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4055 革命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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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57 到1919年3月欧洲统治的一场普遍危机正席卷亚洲的多数地方。3月10日，埃及的英国官员报告，因逮捕一个为首的民族主义分子萨阿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引发了开罗的暴乱。几天内暴乱波及到三角洲各镇和上埃及。在暴乱镇压前，已经有1,000个埃及人死亡；政治动荡更难以平抑。四月初，在英国统治的印度发生了暴力动乱。在旁遮普省（印度军队的主要征募地），英国人面临着一次有组织的旨在推翻其统治的叛乱。英国人残暴的血腥反应在4月13日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Amritsar）事件中达到了高潮。将近有400个反抗者被军队射杀。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部分地区被巴黎的调解人划给奉行扩张主义的希腊。因此，5月，爆发了在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一名战前“青年土耳其”成员和战时奥斯曼帝国将军）领导下的民族起义。在东南安纳托利亚，库尔德人（Kurdish）的反抗威胁到英国人在摩苏尔（Mosul）省不稳定的统治。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大马士革（Damascus）是政治运动的震中地区，随着疑虑的增加，它正不耐烦地等待着大国对成立一个自由的阿拉伯国家的允诺。在旧沙皇帝国的中亚地区，巴什基尔人（Bashkirs）、鞑靼人（Tatars）、哈萨克人（Kazakhs）、阿塞拜疆人（Azerbaijanis）和穆斯林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在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也开始了。最重要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表明中国自1911年陷入停顿的革命重新开始了。北京的五四游行示威，其矛头直指巴黎做出的关于日本应保持在山东的势力的决定，标志着民族觉醒运动正在向更深层次发展。中国必须建立共和国而非王朝帝国的观点，已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接受。恢复中国的全部主权，终止外国（尤其是英国）的租界和特权以及接纳中国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成为新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这一切必然对在东亚和中国扩展领地或在中国拥有少量殖民地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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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59 这些运动以及其他类似的运动在1918—1919年无处不在。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运动要求对国家自治的权利，或者至少要求建立民族社会。对战时强迫动员（作为士兵或供应者），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和损失，激起了不满，扩大了民族主义力量的支持者。当战争结束或（就像俄国的事例）帝国的统治崩溃时，政治气候迅即达到狂热。这种狂热被恐惧和希望的复杂情绪所激发：对战时镇压和丧失自由的恐惧仍在持续；欧洲帝国秩序的垮台以及1918年协约国对自治的广泛宣传，使人们期望这是一个新的“民族的”时代开始的标志。为使他们的要求在巴黎获得认可，说服调解人纠正历史错误，以争取独立，是埃及、土耳其、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中国民族主义领导人的主要目标，当丧失了希望之后，他们就会采用更直接的斗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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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61 其结果是复杂的。在埃及，短暂的群众暴动留下了一个政治动荡的乱摊子。一份英国调查将群众暴动的怒火归结于对战争的愤恨：通货膨胀、物资匮乏以及为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而征募劳工和牲畜。埃及的精英们则深深地疑虑英国打算在战争末期更全面地将埃及吞并进其帝国制度中去（埃及还没有正式吞并）。