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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后，“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英国似乎经历了相对的倒退（其他列强的崛起——译者注）。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英国在全球的地位仍然很高，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独立的力量可以严重地损害它的利益（因为美国入侵加拿大不再可能）。但有一例外，就是俄国入侵阿富汗，这成为对英国在印度势力的威胁。其他国家绝对不可能在对付英国方面耗费多大费用，即使它们冒险尝试也不可能损害英国。而且，从其他方面来说，英国本身也在日益强大富有。英国已经从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扩展中获取了高于其他国家的利益。1900—1913年间，英国在国外的投资仅仅在规模上就成倍地增加，英国从无形的出口中获取了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能够轻易地支付建立一个大规模新海军的庞大开支。英国的殖民地定居者——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储蓄库，它拥有超过100万的人口已到了从军的年龄，这部分人数正在快速增加。印度也是这样，它是英帝国在亚洲的军营和战争中心。英国在银行、保险、海运、铁路、电信、矿业方面，其海外企业的绝对商业优势使英国所有的竞争对手望尘莫及。在遭遇任何攻击时，英国有足够的经济储备资源可以实行海上封锁，击垮敌人。至少英国的计划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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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后，对英国主要的威胁是德国。正如美国一样，德国在强权外交上是个新手，1870年后，随着法国的失败及德国的统一，使德国进入了普鲁士式君主制下的半联盟制“帝国”。德国从两方面来实现它的帝国目标：其一，1900年后操纵国际事务的雄心目标就是让德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实现这个计划的条件是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873—1913年间增长了3倍。[53]它的工业出口在新的化学和电子产品生产部门尤为兴盛。到1900年，德国已拥有非常好的铁路系统，拥有除俄国外欧洲最多的人口。[54]其二，发达的通信、大工业基地、众多的人口，使德国征募的军队成为欧洲最强悍的军队，使德国拥有了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19世纪80年代中期，俾斯麦已经运用增长的资产获得了一些非洲的殖民地（南太平洋有一个或两个）。俾斯麦认为这些殖民地都毫无价值。[55]但1890年后俾斯麦的继任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如果中国被瓜分（似乎有可能），太平洋成为海事领域，奥斯曼帝国解体（19世纪90年代中期另一个可能的事件），然后德国就应该要求分享能反映其地位和经济潜力的份额。如果未来世界不再演绎达尔文主义，在一个世界体系中不再为生存和霸权竞争，那么任何其他社会进程都将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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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运用激进方式追求“太阳下的地盘”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陈词滥调，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他们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如何追逐国际事务。[56]德国已经卷入了一系列的殖民纷争之中——如萨摩亚群岛、摩洛哥（两次）、西非、巴格达铁路到波斯湾——德国在这些纷争中受挫或者接受妥协。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虽然德国的海外贸易日益活跃（如在拉丁美洲），[57]它的经济收益仍主要来源于欧洲（德国的国外投资）。德国的军事力量是一个欧洲现象，由于德国没有称霸海上的海军，不得不维持陆地军事强国的方式。然而，当柏林开始建立一支远洋舰队时，德国立即开始与英国抗衡，以至于1909年后英国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在海军建设上一定要超过德国，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英国的海军可以从奥克尼群岛（Orkneys）最大的基地封锁或防止德国海军从北海港口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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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立场有残酷的逻辑，就是德国在欧洲奠定实力基础，有百万德裔人越过国界渗入欧洲其他国家，因此德国在东部和中部欧洲的商业和金融成就一直保持传统的优势，奥匈帝国在技术方面依然是欧洲的强国。殖民宣传者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说：“如果穿越海洋的世界应该在英国霸权下巩固自己，那么只有美国式的欧洲可以维持欧洲世界的霸权。”