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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方式，日本领导人设计出一种独特的道路使日本进入西方控制的世界。但日本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同俄国的战争迫使它成为了外国的借贷方，爱国热情在本土的兴起也威胁到政治上寡头统治的发展方向。因为新的债务负担，日本经济赤字增加，日本冒着同其他半工业化国家在这一时期相同的风险：货币紧缩（日本是金本位制国家）；国内制造业需求下降；出口原材料的依赖性增大。[133]1905年的胜利并不能使日本高枕无忧，俄国正在加倍修建横贯西伯利亚铁路，这是俄国东部帝国的钢铁动脉。与此同时，李鸿章的门生、日本人的对手——中国的袁世凯（Yuan Shih-k’ai），从1844年（历史事实应为1884年——译者注）任中国在朝鲜的使者起发迹，最终到达大总统的位置。到1913年，袁世凯得到了西方强国的支持而成为一个强权统治者，西方诸国同袁世凯政府加强了经济往来。袁世凯的地位是日本不愿接受的。[134]但是时间就是一切，当袁世凯的势力还没有破坏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优势之前，欧洲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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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不是唯一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主义全球化中“尚未完成被殖民的地区”，中东的奥斯曼帝国表现出惊人的恢复力，尽管1875—1878年发生了灾难性的动乱，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仍坚决继续推进奥斯曼帝国的自强，为开发自己国家的潜能，他冒着政府被摧毁的风险，同意分割，使国家力量渐渐增强，吸引了不少本地精英。[135]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统治逐渐取得成效，[136]从阿勒颇（Aleppo，叙利亚境内）到麦地那（Medina，沙特阿拉伯西部）修筑了汉志（Hejaz）铁路，加强了奥斯曼对红海沿岸和伟大的朝圣中心的控制，沿着波斯湾的“阿拉伯之滨”，奥斯曼的军队驻扎在位于科威特（Kuwait）和巴林（Bahrein）之间的埃尔哈萨（El Hasa）地区（英国在该地区的势力也在增强）。与此同时，1896年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得益于原材料贸易的繁盛。[137]虽然现代化机器的工厂很少还相隔很远，但棉花地毯制造业发展稳步上升。[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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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纯亚洲国家，奥斯曼帝国有可能综合利用了其外交影响和文化凝聚力，为建设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经济赢得了时间。但奥斯曼帝国的西半部则十分危险地处于欧洲民族主义的不断压力之下，直接的表现是宗教和种族冲突。1878年后，奥斯曼人紧紧抓住帝国在欧洲的部分，包括阿尔巴尼亚（Albania）、科索沃（Kosova）、马其顿（Macedonia）、鲁米利亚（Rumelia）、色雷斯（Thrace），这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是穆斯林。[139]但是每一个企图控制奥斯曼地区的殖民强国，都会增强它们种族和宗教分离的趋势，使它们统治下的民众反抗的趋势更趋激烈。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是如此。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进行激烈反抗并威胁取消地方自治，19世纪90年代末，克里特（Crete）种族暴力事件使奥斯曼卷入了同希腊的战争，在大国介入后，奥斯曼在这个岛屿的统治结束了。到1908年，本地的反抗和外国的干涉似乎导致马其顿重要地区（奥斯曼欧洲的战略重点）处于独立的边缘，对于奥斯曼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好战的“青年土耳其”而言，“马其顿的独立意味着失去半个奥斯曼帝国，乃至奥斯曼帝国的彻底毁灭”。奥斯曼帝国的边疆最终退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被迫迁出欧洲。“马其顿问题是关系到土耳其人生存的问题。”[140]1908年并非偶然的一场政变，废黜了苏丹，从萨洛尼卡（Salonica，希腊中部）以土耳其族为核心重建了帝国，但在短期内帝国没有起色。次年，波斯尼亚（Bosnia，理论上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被奥匈帝国兼并。1911年，为保持对利比亚（Libya）的控制，奥斯曼同意大利进行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次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蒙特内格鲁（Montenegro，南斯拉夫西南部）趁机清算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残余领土。战胜国之间经过再一次战争争夺，确立了巴尔干半岛脆弱的和平，奥斯曼帝国保持对海峡（Straits，帝国首都所在地）的控制，但它在阿拉伯范围内对土耳其化（Turkification）毫无威望又充满抵抗，如果要想避免被分割，必须更加依赖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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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4年，伊朗（通常还称波斯）仍处于危机的边缘。即使在强势的伊朗国王纳塞尔丁的统治下，虽然他善于治理部落、语言、宗教和社会分裂，但伊朗强国的目的还是难以琢磨的。对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认可外国通商特权的做法，伊朗的大小商人和宗教人士都持不赞成态度。1896年纳塞尔丁被谋杀，继任伊朗王穆扎法尔·厄丁（Muzaffar alDin）把寻找新的资金来源作为重要的举措，指派一个比利时人负责海关，保证国家主要的税收来源。以里海港口的关税收入作担保，从俄国获得了一大笔贷款，允许英国勘探者在海湾顶头位置勘探石油，达成了《达西协议》（D’Arcy concession），建立其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即BP公司的前身。但伊朗国王的统治正陷入危机之中，外国势力在伊逐渐增强，国外对伊的影响也在增加，更多的伊朗人出国旅游，与欧洲的联系日益增多，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思想在伊朗精英人士中间传播，一种特别成熟的政治活动在俱乐部和社会上开始形成。当俄国爆发1905年革命时，堵死了伊朗主要的贸易出口并造成了商业的衰落，引起了伊朗资产阶级的不满，1906年，他们与商人、教士和巴赫蒂亚里（Bakhtiari）部落的可汗联合，开展立宪革命，推翻了伊朗王朝的统治。[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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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并非令人满意。虽然伊朗国王被迫接受了新的宪法（该宪法把伊斯兰什叶教定为国教，创立了议会），但它仅仅是在表面上同意接受宪法。当国王通过政变恢复了权力后，虽然保留了宪法，但宪法的作用已经被破坏了。为争夺政府的控制权，多种势力不断斗争，中央权力开始削弱。拥有私人武装的地方政客和部落首领成为真正的权威。一个盖什加（Qashqai）部落的人对英国领事说：“在近代波斯，武力就是君主的权力……每一个拥有武力的人就是伊朗君王。”[142]需求强国保护仅仅是伊朗的开端，1907年后，俄英两国达成了协议，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北部归俄国，东南部归英国，中部作为两国的“缓冲区”，这样寻求强国保护的趋势就更为严重了。俄国军队在北部围剿了伊朗国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1911年，英俄要求解雇来自美国帮助整顿伊朗财政制度的顾问，伊朗政府并没有同意。在俄国支持下，地方势力得到保护。到一次大战前夕，北部伊朗驻扎着俄国17,000人的军队，俨然已成俄国的“政治保护区”，英国大使抱怨说：“伊朗北部已经成为俄国的一个省份。”[143]圣彼得堡对此说法不予理睬。伊朗德黑兰政府是由煽动性政治家组成，他们“带有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与当地和其他半球的文化和民族发展水平是不和谐的”。[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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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正常发展被扼杀了？正如那位离开伊朗的美国顾问断言的那样？[145]也许如此，但也不完全是。尽管资产阶级革命造成国王权力下移，且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但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知识分子和教士当中，对伊朗国家的认同感似乎在事实上得到了加强。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俄英操纵的分裂事实，为何竟成为其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原因？除非一些事件的发生恰巧打乱了地缘政治的设置，使列强放缓了殖民的步伐，伊朗正是发生这些事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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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欧洲为这一包括伊朗的广大地区命名）和东亚的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世界秩序是在欧洲列强控制下的，是欧洲为服务它们帝国利益设计的，这种世界秩序处于最佳的发展状态。