埃及国民党——华夫脱（或“代表团”）党被授权带着埃及的提案到巴黎和会，以赢得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在1882年前拥有的完全独立（或更好的形式）的支持。沉默而无礼的英国政府拒绝这次上诉，监禁了华夫脱党领导人以防止群众游行。罢工、游行示威和谣言的影响造成的恐慌，与社会分化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相结合，引发了1919年3月秩序的失控。当这场暴乱逐渐平息后，它在政治上被一种更严重的愤怒情绪取代。英国通过埃及的部长和埃及君主（1917年更名为苏丹）控制埃及。它倾向于这种间接的统治作为减少冲突的方式，维护其既得利益，垄断对埃及的影响，绝对保证苏伊士运河——这条英帝国在东方的生命线的安全。因此，英国否认埃及获得“真正的”独立。但是1919年3月之后，没有埃及的部长会呆在办公室，除非英国承诺答应其要求。如果没有埃及的部长，英国会面临来自当地舆论各方面的完全反对：官员不合作；教师和神职人员公开进行谴责；在运输业和公用事业的关键部位工人罢工；甚至也许有他们最害怕的“爱尔兰式”方法——暗杀和恐怖活动。1919年3月到1922年2月之间，英国人竭力寻找一种能安抚埃及领导人的“温和”派，瓦解民族主义联盟的方法。只有当英国承认埃及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但注定要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听从英国的“建议”），强烈的反英情绪才会逐渐平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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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63 在阿拉伯地区，局势更加复杂。支持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力量是费萨尔（Feisal）和阿拉伯哈桑王族（Hashemite）成员（在奥斯曼时代神圣地方的世袭统治者）和叙利亚贵族之间组成的联盟。作为麦加哈里发（Sharif）之子，费萨尔1916年之后在英国的帮助和鼓励下，领导阿拉伯反抗奥斯曼帝国，他还希望在战争结束后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在1914年之前，叙利亚的贵族们已经领导了一场主张阿拉伯觉醒的运动，反对奥斯曼的统治。叙利亚从1860年起就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故乡。[13]有理由认为费萨尔和叙利亚人都是可怕的，他们知道巴勒斯坦地区会被分割统治，部分区域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他们还知道在1916年英法已经同意瓜分阿拉伯地区，将现在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置于法国的监控下，将现在伊拉克的大部分地方置于英国监控下。更糟糕的是，有一点很快清楚了，在巴格达建立的新英国政权显然认为阿拉伯国家这个主意，往好处说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往坏处说更是荒唐的。这个政权无意让巴格达的贵族们和他们在大马士革的朋友们建立共同的事业。费萨尔希望的是英国重心的改变：拒绝在一种松散保护的框架下建立一个或几个阿拉伯国家。英国允许在其完全控制之下由费萨尔在大马士革领导一个临时政府。费萨尔试图收买法国人，让犹太领导人相信他们的“民族家园”在阿拉伯政府领导下会很安全。但他的希望和外交都是徒劳无益的。到1919年底，英国人已答应撤出他们在叙利亚的部队，为法国人让道。在接下来的春季里，欧洲战胜国（美国除外）仲裁决定（以国际联盟最高法院名义），阿拉伯地区将被分割并被授予“委任统治权”，直到每个部分被认为适合自治。巴勒斯坦和约旦将归属英国。因此伊拉克的新国家将由三个迥然不同的省勉强地组合在一起。这三个省是：以库尔德人为主的摩苏尔；由逊尼派穆斯林精英统治的巴格达；南部什叶派穆斯林占主导的巴士拉。但是叙利亚将归属法国而且面积要缩小，会丢失黎巴嫩（单独被法国托管）以及南部英国托管地。在一场最后的反抗行动中，一个“叙利亚国会”聚集在大马士革谴责这种托管地，号召阿拉伯在作为国王的费萨尔领导下实现统一和独立。费萨尔临时组建的军队试图抵抗法国的占领，在1920年7月一场绝望的战役后，他迅速出逃流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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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65 如果作为一个自由的阿拉伯国家的“大叙利亚”梦想被从地图上抹掉，那么英法分治更不可靠。在叙利亚的反抗已经扩展到了伊拉克。一些巴格达的贵族们通过一个秘密社团与费萨尔的支持者保持联系。他们强烈反对战争结束后英国殖民地类型的统治。1920年6月，他们的政治不满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在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山谷的乡村社区里，积压已久的对外国统治和征税的不满引发了一场暴乱。