[58]彼得斯的意思很明显，德国在欧洲的霸权（以俄国、法国和英国为代价）将超过英帝国。这也瓦解了目前为止全球殖民主义已经建立的地缘政治的支柱，它开创了在德国意愿下为新的全球性分配所采用的方法。但通过强迫（战争——译者注）获得霸权的方法是个非常危险的计划，不被轻易地采纳，甚至制定那些政策的人也不会公开争论这个问题（这就是关于历史学家对德国战争的罪行没有结论的原因之一）。直到1914年，战争仍然是偶然情况下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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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法国有着和四个世界强国相媲美的资源和能力。法国仍然是欧洲大陆上的强国，它也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虽然有倒退的趋势），它的对外投资仅次于英国（英国占了欧洲的一半），主要的投资均在欧洲，尤其是对俄国的投资较多。法国的观念和文化在全球的影响以及法国作家在世界上的声望、法国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均和以前一样了不起。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的强势地位在它建立非亚殖民帝国中显露无遗。1880—1910年间，法国的海外殖民地领土扩大了不止12倍（从35万平方英里增长到460万平方英里），人口增长超过了16倍（从300万增长到5000万）。[59]法国控制的有非洲的北部、西部和赤道非洲地区，还有马达加斯加、印度支那和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法国依然宣称希望在全球瓜分中得到更多的份额，再多也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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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世界强国，法国有三大弱势：第一，从国内而言，它的人口数量增长停滞不前，工业发展落后于德国，与英国相差更大。第二，尽管法国是拥有众多殖民地的殖民帝国，它的经济潜力十分薄弱。英国有帮忙支付巨额账单的殖民地印度，法国没有；德国有成为其贸易伙伴和战争同盟的殖民地，法国也没有。更加糟糕的是，法国拥有的殖民帝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战略需要，而防卫这个帝国的海军力量也逐渐弱化了。[60]以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eophile Delcasse，1898—1905）为代表的思想流派认为，应该放弃实质上没有价值的法属印度支那，建立一个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Algeria）为基础的非洲地中海帝国。[61]第三，法国在欧洲的版图（1871年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使它比任何欧洲国家都难以防守：在面对边境入侵时，政府中心和工业中心没有海洋或者陆地的任何屏障加以保护。毫不惊讶，法国的政治倾向很难在与英国加深友谊和与德国调和之间做出选择。第三共和国的覆灭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引发的德雷福斯案）加重了法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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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历史文献中提到猖獗的帝国主义瓜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没有任何关于世界强国计划以战争夺取世界霸权地位的征兆。列强采取的是一种在“竞争中共存”的形式，并且认识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们的势力基本维持均衡。虽然它们的相互关系也存在排挤和摩擦，但是在对待非欧洲人方面它们是一致的。为了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运动，或者拥护民族自主的激进原则，也许会不利于列强自己瓜分世界的企图。列强认为它们的文化是至高无上的，它们的“文明标准”[62]证明在“文明程度较低”的土地上进行干预或者殖民化是完全正确的。在现代条件下，一个世界被分割而形成的殖民帝国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实现殖民地完全自治的社会进程将是非常缓慢的。同时，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从没被分割过的“衰亡中的帝国”，如奥斯曼帝国、伊朗帝国和中国王朝，这些帝国的威胁更大，因为它们达成共存协议的概率更低。世界大国的力量可能会削弱，但这样更多的危险将接踵而至。外交失控是有风险的。一个恐慌的统治者、一个机会主义的顾问、一种压力下的冲动，或者一个简单的错误，可能会颠覆世界和平和战争之间的平衡。由于全球殖民主义的不稳定性，真正的世界和平依赖于欧洲主要国家的相互制约，依赖于它们对自己欧洲大陆势力不平衡的认可。