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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占领非洲更具野心的是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他采用的掠夺方式更加赤裸裸。罗兹以欺骗和现金购买的手段与非洲人订约,用武力威胁当地人民的反对。罗兹的公司击败了今天津巴布韦的土著人,为英国夺得了该地(英国用这种手段获得了近代津巴布韦的大多数地区)。[23]罗兹的目标不仅仅是土地占有或者个人致富,他希望在南非建立一个“英属南非帝国”,这不是简单地讨好伦敦政府,主要是他企图让大量英国人移民南非,在南非建立一个由英国人控制的“白人国家”,类似于早期英属的加拿大或者美国。但这个目标没有伦敦的帮助是不可能实现的,罗兹缺少实力来对付当地人民的抵抗:当地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译者注)为争取自由摆脱殖民进行了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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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非洲的激烈过程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欧洲政府认为它们有权力大量盗占非洲的领地?事实上欧洲掠夺非洲的行为与它们在中东、中国和拉美的行为都不同。究竟为什么?大部分答案认为因为欧洲人敌视非洲和非洲文化。其实很少欧洲人能真正认识非洲和非洲文化,欧洲人对非洲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有非洲经历的传教士、探险家和商人获得的,而这些人大多对非洲存在偏见。例如旅游者把非洲描述成“黑色的大陆”,那里愚昧、落后,但充满梦想。[24]没有一个非洲统治者(除了埃塞俄比亚国王)被认为有统治能力,欧洲人普遍认为非洲内陆地区是非常野蛮混乱的,那里奴隶制盛行,远离文明。在“柏林会议协议”下,欧洲列强声称要一个一个征服非洲国家。但这并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欧洲政府允许商人和士兵参与政府冒险扩大领地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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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答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要占领非洲,从边境向内地扩展是必然的,所以边境的利益非常重要,这些利益已经由英国国内的支持者反复游说深入人心。他们的游说在流行出版物(如拥有100万读者的Le Petit Journal)上完全公开,[25]从宗教和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贪婪的商业性等方面向大众灌输殖民非洲的思想,因为19世纪90年代欧洲遇到了价格持续下跌的经济问题。由于商人和边界士兵通常控制了非洲所有的信息,他们对事件的解读一般是比较权威的。在罗兹这样的重要人物控制下,他公司所有在非洲的一切活动都与其指派的人物有关,也与分享他公司利益的人有关。第二,资金问题。商人和士兵巧妙的游说可以获得英国政府的财力资助。边界的扩展需要大量资金,意味着纳税人的费用要增加,它的回报可能是个问题,政治家对此忧虑而更加保守。然而,非洲的占领证明是非常廉价的——这就是为什么公众对掠夺非洲的热情在19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大的原因。利奥波德和罗兹的私人帝国并不需要花费纳税人一分钱,苏丹军官占领西非把将近2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并入法兰西帝国,价值相当于500万英镑。[26]第三,战争同样可以获利。虽然口头侵略会引起人们的争议,但是对真正的冲突并没有什么压力。法英争夺埃及的长期冲突被认为是外交问题:德国支持利用国际会议“解决”埃及人的问题。[27]法国的考察队在1898年对上尼罗河考察时,在法绍达(Fashoda)遇到了英国基奇纳(Kitchener)的军队,几乎爆发战争。最后法国对英国做出了让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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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论点需要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占领非洲内地非常廉价?为什么非洲统治者不把他们的独立卖个好价钱呢?我们依然不清楚殖民前的非洲。但是历史学家普遍同意一个关键的事实:几乎所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是资源短缺的,有大量无人居住和未开发的土地。这可能归因于一种不同寻常的荒芜环境,奴隶贸易的影响和疾病的影响。其结果是残酷的。在殖民前的非洲建国异常地艰辛,对居民强行征税无论在哪里都非常困难。但是,反抗只是意味着离开,然后寻找一小块地方,这种不稳定自然是一种负面影响。除非有好的地方(如西非地区),统治者能够紧紧控制贸易,但根据欧亚的标准西非各国还是很小很弱。他们处于被国际商业开发的地位,无力购买任何现代武器或者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武装队伍,无力击退欧洲人的进攻。最糟糕的是缺乏政治和文化上的团结,暴露了非洲统治者的致命弱点。在每次殖民斗争中,欧洲入侵者非常容易取胜,似乎根本没有非洲联盟存在。在法属西非,苏丹军官用支付奴隶的成本武装了一群黑人士兵,这就是为什么用如此低廉的代价就可以占领非洲的原因。在英属东非,正是马塞人(Maasai)帮助控制肯尼亚的基库尤(Kikuyu)和埃姆布(Embu),作为交换,他们在既得利益中分得一杯羹。[29]对非洲的统治者来说,最有利的出路是寻找一些地方自治,如果他们能够保持对欧洲殖民者的忠诚,这种机会就会多一些。尼日利亚北部、西部和布干达(Buganda,现在的乌干达)的统治者,在这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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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欧洲列强不愿意为了它们的非洲帝国相互开战呢?