当英国努力遏止这场暴乱，调动越来越多的部队，花费越来越多金钱时，组建一个合适的阿拉伯人的政府变得越来越紧迫。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丘吉尔当时是殖民地大臣，负责阿拉伯中东地区，但不包括埃及），正在流亡的费萨尔是担任领导的最佳人选，看起来他有手腕和威望去把英国人行将瓦解的创造物归于统一。但是即使他能做到，那么以何种方式尚难以确定，因为伊拉克的命运是一个较大问题。1920年底，一个越发敌对的和好战的新土耳其国家似乎正从奥斯曼帝国的灰烬里崛起，并且在政治领域索取从前的地位。1921—1922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强行将他的土耳其共和国统治横跨了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击碎了英国的双重希望，即一个弱小苏丹统治下的土耳其代理国和大希腊计划中将诸多西安纳托利亚变成“大希腊”的“爱奥尼亚”（Ionian）延伸部分。[14]1922年9月，凯末尔夺取了土耳其西部士麦那（Smyrna），随后在向旧帝国的首都康斯坦丁堡行进时遭遇到了一小支驻防在沙内克（Chanak）保卫达达尼尔海峡的英国卫戍部队。现在一场剧烈的危机迫在眉睫了。如果一场新的战争在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爆发，那么整个中东的政治前景将会陷入战火的熔炉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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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67 数月之后，经过紧张交涉，于1923年6月在洛桑达成一项和平条约。条约承认土耳其是独立的国家，恢复康斯坦丁堡作为一个完全的土耳其城市（这座城市在1930年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这项条约废除了欧洲势力对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核心地区的拥有权，也废除了外国治外法权的旧体系（the “Capitulations”），并使土耳其摆脱了战前债务政权的控制。该条约造成了人口交换，清除了土耳其的“希腊”基督教徒和希腊的“土耳其”穆斯林：预示着一种凶兆来临。[16]土耳其接受了土耳其海峡的非军事化，接受失去阿拉伯帝国，并且同意仲裁他们对摩苏尔的特权。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妥协。它反映出英国和土耳其双方都不愿继续武装冲突，俄国对这片区域的渴望在1920年之后不太明显（看下文），凯末尔对沿着战前改革者所钟爱的欧洲线上建立他的新土耳其国家十分渴望。这是巩固英法对他们新的阿拉伯托管地控制的关键时期，该条约使得法国腾出手来收拾叙利亚，挫败1925—1927年叙利亚的反抗，也使英国在伊拉克不受欢迎的存在成为可能。英国在此出售空军武器（帮助费萨尔），为的是保卫海湾出口和飞往印度基地的航线。然而，战后抵抗的规模在中东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宣布自治被粗暴地驳回了。但是在埃及和伊拉克，英国被迫同意扩大当地的自治权并承认两国的独立声明（1922年埃及独立，10年后费萨尔的伊拉克独立），把这作为对英国控制战略区域——尤其是苏伊士运河控制的补偿，甚至外约旦也被迫交出它自己的哈桑王族的国王。除了分治的创伤外，阿拉伯中东地区还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战争中觉醒的泛阿拉伯意识还没有消逝，还有许多让这种意识成长的空间。欧洲的统治（主要是英国）只是浅显地根植于这里的社会和文化领域里。这种统治严重依赖地缘政治的偶发事件：随着德国的失势和俄国的孤立，大国间的竞争暂时中止。在一个萧条的年代里，欧洲的统治从贸易扩张或中东融入国际经济中获得了少许帮助。石油工业的增长被耽搁得太久（中东在1920年只占世界石油生产的1%，1939年只占5%，几乎所有的石油都来自伊朗西南部），以至于无法伺候一匹具有真正的欧洲帝国影响力的特洛伊木马。一旦帝国主义战争的短暂兴奋过去，英国或法国对一个阿拉伯帝国只剩一丁点儿热情了——特别是一个国家还要准备掏钱。[17]如果中东的分治是帝国的高潮，那么这股潮流扭转得最快，帝国时代是最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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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69 土耳其和伊朗在1918—1923年之间骚乱最多、损失最多。两国面临着受辱沦为保护国的地步，土耳其沦为奥斯曼帝国占领下无足轻重的地方，伊朗沦为战胜国英国的附属国。两国必定会从骤然停止的外部压力中受益，这种外部压力在1914年之前几乎是无法忍受的。俄国和英国都无法在1923年之后积极介入土耳其和伊朗的内部事务；而是为国内的麻烦忧心忡忡。两位非凡的国家缔造者抓住了时机并抓住改革者在1914年之前梦想的时机来予以驱动。