欧洲各国兴高采烈地瓜分了欧亚以外的世界，通过强迫合作，把经济和工商业欠发达的北大西洋盆地连接起来，这已经证明并不困难。西方列强将其统治和流行的“新大陆”的地理概念，强加给诸多民族。但是，在被视为“旧大陆”的欧亚地区，要把亚洲国家及其文化并入西方体系，或者达成一个殖民瓜分方案，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欧洲的全球殖民主义范围也是难以划分的。如果欧洲自己垮了，它们的“世界经济”就失去吸引力了，他们可能面临丧失世界经济优势的危险，这种考验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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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H.J.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Geographical Journal 23，4 (1904)，pp.42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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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是英国的工业家、商人、经济学家、政治家。自由贸易主义也称科布登主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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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Times，15 Sept.1875，引自N.Pelcovits，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New York，1948)，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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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1893)，再版见Turner,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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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个典型的陈述，见B.Kidd，The Control of the Tropics (London，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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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88年内藤湖南（Naito Konan）发表了《小世界》（‘Shosekai’［‘Small World’］）的文章，关于该观点的研究，参见J.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1934 (Cambridge，Mass.，1984)，pp.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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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Bryce，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dvanced and Backward Peoples (Oxford，1902)，p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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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bid.，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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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N.Pearson，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London，1893)，pp.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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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J.Forbes Munro，Maritime Enterprise and Empire：Sir William Mackinnon and his Business Network，1823–1893 (Woodbredge，200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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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罗兹的商业帝国，见C.W.Newbury，The Diamond Ring (Oxford，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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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埃及危机，见R.E.Robinson and J.A.Gallagher，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London，1961)，第4、5章；A.Schlch，‘Egypt for the Egyptians’：The Socio-Political Crisis in Egypt，1879–1882 (London，1981);J.R.I.Cole，Colonialism and Revo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The Social and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Urabi Movement (Princeton，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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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持这一观点的是前总督和英国内阁大臣，见B.Mallett，Thomas George，Earl of Northbrook：A Memoir (London，1908)，pp.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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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柏林会议和它的重要性的观点，见J.-L.Vellut，Un centenaire 1885–1985：Les relations Europe-Afrique au crible d’une commemoration (Leide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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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Klein，Slavery and Colonial Rule in French West Africa (Cambridge，1998)，pp.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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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A.S.Kanya-Forstner，The Conquest of the Western Sudan (Cambridge，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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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J.F.Munro，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80–1960 (London，1976)，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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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于戈尔迪的生涯和皇家尼日尔公司，参见J.Flint，Sir George Goldie and the Making of Nigeria (London，1960);D.Wellesley，Sir George Goldie：A Memoir (London，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