欧洲对非洲的瓜分是在充分和平的形式下完成的(至少对欧洲而言是和平的)。虽然欧洲列强在商讨分割非洲时,外交上有摩擦和冲突,但是相互之间绝不因此开战。各国政府在国内的竞争非常激烈,它们不愿冒犯海外殖民主义或者被指责在殖民竞争中的弱势,总有许多政治家希望通过挥舞帝国主义战旗来发展他们的仕途。有一些人相信,如果不是充分地分享,欧洲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所有欧洲政府来说,没有比保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平衡更重要了,没有必要为任何殖民冒险去相互厮杀。它们对欧洲的看法是非常保守的,它们相信如果欧洲冒险开发非洲、建立非洲帝国意味着一场危机的到来,没有人认为它们从中可以获得什么。它们愿意考虑在非洲的殖民势力范围,但前提是必须保证他们在欧洲的安全不受威胁。它们决定只要有可能,在欧洲范围内它们对非洲领土的争执使用和平方式解决,绝不诉诸武力。因此瓜分非洲的成功都依靠外交舆论和斡旋,除了苏伊士运河(英国准备使用武力来夺得)之外。所以,非洲各国的边界线大约都是方形的。[30]由于欧洲人利用战争来瓜分美洲,为争夺中东引发周期性威胁,所以在瓜分非洲问题上他们令人吃惊地达成了和平均分的共识。和平瓜分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其一,减少了非洲领导人利用欧洲的争论和分歧进行自卫的可能,所以拖延了他们的独立自由进程;其二,一旦他们被划分,殖民地的边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毫无防御欧洲入侵的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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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非洲是欧洲实现世界霸权欲望最明显的事件,这股不可抵抗的力量导致了瓜分非洲的完成。但是,它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第一,欧洲各国政府并没有多少热情在非洲内部扩大自己的统治,它们不愿在非洲兴师动众。第二,当它们的势力范围一划定,它们就满足于在属于自己条约规定的版图上实行有名无实的控制。它们并不急于赢得非洲人的忠诚或者树立殖民爱国精神。殖民地各国依然保持原样,由少数外国人统治,更多地依靠地方的“合作”,如果发现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也很少被制止。第三,“促使非洲文明的任务”(意识形态的旗帜在被瓜分的土地上飘扬)带有双重色彩。一方面它的欧洲精神可能很强,但另一方面它的非洲实质是弱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全球殖民中对非洲的瓜分格外地残忍。争夺刚果的事例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欧洲人愿意用暴力,愿意在谈判中威胁非洲的财产。种族和文化的蔑视是一个因素,但还有一个因素是欧洲政府的愿望是非洲的商业利益和殖民利益。在缺少人口、自然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欧洲的企业如果没有非洲的劳动力是无法生存的。在造成非洲首先如此容易被占领,之后又成为欧洲在世界上设计得最粗糙的政体模式的原因中,存在着可怕的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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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瓜分的时代,非洲有一个地方欧洲人的统治被中断。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是白人对付白人。成千上万的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死于暴力冲突或者疾病,或者被关押致死。一部分白人破坏了另一部分白人的财产,焚毁了他们的农庄,偷盗了他们的牲畜。黑人也卷入了这场白人的战争,遭遇几乎相同。[31]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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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历史上,南非(长期以来)的历史有点特别。欧洲人早在19世纪后期以前就在南非建立了永久殖民地。大约1700年,说荷语的农民(布尔人)从海角搬来,慢慢地对他们遇到的非洲人施加影响。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他们蜂拥至现代南非的北半部,海拔4000英尺的高原地区。1870年以后,欧洲殖民主义在南非的地方化突然烙上了追逐矿产资源财富的印记——首先是钻石,然后是黄金。对英国政府——1815年来好望角的霸主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英国希望南非像加拿大一样,纳入英联邦体系。英国的贸易是繁荣的,好望角保证了英国和印度的交通安全。这也是罗兹操纵的目标,也就是为什么伦敦愿意支持他对现代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领土要求。一位津巴布韦首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领主说:“他(罗兹)已经为辉煌的帝国打下了基础。”[32]但是分离北部布尔人有其他的意图。从19世纪50年代起,布尔人几乎享有完全的独立,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南非的德兰士瓦(Transvaal)人已经击败了英国把他们摇摇欲坠的“共和国”变成殖民政权的企图。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黄金的高收入,曾经破产的德兰士瓦正在成为整个南非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南非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反对罗兹的计谋,在1895年粉碎了罗兹试图策动臭名昭著的詹姆森·雷德(Jameson Raid)在南非发动的政变,充分显示了他区分移民人群和满足伦敦给与政治权力要求的能力。