如果改变这些，帝国的地缘政治将陷于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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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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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全球化并不单单是欧洲国家统治地域扩大的问题，经济改变和地缘政治的变化是并行不悖的。从19世纪70年代起，现代世界经济开始崭露头角。[63]当然，大陆间的贸易是一贯存在的，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涉及的：欧洲人通过得到美洲的白银而在16世纪创立了一套全球贸易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大宗金银和奢侈品的交易。18世纪经历了海运贸易的大扩张，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茶叶和来自印度的棉织品被进口至遥远的美洲和西非，但是最大量的洲际贸易还是跨越大西洋进行的，通过19世纪上半叶西北欧、不列颠岛以及东北美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19世纪后期的世界经济主体是以北大西洋海港为基地向全球新的部分扩张形成的商业网，包括南美、非洲的部分地区、印度、东南亚、澳洲以及东亚。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西方的势力遍及全球，不但奢侈品而且非常普通的商品（例如：谷物类食物）的价格也不仅受本地或地区因素影响，而且为全球市场左右。[64]虽然其价值和数量继续增长，但已不仅仅是贸易扩大的问题。在1880年，商品贸易的价值达到了30亿英镑，1900年已达到40亿英镑，其后，从1900年到1913年又翻了一番。在战前，这一数值达到80亿英镑。[65]贸易额的激增伴随着——或者说是依赖于——西方新的市场与西方世界经济关系的紧密化和商业活动的重大改变。首先，国际结算模式的形成有助于任何国家都能参与进出口贸易。各国间的贸易不再需要与每一个贸易伙伴平衡订单，无论什么地方有差额，都可以用国际结算方式结算。[66]这就突破了阻碍贸易活动的一个重要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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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870年后，欧洲的资本输出增长到了一个更大的规模，扩展到更加宽广的领域。欧洲的资本输出主要输往美洲和欧洲的其他地区，也有少数输往亚洲和非洲（1913年，约30%左右的英国海外投资投向了非洲和亚洲），世界变成了单一的资本市场。商业信息迅速而精确的传递（电报的主要功能），在那个年代是个额外的收获，促使金融和财产变动的行为更加一致。事实上，殖民主义全球化在其贸易层面的意思，是将世界其他部分纳入以欧洲和西方扩展的范围——美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中，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劳动力在制造业、资本和工业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扩张中的分布，被用来交换初级产品以及其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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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新的全球市场形成绝非纯粹贸易活动的结果，还包括其他因素。第一，暴力：帝国主义的直接或间接的扩张是重要的成分。例如，在东亚，自由贸易通过使用武力或者是武力外交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强加给这一地区的。在印度，一切听命于伦敦政府的坚决主张。第二，这种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支付模式有时可能不太顺利——如果它都发挥作用——也会让英国不太高兴与帝国的殖民地印度之间有一种平衡的结算。[67]第三，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西部以及拉美和非洲的边缘地区，全球市场被欧洲的人口帝国、欧洲定居者的土地占领、土著人的迁移（通过协议或武力和欺诈被迫迁移）扩大了。当贸易和投资的潮流出现时，全球市场就是最重要的经济动力。第四，在欧洲的殖民地和其他投资国家中，欧洲政府进行财产管理以保护自己在国外的企业利益。[68]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当地的法律；如果需要的话，通过治外法权（如在奥斯曼帝国、埃及、伊朗、朝鲜、中国、日本），持续稳步扩大全球市场机构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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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是交通运输的巨大进步，由此导致了世界范围的扩大。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和1914年巴拿马运河完工之间，很多地区被纳入已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欧美体系之中。汽船、铁路、电报、海底电缆等已环绕全球。1900年后，这个网络将扩张到包括人类所开发的所有地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一个规模不断增长的产品交换市场刺激了专门化和经济的相互依赖。