧洲国家的结合，激发了当代人思考关于世界人种和文化的问题。该问题有助于解释欧洲政治家、外交家、商人、移居者和传教士对他们“帝国”未来论题的讨论。欧洲人对他们帝国的未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第一，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已被有形的铁路和无形的金融与商业联结得更加紧密，帝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欧洲宗教的世界影响是很大的，欧洲的贸易发展、对外投资、商业生产范围，也有相称的发展。毋庸置疑，投机事业的爆发和特殊利益的需要，出现了筹集现金和公开要求政府的资助。在新世界的经济中，有源源不断的财富追逐。第二，帝国的安全得不到保证而令人担忧。世界已是一个充满敏感的世界，不再有城壕的保护，不安全的恐惧感遍地充斥。1893年美国年轻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发表了著名的论断，宣称美国开放的边疆已经结束，随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现了相同的警告。[4]世界再无“空闲之地”去吸收欧洲各国的能量，欧洲人已完全控制了热带非洲和“垂死国家”的领土和商业。[5]这些被控制的亚非国家，地方统治虚弱，外国势力强大。一个条约、一条铁路、一家银行或者一个基地，就能创造一个事实上的保护国，一个外交委托人，一个贸易独立圈。机会主义和相互警惕是防止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秩序混乱的代价。但是，欧洲列强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不可避免，它们面临突然打击的危险也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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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欧洲人的一系列焦虑。观察日本、中国、印度、中东和非洲，它们的傲慢，随着欧洲的干涉已不存在，欧洲的干涉破坏了它们社会的凝聚力和文化的自信心。它们的国家受欧洲思想传播和欧洲贸易影响越多，它们的国防越容易被冲垮，地方权威越容易被推翻。在东亚，可以想象一个无国家距离的未来是什么样：西方贸易、海军力量、海上基地、条约开放口岸和传教士已经分割了该地区，破坏了它的文化，把它作为征服地包围起来。日本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内藤湖南（Naito Konan）说，世界变小了。欧洲和美国已经包围了东亚，一场人种的冲突正在来临。[6]在欧美国家当中，与广泛的亚非国家发展紧密的社会经济关系，产生了许多焦虑。欧洲人可能是世界的主宰。但是，曾经是历史学家的政治家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指出，欧洲人猛烈地侵犯和侵蚀更落后的人民已经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危机”。[7]他认为，经济目的使人类正在快速变成一种人，“落后的国家”缩减成一个低能的无产阶级。“种族对抗性”不易避免，因为白人是不喜欢联姻的（其实联姻是最好的治疗方法）。[8]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1894年出版了很有影响的书《社会演变》（Social Evolution），在书中，他结合自己收税员的经历对社会进行研究并发出警告，欧洲能维持它们的统治地位仅仅依靠的是对“社会效力”的辛苦追逐，而不是依靠肤色血统，也不是依靠智力能力。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劳动力的流动是另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日本、中国、印度和非洲的廉价劳动力，如洪水般地涌入加拿大、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把不安的因素也带进了这些移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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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全球霸权必胜主义者的预言产生了许多令人沮丧的问题。如，种族隔离被用来防止持久的种族摩擦；体系的排外（“白澳”政策）确定了非白人在“白人国度里”的地位；严厉地控制新隶属的种族，以免出现弱势煽动反抗的征兆。虽然如此，查尔斯·皮尔逊（Charles Pearson）在他1893年发表的《民族生活和特性》（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中表示，一种财运的逆转依然在纸牌上（不确定性——译者注）。他认为，当所有的土地被瓜分完毕，欧洲剩余人口的未来就没有出路，经济停滞一定会到来。“劣等民族”人口大量快速地增加，欧洲“优等民族”胜利的时间必定是短暂的。“经济停滞的一天一定会来到，也许这一天并不遥远。”接着他警示他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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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观察者仔细察看发现，被全球觊觎的黑、黄种族圈，不再虚弱而易于进攻或易于监护，它们的独立，或事实上的独立，已经使政府在它们自己的地区垄断贸易，限制欧洲的工业；中国、中南美国家、印度、非洲国家的刚果、非洲南部赞比西河国家的外国统治者，应邀召开了国际会议，欢迎这些国家在文明世界的冲突中作为同盟国。我们醒悟地发现，我们在世界上急速的拓殖活动，也许会被我们鄙视为奴隶、应该服从我们的人强烈反对。我们将成为孤独的人，这种改变已经不可避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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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分非洲和地缘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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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后，欧洲干涉的力度越来越大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但是，帝国的扩张没有哪里能比得上它们在“黑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那样，以如此令人炫目的速度，彻底地瓜分了这块欧洲人觊觎已久的大陆。这是为什么非洲问题引起众多历史学家着迷的关键。一个多世纪以后，世界对19世纪80年代在非洲的争夺和“瓜分”，直至最后的“征服”，引起了带有情感和不安的激烈争论。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当时的征服者违反了当代种族公平的原则；另外，非洲的后殖民地条件，已经使它的殖民地历史比其他地区更加痛苦。欧洲瓜分非洲和接管非洲的一幕，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它是欧洲帝国主义的“经典”事例。事实上，瓜分非洲并不比欧洲的其他扩张行为更典型，如，欧洲在拉美和中国的商业帝国主义扩张行为、欧洲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移民帝国主义扩张行为、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统治行为等。与列强在欧亚大陆广大地区的争夺相比，非洲的争夺并不是最主要的。但是瓜分非洲的事件确实让我们承认，1870年后欧洲强权的地缘政治条件在非洲要比在其他地区更清楚明显。它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非洲国家在面对外来破坏（欧洲造成的）时，显得比亚洲国家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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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推动了欧洲对非洲的瓜分？其实它的起源早在其他方面逐渐显露。汽船和铁路犹如重锤，为欧洲商人撞开了由非洲沿海的精锐和国内联盟垄断的商业贸易区。19世纪70年代，欧洲人就计划向非洲西部、东部和南部推进。除了欧洲人以外，埃及人（在现代苏丹的南部）和桑给巴尔布人（在大湖地区）也希望开拓新的商业帝国。在非洲的冒险，其实际和潜在的利润，并不仅仅依靠便捷的运输新技术，还有另外三个决定性的因素。第一，非洲海岸的商业“干线”正在变得越来越繁忙——使连接全球商业贸易的成本降低。这方面东非特别明显，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许多欧亚之间交通线的形成，引发了印度洋和东非沿岸的商业革命。[10]非洲西部和南部情况也类似。第二，资金流动供应充足。到19世纪70年代，欧洲金融机器的高速运转（特别是伦敦的金融机构），使得资金的流动比以前更加容易。在欧洲有产阶级中间，对外投资的习惯正变得更加深入彻底和更加广泛熟练。支持黑色艺术者（投资非洲——译者注）——通过商业宣传、公司发展和内部交易——享受着畅谈想象中非洲黄金国的繁荣和如何欺诈那些既贪婪又无知的人。第三，所有追逐财富的梦想都因非洲许多地区丰富矿产资源的发现而变为现实。19世纪70年代，钻石和黄金在南非的发现，拉开了19世纪80年代黄金潮的序幕。黄金潮吸引了大批投机资本的流入，这些资本用于进一步向非洲北部寻找金矿。当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和他的朋友一起，为他们新的综合公司——德比尔斯附属公司（De Beers Consolidated）——控制了南非金伯利（Kimberley）钻石矿区时，用其利润投资于更大的探险，把近代津巴布韦（Zimbabwe）和赞比亚（Zambia）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私人帝国，即“英国南非公司”的领地，[11]以至于英国国内的企业家都渴望能够融入罗兹的私人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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