但是,在1899年,他公开迫切要求充分独立遇挫。英布战争爆发,在几周之内,布尔人的两个首都和一些重要城市相继被攻占。3年以后,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被迫承认受英国管辖。最终在整个南非依然是白人统治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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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在竞争中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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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瓜分最清楚不过地表明欧美控制了远离本土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除了非洲被瓜分以外,世界上其他被瓜分的地区还有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法国、英国、荷兰、德国和1898年后的美国,纷纷穿过欧亚大陆海岸线,把势力延伸到了东南亚和南太平洋。1900年后,全球大部分地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已成为欧洲的范围,其他剩余的部分,尤其是东亚大陆和中东地区,似乎迟早也将纳入欧洲的势力范围。显然,有许多迹象显示,进一步瓜分世界的狂潮即将来临——只要列强达成瓜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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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分改变了19世纪末期的国际政治面貌。1880年后形成的四大或五大世界强国,都期望分享控制全球。两个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最著名的是美国(另一个是德国),它们与老牌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发展得越来越紧密。由于欧洲有大量移民涌入美国,欧洲的意大利人、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移民都与他们欧洲本民族的人,建立了大西洋彼岸的联系,在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中加倍地和多样化地产生了欧洲情结和欧洲影响。到了1900年,除了俄国之外,美国是欧裔人口最多的国家(欧裔人口超过8200万,包括非裔达9200万人)。美国也成为世界上工业经济最强的国家,1910年生铁和钢产量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产量的总和。托马斯·杰弗逊时期的独立自耕农已经成为大工业企业家,采煤、纺织、钢铁、火车头制造、汽船、汽车、食品等行业都已成为大工业主体。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阶级,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十分糟糕。社会问题调查者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对此十分反感。经过调查,他向公众揭露,工人栖身的贫民窟,其条件类似于欧洲的贫民窟。[33]美国的居住标准差距较大,贫富悬殊越来越明显,人口流动性也大大超过欧洲。到19世纪末,美国的上流社会已经形成,那些上流社会的精英学派,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影响到了欧洲,这同时也显示了一种趋势,英美关系的紧密,它预示着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婴儿时期就开始了英美合作关系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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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依然存在其独特的民主的人民党主义和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但在其他方面,与欧洲国家越来越相似。到1890年,美国的西部拓殖已经结束,国内有限的自然资源刺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更对帝国未来的命运加以关注。由于美国与西班牙矛盾引起的冲突,有人把在太平洋沿岸(与中国和日本有联系的地方)的加利福尼亚视为美国争夺东亚的基地,把旧金山湾视为美帝国到达东亚的跳板。[34]美国利用一个假设的借口挑起了美西战争,反对西班牙霸占古巴和菲律宾群岛,美西战争在政治上拓宽了美国国家利益的原则。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担任总统期间(1901—1909),美国进一步向外扩展,在加勒比海获得了显著的利益。对加勒比海和附近地区的反抗活动,美国宣称采取外交途径解决,实际上就是直接干涉。在罗斯福的催促下,美国最终成为一个主要的海上强国(伟大的海上实力论倡导者是美国上将艾尔弗雷德·T.马汉[Alfred T.Mahan])。到1907年美国海军的“大白舰队”(舰船颜色为白色)因巡航于太平洋周围而名声大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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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方面看,美国是一个主要的世界强国,与欧洲强国相等。作为一个殖民强国,尤其是1898年后取得了中国治外法权的特权后,它的利益和发展前景似乎与欧洲的相同。美国著名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宣称,美国是“一个帝国式的共和国……是一个新的世界强国”。[36]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帝国精神,迫使墨西哥的独裁者韦尔塔(Huerta)离职,墨西哥的主要港口在1914年被占领了8个月。