随着贸易额的扩大，人们对获取更多的异域产品的欲望更加强烈。美国和欧洲工业品的交换需求就证明了这一点。除了棉花、羊毛、谷子、木材、糖、茶以及咖啡等传统商品外，橡胶、铜、金属材料以及燃料油也加入了国际贸易的行列。从19世纪80年代起，新的冷冻技术可以把容易腐烂的产品送到欧洲消费者手中，即使从遥远的地方如阿根廷和新西兰到欧洲，路途运输需要几周也没有问题。再没有任何事例可以比英国在基本食物方面更加依赖远途海运更好地展示世界贸易的惊人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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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贸易的增长以及传统贸易的扩大，在世界港口城市的发展上清楚地反映出来。除了大量的北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外，在19世纪后期，新的（更大的）港口城市出现在其他大陆。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新征服的南美大草原的商业中心的人口从1880年的30万上升至130万，只用了短短的30年时间。[69]开普敦因服务于内陆黄金国迅速崛起，孟买利用苏伊士运河控制了印度的西线贸易并将它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波斯湾。[70]新加坡因为是进入南中国海的西大门，又是东南亚大的贸易中心，发展依然迅速。[71]上海作为中国的主要港口以及中国在长江流域最富饶地区的出海口而更强化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墨尔本（Melbourne）和悉尼（Sydney），更远的新西兰达尼丁（Dunedin）则联系着澳洲内陆和世界另半球的贸易商和贸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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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成功的港口城市意味着有极大的活力来建设港口和码头，建设大型火车站及铁路线（或者相应的河运线）到达内地。[72]海关、火车站、银行、旅馆的快速建设，豪华俱乐部和新兴商人阶层的住宅建设是商业发达的外在表现。孟买火车站、新加坡的拉弗尔斯（Raffles）旅馆、巴黎式壮丽的新布宜诺斯艾利斯、卡普顿的标准银行（罗德斯有此银行账户）、上海的码头、墨尔本的科林斯（Collins）大街，以及悉尼最主要的银行非凡的建筑（环绕马丁宫［Martin Place］）等显示了世界的商业繁荣与自信。由日益增长的码头工人、搬运工人、铁路工人、打包工人、仓库员工、办事员等队伍为这个商业世界提供服务，它的管理者是一群流动性的全球范围内的各国精英，他们远距离频繁的联系，重点反映了其商业上的成功并提升了他们的商业信誉。不列颠，特别是苏格兰的商人遍布世界各地，但另外很多人也富有创业精神，如活跃在近东和黑海的希腊人。孟买最大的商人是波斯人（源于伊朗）而不是印度人。波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如萨松人［Sassoons］）跟随贸易发展的路线东行。[73]他们的商行在新加坡（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教堂）、香港和上海都能看到。19世纪末新加坡最大的船主之一是阿拉伯人的后代，是一个建立很久的位于马来亚群岛的商人和海员社团的成员。其他的是中国人，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祖父就拥有一支往来于新加坡和巴达维亚（Batavia，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旧称）之间的蒸汽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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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各国之间尽管有着文化上的差异，但贸易网络的成员有很多共同点，这是可以想象的。他们在本能上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希望能够轻松地超越管辖权和边界，他们不喜欢官僚和政府机构的介入，他们想有一个能推动发展（在最具体的方面）的招人喜欢的政府，他们对保护通信和财产权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们需要有可以依赖的货币和值得信任的银行。总之，他们的利益在于：反对将世界封闭在帝国国家集团中而导致割裂全球。他们不希望殖民政权忽视商业影响和实行种族隔离。在种族隔离问题上的怨恨已经使得孟买的帕西人（Parsis，印度拜火教徒）反对英国的统治。另一方面，如果世界的商业活动被分割得零零碎碎，充满怨恨国家的统治者也不可能把自己国家的商业发展与那些大的港口城市的商业发展相协调，那么那些非欧洲商人根本不能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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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利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开放的经济”，没有贸易障碍，借贷、资本以及人员（尤其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这就是英国人从19世纪40年代竭力将这些强加给拉美、中东以及中国和印度所追求的“自由贸易帝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需要新的交通运输技术将世界其他地区拉入欧美商贸圈。