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被尊称为“国父”[“Ataturk”]）在被摧毁的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的核心建立了一个土耳其共和国，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土耳其的基督教少数派。在凯末尔的共和国，保守的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宿敌。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主要的任务是应对有企图的大国。关于服装（禁止戴让穆斯林虔诚地将头触地的无边红圆帽）、字母表（用拉丁形式的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表）、教育（宣布在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as］的宗教教育非法）和姓氏（土耳其人被要求取得西方式的姓）的新法律，戏剧性地表现出穆斯林的认同感与世俗国家对国家公民所要求的忠诚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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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71 凯末尔成功开展“民族的”运动赢得了对希腊人的战争，维护了土耳其的独立。凯末尔命令现役军队（和预备役）虔诚地忠于民族计划。他还继承了一种易于明白的现代行政结构，这种结构源于1914年之前奥斯曼的改革。在伊朗这种改革进程必然比较艰难，战争及其后果加剧了伊朗社会的冲突，几乎摧毁了德黑兰的中央政府。外国的占领（英国、俄国，随后是苏联的武装力量），独立的政府，民族运动，社会动荡和部落自主令这个国家陷于失控的状态。在这种绝望的情势下，1921年2月由礼萨汗（Reza Khan），一个哥萨克（Cossack）旅的军官（唯一由德黑兰象征性控制的正规军队）发动的军事政变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使礼萨有可能通过谈判让苏联与英国撤军。建立政权之后，他迅速采取了类似于凯末尔土耳其式的激进变革计划。如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粉碎首都以外的反叛和反对部落的目无法纪；兴建铁路和公路以扩大政府的影响范围。关于头饰（要求戴帽子和礼帽）、采用姓氏（礼萨采用“Pahlevi”的名字）、妇女废除面纱等，表明了礼萨的主要目标：恢复毛拉（伊斯兰国家对学者的尊称）的影响。面对抵抗，礼萨实际上成了一个独裁者。1926年4月，他加冕自己为伊朗国王。巨额的王朝资产及广泛的宫廷赞助都被军队和官僚用于加强他们的实力。礼萨已经把一个新帝国塑造得无比强大，这正是卡扎尔王朝（Qajars）希望的。做这些事情，礼萨能够不依靠外国资金或优惠条件，他明白外国资金或优惠条件会招来卡加改革的敌人。关键是财富的新源头，虽然礼萨（谨慎决定）不再控制海湾北部的英伊石油公司（Anglo-Persian，该公司英国政府持有51%的股份），但从他们公司在1913年之后百倍增长的收入中仍可获取大量财政收入。但是对他而言，正如凯末尔（1938年逝世）建立的共和国一样，经过他们非常娴熟的运作形成的地缘政治平静局面，遭到真正的考验是在1939年二战爆发以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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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73 在这段诸多西南亚洲动乱的时期里，“伊斯兰”政治是一个显著的缺席者。毫无疑问，穆斯林认同感在巩固反抗外来控制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民族主义运动在土耳其、伊朗、埃及和阿拉伯地区是非常世俗的。尤其是在叙利亚，从宗教层面看，基督教徒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最热情的支持者。在远东和印度，伊斯兰的影响力扮演了一个更广泛的角色。印度的穆斯林，对他们在广大伊斯兰世界中地位的认同感在1914年之前急剧上升。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由战争所引发的震动全面升级，因为奥斯曼苏丹（如果仅从名字看）也是哈里发，“（穆斯林）忠实的指挥官”。随着大量穆斯林士兵进入印度军队（很多人被派去同奥斯曼军队作战），英属印度政府迅速打击了通过穆斯林政治家、报纸以及一些大部分在战争期间待在监狱的印度穆斯林领袖表现的最温和的泛伊斯兰情绪。特别是从这个地区，当英国改革的承诺（在省内的事务中当选的印度领导人享有更大的权力）与威胁中止特殊战时权力和无限期阻止所谓的《罗拉特法案》（Rowlatt Act）继续生效相结合时，引发了强烈的愤怒。[19]这次反对镇压的抗议是甘地精心策划的。在首次领导的伟大运动中，甘地成为代表全体印度人的领导人。这次运动引发了1919年的暴力冲突，并间接导致了阿姆利则大屠杀——英国的戴尔（Dyer）将军因为城里的欧洲人被杀害而进行的凶残报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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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75 甘地起初并不想联合印度的伊斯兰教徒。