[37]美国对欧洲的全球殖民主义的态度依然是有距离的,美国虽然出席了柏林的非洲会议,但美国没有分享非洲的瓜分。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在亚洲也没有利益,殖民帝国的角色在1898年激起了一场激烈的政治上的争论,罗斯福的海军计划在国会中受到怀疑论者的攻击。[38]罗斯福本人把美国新式的海军视为盎格鲁-撒克逊海上强国联盟中的后进者,他指出,英国是海上优势国家,“是世界和平的伟大捍卫者”。[39]从经济方面看,美国和欧洲还有很大的不同,美国资本几乎没有在海外投资,最多也只是对墨西哥有海外投资。美国工业主要提供国内的需求和发展广大的农村经济。美国只有5%的出口属于海外出口(英国的海外出口达到25%)。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只是建立在美国本土的西部和南部而非海外,没有像世界其他强国对海外扩张有激进的行为与军事准备。但是随着美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担忧被排挤在世界市场之外。由于美国在瓜分世界狂潮中所占份额与自己实力增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到1913年,美国领导人越来越把全球的瓜分视为对美国利益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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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1880年后的30年发展成了一个世界大国。沙皇时代后期的传统史学家喜欢强调旧政权的衰败。农民的不满、中产阶级的软弱、过于草率的工业化和陈旧的独裁统治等因素,常常被认为是俄国衰落的原因。沙皇独裁统治是将等待着发生革命,但是过多地强调衰落和崩溃导致了对现代俄国的历史缺乏远见。尽管1917—1921年之间的战争和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俄帝国并没有分裂,而且在20世纪中期得到令人惊奇的恢复,达到了强国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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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惊奇的是俄国欧亚帝国的大部分与1880年前在外形上没什么区别。俄帝国占领穆斯林中亚地区还在进行之中,俄国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通过1858—1860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但是俄国拥有的广大地区和概念上的俄国相差不大,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改革并没有立即改变俄国的经济实力:实际上1877—1878年俄国在海外遭受了挫折(俄国希望快速获得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胜利受阻),在国内又因为政见不同出现政治对立,俄国的农奴经济很难实现经济现代化。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现代化速度的不断加快——海外投资的涌入、贸易的增加、科技的推动,使俄国成为列强中最不稳固的国家。大多数外国观察家对沙皇体制的统治特点比较困惑。英国未来的印度总督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说,俄国的政策就是“虚张声势和摇摆不停”的选择。[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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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发展也和其他列强一样,工业化虽然缓慢,但到19世纪90年代其发展速度就加快了。到19世纪末,俄国的煤产量已达到60年代的50倍之多,钢产量是60年代的2000倍之多,[41]到1913年煤和钢产量又翻了一番。俄国的出口快速上升——从1901年的5500万英镑到1906年的1亿英镑。[42]乌克兰发展成小麦生产地,敖德萨成为新的粮食贸易商业中心。1894年俄法联盟协定正式形成,法国借款大量注入俄国,加快了俄国的现代化。[43]连接俄国心脏地带与亚洲中央(奥伦堡-塔什干[Orenburg-Tashkent]铁路)和太平洋(横贯西伯利亚[Trans-Siberian])的大铁路工程顺利完成。当铁路线延伸后,随之而来的是军队的驻扎,大批追求土地的农民从拥挤的乡村搬迁过来。这些俄国的殖民者、农民和铁路建设者,扩散到南部和东部形成了俄国成为亚洲强国的重要因素。[44]到1914年,超过500万的俄国人已经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成千上万的俄国人在俄国中亚地区的老穆斯林可汗领地上定居下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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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沙皇统治已经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现代帝国体系中的关键,它已经掌控了难以对付的波兰,使波兰成为防护俄国的堡垒和影响强权外交的杠杆。乌克兰已经成为家禽奶牛基地,创造了巨大财富,成为俄国在黑海地区扩大商业影响的主要动力,形成了新的小麦出口经济。乌克兰的繁荣,铁路体系的完善,使俄国在高加索边界巩固了势力,有了通往中东之路,也有利于伏尔加河流域——俄国的密西西比河的防御。1914年前,在里海巴库发现的油田又增加了高加索新的战略价值。随着铁路、移民、新的棉花经济和强大军队的驻扎,中亚地区成为俄国的殖民地,为俄国的欧亚帝国看守着东南门户,它的贸易被谨慎地封锁起来,形成了俄国垄断。[46]俄国控制了西伯利亚地区,西伯利亚的交通得到改善,俄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得到了巩固。[47]当俄国计划在朝鲜和满洲拓展时(俄国已经有计划用伪装成伐木工人的士兵进入朝鲜),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俄国成为太平洋强国的愿望受挫,战争阻止了它进一步向东北亚的扩展。