但这并不是全部，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市场是不平衡的，相互的买卖结算会形成障碍。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多边的外汇体系，允许一个国家购买外国产品不需要直接支付。这种多边外汇体系的实施，需要一种共同流通的货币形式，而这种货币得到大多数贸易国家的认可，符合不同国家的货币储备。另外，需要建立一种汇率，不同国家可以兑换它们的货币，以实现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货币价值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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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合这种复杂的国际贸易需要，伦敦成了世界经济的中心。自由交换的金本位制使英镑成为世界最坚挺的流通货币，以英镑结算成为国际贸易结算中最值得信赖的模式。伦敦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港口，处于欧美世界的中心地带，是英-印体系大帝国的首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云集伦敦的商人和银行家都能毫不困难地交换各种货币，寻找合适的消费对象，并买到可以销往任何地方的货物。伦敦成了在广阔范围内为货物交易提供商业服务的龙头。英国的海外银行、保险公司、航运公司拥有各大洲之间国际贸易的最大份额，英国的航运机构和汽船几乎无处不在。1870年后，伦敦增加了武力侵略之外的海外投资，以此应对英国本土经济远比“新的”海外经济增长缓慢这一现实。1870—1914年，伦敦投向欧洲以外的资本超过其海外投资总额的一半。许多资金投入到为开拓新市场和联系新产品的交通运输体系之中。到1913年，40%以上的英国海外资本进入铁路领域——无论是国有的（如在澳大利亚和印度）还是私有的。[74]英镑的流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抑制了商业领域的波动，支持了货币稳定。[75]这就强化了伦敦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商业资本的控制，使这些地区的繁荣依赖（很容易被相信）于世界庞大信贷者英国，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加速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进程，用黄金来确定其通货的价值，扩大对外贸易，鼓励对内投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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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伦敦的规模和财富均在扩张。[77]在伦敦的商人和银行家中，有利于伦敦就是有利于世界成为一种信念，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的观念在19世纪40—50年代的英国不仅是一项政策，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种坚定不移的激情所推崇的意识形态。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是一个人们通过汇入自由贸易的洪流，从而拜托奴役他们的统治者而获得自由的世界，个人自由和国际自由贸易将并肩前进。自由贸易被认为是英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也是世界其他地区必经的经济发展进程（1914年前，英国抵制贸易保护政策，支持贸易保护的人也因何者应受保护而分裂）。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坚持认为让市场决定产品是最有效率的使用经济资源的方法。没有资本或者工业基础的国家应该将力量集中在“初级产品”的生产上：原材料或者世界需求的食品生产上。它们应该销售其初级产品而获得收入来购买所需要的工业制成品，偿还其借贷的利息。只有铁路和港口才能将货物输入市场，初级产品的生产才能扩大，其他的任何政策——如建立关税壁垒以加大工业生产——不仅没有效率而且没有价值（因为这些工业产品可以在海外更便宜地买到），它意味着消费者要支持那些从关税保护中获利者而被迫纳税，其政治流程（如自由贸易所暗示的）绝对是腐败的。开明的殖民统治应该强化自由贸易（像英国在印度所为），正如一种明智的外交应该一贯鼓励自由贸易一样。19世纪末，包括印度以及（1890年后）中国等国家的出口激增，似乎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经济处方的普适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伦敦在新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角色不仅有利自身，而且惠及他国，甚至资本输出也被认为是为世界繁荣提供一项重要的服务。精明的银行家罗伯特·布兰德（Robert Brand）写道：“加拿大（或许是1900—1914年英国资本最主要的吸收者）拥有源源不断地来自英国的资本，就如一个城市拥有充足的水资源绝不害怕供水出现问题一样。”[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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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理论将商业化的农业视为对全世界农民的解放，在人们的想象中，印度人和中国人成了令人满意的消费者，他们都身穿英国兰开夏郡的棉织品。