他是一个印度教徒改革家，他想利用一个更简单和有更多印度教精神的形式来制定一个旨在使社会改良和道德改善的计划。忍耐、贞洁、自我克制和谦逊都是甘地的思想。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在战前宣言《印度自治》里，甘地将这些美德与印度人的自治相联系。这些思想只能在自给自足的农村社区得以实践，印度一度是由这些社区组成的。因此甘地的理论站不住脚。这是一幕奇特的情景，即印度人的过去源于由英国官员们杜撰的历史。这对后来托尔斯泰（1910年去世）的写作和他理想的俄国农奴社区的景象，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个农村占绝大部分的国家里其感染力是巨大的。但是甘地坚持只有当英国的统治终结时，才能重塑印度的道德。这使得他的思想非常激进。英国的统治是一种工具，通过这个工具，西方的异域文化侵蚀着印度。推翻英国的统治是紧迫的——不过是通过道德压力，而非暴力。甘地想以一场广大的心理解放运动来结束印度人的反抗意志。因为印度人接纳英国人的统治，遵从他们的司法体制，采纳他们关于经济和政治的意见，照搬他们的教育和文化的形式。打破这种精神上的奴役，以印度的而非英国的方式重申自由，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Satyagraha，“真理的力量”）反对暴力是最明确的，是唯一一条能够迅速为印度赢得真正独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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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77 这些思想脱离了印度民族主义政治主流的领域。印度国民大会党已经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争取到了自治。但是其领导人只是想接管英属印度，而不想破坏英国在农村社会的管辖权或是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他们羡慕英国的政体，如代议制政府和行政机构，并且将它们视为组成新印度政府的构件块——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国大党领导人绝不想完全与英国决裂，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自治领（像加拿大），效忠于英国女王和大英帝国。他们视甘地的思想（甘地是卓越的受过英式教育的律师，他在英国和南非度过了人生中的20年。当他1915年回到印度时，已经46岁了）为奇思怪想，只有尝试后才知道它是无害的或有危险的。国大党领导人希望印度在战争中的忠诚能为其赢得政治上的回报。但是他们1918年的“改革”是极为令人失望的。他们几乎没有对国大党提出的有印度人部长在中央政府的议会制（按照“白人自治领”模式）做出让步。相反，他们鼓吹印度区域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目的（许多国大党领导人所认为的），用堵塞通往一个真正民族国家道路的手段，使行省成为主要的政治舞台。沮丧的改革令甘地的政治行为比直接方式看起来更具吸引力，这些方式的名声直到1919年被暴力和混乱破坏（多数国大党政治家是可敬的财产拥有者）。但是在1920年甘地发现了一条不同的赢得国大党支持的道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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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79 其奥秘在于激起穆斯林首领在战胜国强加于奥斯曼帝国头上的和平问题上的愤怒。印度的穆斯林已经被奥斯曼的失败和这个最后的伊斯兰大帝国的分裂所震惊。他们关注着对伊斯兰圣地的监护：实际上，在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圣地已经陷入英国的控制。他们被否认土耳其在康斯坦丁堡的统治计划激怒。在他们看来，这是对苏丹/哈里发蓄意羞辱和对伊斯兰教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权威的直接攻击。为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些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发起了一场运动以调动起印度人的愤怒，反对基督教攻击伊斯兰教国王的权威和领地，攻击苏丹世袭信徒首领的办公室。甘地的反应是令人鼓舞的，他联系“旁遮普的错误”和“哈里发的错误”，号召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支持大规模民众反抗以便取得“在一年之内的自治”。穆斯林被鼓励进入国大党和选举代表去参加国大党的年度会议，结果是一场政变。有了穆斯林的强大支持，甘地迫使国大党保守派收回直接行动。