[48]日俄战争暴露了俄国所有的弱点:科技上的落后、经济上的脆弱、文化上的弱势,[49]这些弱点使俄国与世界上其他竞争对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上了全球殖民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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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英国是唯一在世界各地都拥有财产和利益的国家,它巨大的殖民帝国范围,包括从加拿大西部到南非,从苏伊士到香港。英帝国的大部分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就快速建成,许多地方人口稀少刚刚开始发展。在英国许多殖民地范围内,英国的影响得到默认自然就存在了,因为当时还没有其他列强涉足。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当瓜分世界的狂潮掀起时,仅靠默认已经行不通了。英国的占领声明越来越正式,有时还利用武力来达到它占领的目的。在进一步瓜分世界的过程中,英国在新的殖民地遇到了棘手的竞争者,需要新的防御和警惕,其结果是荒谬的。虽然英帝国变得越来越大,外交家和战略家竭尽全力维护,但是英帝国的忧虑也越来越多。因为英帝国有如此多的殖民地分散在世界各地,它们似乎总是与各地发生矛盾、争执不休。英帝国如同一个巨人,一个年长的有病痛的呻吟者,“它患有痛风的手指和脚趾伸向四面八方”,片刻就被其他人逼近触痛,害怕得浑身疼痛尖叫。[50]这是一幅英国与他国外交的图画,战略家们非常拘谨,他们神经质地把美国的海军力量和少量专业军队视为过度危险的扩展。一些最敏锐的观察者想知道,美国完成了铁路的扩建是否已把精力转到了扩充强大的海军力量上。可能现在需要保持的优势在于谁具有不可战胜的陆地力量,像俄国在内陆的专横和强大,可以免受英国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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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战争期间,英国像这样的恐惧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暴露了英国军事实力的尴尬。更令英国担忧的是英国的强劲对手将抓住这一黄金时机挤榨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在中东、中国,甚至可能穿过西北边界用侵略印度的方式来威胁英国。这个可怕的前景引发了英国军事计划的混乱,其结果之一就是英国军队需要购买亚洲的每一匹骆驼来支援前线。由于我们已经考虑到的一些原因——害怕打破欧洲均势——另外一股强大的力量决定反对反英联盟。这种危机感在伦敦已经存在了。它使英国重新考虑把重点放在了海军策略上,并决定建立一支新的现代化舰队。英国与美国、日本(在1902年)建立了联盟,帮助维护了英国在东亚的利益。[51]1904—1907年,英国首先和法国,然后与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签订了协议,这些协议让英国成为欧洲大国政治中的一个非正式盟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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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后,“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英国似乎经历了相对的倒退(其他列强的崛起——译者注)。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英国在全球的地位仍然很高,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独立的力量可以严重地损害它的利益(因为美国入侵加拿大不再可能)。但有一例外,就是俄国入侵阿富汗,这成为对英国在印度势力的威胁。其他国家绝对不可能在对付英国方面耗费多大费用,即使它们冒险尝试也不可能损害英国。而且,从其他方面来说,英国本身也在日益强大富有。英国已经从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扩展中获取了高于其他国家的利益。1900—1913年间,英国在国外的投资仅仅在规模上就成倍地增加,英国从无形的出口中获取了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能够轻易地支付建立一个大规模新海军的庞大开支。英国的殖民地定居者——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储蓄库,它拥有超过100万的人口已到了从军的年龄,这部分人数正在快速增加。印度也是这样,它是英帝国在亚洲的军营和战争中心。英国在银行、保险、海运、铁路、电信、矿业方面,其海外企业的绝对商业优势使英国所有的竞争对手望尘莫及。在遭遇任何攻击时,英国有足够的经济储备资源可以实行海上封锁,击垮敌人。至少英国的计划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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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后,对英国主要的威胁是德国。正如美国一样,德国在强权外交上是个新手,1870年后,随着法国的失败及德国的统一,使德国进入了普鲁士式君主制下的半联盟制“帝国”。德国从两方面来实现它的帝国目标:其一,1900年后操纵国际事务的雄心目标就是让德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实现这个计划的条件是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873—1913年间增长了3倍。[53]它的工业出口在新的化学和电子产品生产部门尤为兴盛。到1900年,德国已拥有非常好的铁路系统,拥有除俄国外欧洲最多的人口。[54]其二,发达的通信、大工业基地、众多的人口,使德国征募的军队成为欧洲最强悍的军队,使德国拥有了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19世纪80年代中期,俾斯麦已经运用增长的资产获得了一些非洲的殖民地(南太平洋有一个或两个)。俾斯麦认为这些殖民地都毫无价值。