自由贸易理论还赞扬经济间的相互交流对促进和平的益处。著名的爱德华七世著文宣称：战争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可能挑起战争的强国会因战争导致的贸易阻塞而大受损失。[79]但是这种喋喋不休的谈论只看到了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带来的相互间利益的关联，而低估了相互间的分歧，忽视了它的不稳定性。很显然，世界经济俱乐部的新成员不得不使用与过去相同的手段，去强占那些尚未被占领的地盘；它们不得不开发其过去的竞争者忽视的商品；它们不得不降低产品的价格以弥补它们商业机构的缺陷；它们的劳动力必须非常廉价。更加糟糕的是，常常发生因转向经济作物生产而导致社会危机的情况，这是导致殖民者将目光转向空旷地区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种植经济作物出口，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需求会引起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变化，减少剩余劳动力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可引发社会革命。如此令人害怕的结果使得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从19世纪70年代起）愈益限制土地从传统的社会阶层手中转移到城市商人手中。在非洲，是经常缺少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力过剩，所以就延迟了自由贸易进程的发展。采矿公司和当地殖民者都抱怨“土著人懒惰”，他们不会为极少的工钱——那份殖民者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带能够支付的价码而工作。在非洲没有互利的概念，为了让非洲人“工作”成了殖民统治把他们变为农奴的借口。强制性的税收（强制性地针对领取工资的劳动者）、苛刻的工作纪律、[80]禁止任何形式的劳动者组织、征用有商业价值的土地等是殖民资本主义在非洲采取的一部分政策。在非洲以及别的地方将商业利益和白人特权联系在一起并不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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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赖地方精英的殖民统治区域，那些精英像阿根廷的农场主们，希望能够从土地升值和新的城市繁荣中获得利益，较之自由贸易者的期望而言，他们对殖民统治的支持附有更多的条件。要保证借贷资金的周转，吸引更多的资本，更充分利用农业的繁荣和商品市场，就意味着要接受殖民统治者制定的令人痛苦的规则。为了保持通货稳定，必须限制支出；为了鼓励贸易，必须降低关税，让本土产业做出牺牲；为了吸引国外投资，必须讨好和让利给国外的铁路公司和银行。其实欧洲以外的国家普遍认为，自由贸易经济是一边倒的交易，应该抵制伦敦行使其特权。在印度和西非，当地的商人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但也憎恶欧洲商人的特权地位。当贸易的利益处于上升的曲线时，这种憎恶减弱了。但没有人可以保证一种动态的、影响新的国际经济商业环境的力量能够稳定或持续，如果商业繁荣破灭了，如果世界市场因某种巨大的权力冲突而破坏了，如果伦敦不能够满足其作为借贷和资本中心这一角色的要求，自由贸易的障碍将增多。另外，欧美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曾经坚持贸易保护的主张，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已经压制了这种观点，但如果扩张被制止，以伦敦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区域萎缩，财富积累下降，最可能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一系列相互敌对的国家集团。世界大国间的敌意将变得更加激烈，因为联结着它们共同利益的“开放区域”不复存在，为强化殖民主义全球化而创建的经济秩序即会与之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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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在1914年以前已经出现，贸易的疯狂扩张开始减速，谷物出口的快速增长难以为继。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经济凸现出非同寻常的增长态势。美国这个工业化的庞然大物是否会动摇以欧洲为中心，特别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新的“世界经济”？美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化国家，它的原材料和食物大部分是自给的，它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主要是立足于国内的，因此美国从不鼓励自由贸易，并且美国的关税水平比除俄国以外的欧洲工业化国家要高得多。[81]美国拥有巨大的黄金储备（几乎占1910年世界总供应量的1/3），[82]所以美国财富份额的增长（如果黄金供应量激增）就会造成其他金本位制国家的经济危机，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会收缩。然而，如果危机出现，规模巨大的美国经济以及能量不断上升的华尔街将使得位于伦敦的世界银行家们的“意见”变得微不足道。如果工业化的世界两大半球开始发生裂缝，则刚刚开始成形的世界经济格局将被证明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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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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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殖民主义带来了帝国主义列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分化。综观这个世界，新的商业经济创造了一个主宰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欧洲，而非欧洲国家对国际经济和国际需求的变化，其适应能力是较弱的。全球殖民主义是一个三维的结构，文化维度是建立在强大武力和普遍影响上面的。在这一时期，欧洲文化的主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宣扬激进的扩张主义。1880年后，欧洲的实际势力范围横贯亚洲、非洲和太平洋，这意味着欧洲文化影响的扩散范围比早期更加广泛，也更具权威性。如，欧洲的各种思潮、科学研究方法、对历史的解释、社会秩序的理念、公共道德的模式、邪恶与正义的概念、文学表述方式，甚至欧洲人对健康、休闲观念和着装款式的处理方式，都成为衡量其他文化是否文明的“标准”。对于因欧洲政治权威逐步扩大而造成的欧洲与欧洲以外国家的文化不平等，那些非欧洲国家的文化精英们是难以接受的。尤其对穆斯林思想家来说，这种不平等是特别危险的。但是，他们如何挑战欧洲文化的扩张呢？完全抵制欧洲现代化的文明是不利于自身文化发展的。如果完全抵制欧洲文化的影响，有可能加速自身文化的弱势。但是如果采用欧洲的方式——用新欧洲的引擎去驾驭他们文化的复苏——似乎是一种冒险，这将会使本土的文化和传统处于混乱和分裂的状态之中，为欧洲扩张的最终胜利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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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意识到在世界进步的长河中发展的各大洲和各国文化中，欧洲文化突然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只有欧洲文明突破了其他从属文明由盛到衰的周期，只有欧洲人发现了国家富强的秘密。欧洲人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他们突破了迷信和神话的旧式樊篱创立了知识型的理性生活。欧洲人的胜利通过遵循四项主要法则获得了成功。第一，鼓励思想理念的自由交流，制止某些有可能限制自由交流的权力（如僧侣的权力）；第二，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第三，构筑一个维护道德，特别是性行为和劳动纪律的社会秩序，因为正确对待妇女的权益成为检验发达社会的标准；第四，提升欧洲人的精神和勇气，包括那种统治海外的军事威力和政治统治力的“男人”气质。但是在欧洲社会中如何和为什么这些法则被采用，如何保证它们相互交融，依然值得深层次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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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通常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表现出令人困惑的傲慢自大，这种傲慢可以解释为统治世界进步的独特信念。东方文化的落后，对欧洲进步的自我形象是重要的参照物。只有坚持东方的失败（实际指所有非西方人），才能使欧洲人确信他们自己的进步，这肯定夸大了欧洲文化的重要性。像大多数文明一样，欧洲文明被自己所困惑，欧洲人研究自己的历史，虽然对历史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是他们从曾经取得进步的经验教训中去研究历史。他们意识到，在欧洲有些地区进步是缓慢的。在欧洲思想界，最激烈的争论不是关于非欧洲问题，而是关于放弃欧洲前工业化历史的信念和价值多少是安全的。欧洲知识分子间最尖锐的争论是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地位问题、“传统的”道德问题、“乡村”文化和语言问题、前现代社会关系（社会家长式的作风）问题。[83]人们普遍认为进步是脆弱的，它受到宗教形式的自由思想反应的威胁。下层民众反抗资本主义经济纪律的严厉性（这种严厉的纪律对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威胁），有可能阻止进步的速度。这种反抗有可能导致实际和道德上的“堕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的生活。它可能通过抹杀个性，用纯物质代替精神来破坏进步。社会恐慌的感觉灌输到了这些带有情绪的争论之中。[84]在争论的问题中，欧洲人对非西方世界是无知的和不关心的，在欧洲瓜分世界的斗争中，欧洲民众是旁观者，理解非西方世界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认为，只有欧洲（或者包括欧洲扩展的地区）摆脱了停滞不前的历史，它的文化自然占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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