[55]但1890年后俾斯麦的继任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如果中国被瓜分(似乎有可能),太平洋成为海事领域,奥斯曼帝国解体(19世纪90年代中期另一个可能的事件),然后德国就应该要求分享能反映其地位和经济潜力的份额。如果未来世界不再演绎达尔文主义,在一个世界体系中不再为生存和霸权竞争,那么任何其他社会进程都将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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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运用激进方式追求“太阳下的地盘”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陈词滥调,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他们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如何追逐国际事务。[56]德国已经卷入了一系列的殖民纷争之中——如萨摩亚群岛、摩洛哥(两次)、西非、巴格达铁路到波斯湾——德国在这些纷争中受挫或者接受妥协。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虽然德国的海外贸易日益活跃(如在拉丁美洲),[57]它的经济收益仍主要来源于欧洲(德国的国外投资)。德国的军事力量是一个欧洲现象,由于德国没有称霸海上的海军,不得不维持陆地军事强国的方式。然而,当柏林开始建立一支远洋舰队时,德国立即开始与英国抗衡,以至于1909年后英国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在海军建设上一定要超过德国,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英国的海军可以从奥克尼群岛(Orkneys)最大的基地封锁或防止德国海军从北海港口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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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立场有残酷的逻辑,就是德国在欧洲奠定实力基础,有百万德裔人越过国界渗入欧洲其他国家,因此德国在东部和中部欧洲的商业和金融成就一直保持传统的优势,奥匈帝国在技术方面依然是欧洲的强国。殖民宣传者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说:“如果穿越海洋的世界应该在英国霸权下巩固自己,那么只有美国式的欧洲可以维持欧洲世界的霸权。”[58]彼得斯的意思很明显,德国在欧洲的霸权(以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代价)将超过英帝国。这也瓦解了目前为止全球殖民主义已经建立的地缘政治的支柱,它开创了在德国意愿下为新的全球性分配所采用的方法。但通过强迫(战争——译者注)获得霸权的方法是个非常危险的计划,不被轻易地采纳,甚至制定那些政策的人也不会公开争论这个问题(这就是关于历史学家对德国战争的罪行没有结论的原因之一)。直到1914年,战争仍然是偶然情况下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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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法国有着和四个世界强国相媲美的资源和能力。法国仍然是欧洲大陆上的强国,它也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虽然有倒退的趋势),它的对外投资仅次于英国(英国占了欧洲的一半),主要的投资均在欧洲,尤其是对俄国的投资较多。法国的观念和文化在全球的影响以及法国作家在世界上的声望、法国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均和以前一样了不起。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的强势地位在它建立非亚殖民帝国中显露无遗。1880—1910年间,法国的海外殖民地领土扩大了不止12倍(从35万平方英里增长到460万平方英里),人口增长超过了16倍(从300万增长到5000万)。[59]法国控制的有非洲的北部、西部和赤道非洲地区,还有马达加斯加、印度支那和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法国依然宣称希望在全球瓜分中得到更多的份额,再多也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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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世界强国,法国有三大弱势:第一,从国内而言,它的人口数量增长停滞不前,工业发展落后于德国,与英国相差更大。第二,尽管法国是拥有众多殖民地的殖民帝国,它的经济潜力十分薄弱。英国有帮忙支付巨额账单的殖民地印度,法国没有;德国有成为其贸易伙伴和战争同盟的殖民地,法国也没有。更加糟糕的是,法国拥有的殖民帝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战略需要,而防卫这个帝国的海军力量也逐渐弱化了。[60]以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eophile Delcasse,1898—1905)为代表的思想流派认为,应该放弃实质上没有价值的法属印度支那,建立一个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Algeria)为基础的非洲地中海帝国。[61]第三,法国在欧洲的版图(1871年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使它比任何欧洲国家都难以防守:在面对边境入侵时,政府中心和工业中心没有海洋或者陆地的任何屏障加以保护。毫不惊讶,法国的政治倾向很难在与英国加深友谊和与德国调和之间做出选择。第三共和国的覆灭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引发的德雷福斯案)加重了法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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