他在一次群众运动中缴纳一笔象征性的会员费，成为一名精英政治俱乐部成员，并成为一名真正的平民百姓的代表。他将政治谈判转变为一部战斗的机器，对统治政府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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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81 从1920年末到1922年初，随着印度国大党成为甘地的工具，他发动了一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温和形式的战争。游行示威、抵制政府的法庭和学校、拒绝购买进口英国货和反对政府已提出的改革（包括在省一级分享权力），组织了“不合作”运动，旨在取消英国的管理权。与到处都是骚乱以及逐渐陷入大规模混乱的威胁巧合的是，不合作运动对英国统治者来说是警报。但是他们最害怕的是在某地运动中的伊斯兰因素。哈里发的宗教吸引力造成了穆斯林的云集，伊斯兰阿訇影响力增加，以及伊斯兰狂热的陡然剧增会无法控制地扩散到警察和军队里——两者都有太多的穆斯林。[22]事实上，甘地的运动达到了沉重打击的高潮。1921年部分印度南部贫穷的伊斯兰教佃户掀起反封建的骚乱——莫普拉起义（Moplah，印度马拉巴尔伊斯兰教徒别称莫普拉——译者注），以10,000条人命的代价烧毁了北部印度警察局，杀死警察22个人。鉴于不合作运动失控的迹象，甘地取消了1922年3月的斗争，不久他被投入监狱。数年里，大规模参加国大党的行为逐渐减少，哈里发运动遭到了相似的命运。1924年，哈里发的办公室被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世俗土耳其共和国而不是英国给废除了。穆斯林-印度教徒联盟为了赢得印度自治，却失去了它的正当理由。伟大的甘地实验似乎以一阵抽泣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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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83 英国人当然希望如此。但是革命时期在印度的政治中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首先，它表明英国统治可以被一次有组织的跨越次大陆的大规模运动挑战。不合作运动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甘地的亲密门徒。这意味着控制这样一场运动和保持它的势头是多么艰难。但是，在他们看来，英国现在绝无把握面对新一轮大规模行动，侵蚀他们的威望，瓦解属于其统治系统的印度士兵、警察、公务员和当地贵族的忠诚度。的确，在接下来的25年里，对重复事件的恐惧左右着他们的政策。其次，甘地对英国统治的打击已经成为一次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许多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还被英国人创造的代议制度深深吸引。甘地的成就在于说服了一大批人成为他的民族主义形式的新的潜在支持者。民族主义的社会和道德内容将迎合印度广大农村群众的需要和愿望。并且印度的问题要求用印度的答案来解决。简言之，他创造了一种印度而非“英属印度”的民族主义。最后，（部分结果）甘地使民族主义和国大党——一场大众阶层运动吸引了农民、妇女、工人、森林和山中的“部落”人民以及不可接触者（贱民）。当然，大众利益的多少和国大党成员的规模可以上升和下降（正如他们1922年后所做的那样）。但是甘地信徒的骨干追求“乡村提升”或促进甘地的教育和卫生计划，形成了一张摩拳擦掌的积极分子的关系网，并等待着下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们关注着机会的到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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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85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赋予埃及的那种象征性的自治仍旧是遥远的展望。甘地已经严重动摇了英国的自信。但是英国统治的“钢架”——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以及它的数万忠诚的印度仆人，还未动摇。甘地十分忧虑地去弥合宗教和社会分化，造成了一个广泛的民族主义联合阵线去反对外国的控制，这成为不久之后政治行动的实际基础。中国则不同。1919年到1922年之间，中国反对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国领导人成功地重申了在1890年之后遭到掠夺的全部主权。他们在新国联法庭，国联的程序委员会上为中国赢得了一席之地。通过拒签《凡尔赛和约》（由于山东条款），他们最终在1921—1922年《华盛顿条约》中促成一份有关东亚的新协议的签订。他们甚至实现了在1914年之前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计划——赢得关税自由权，废除治外法权，（逐渐地）关闭在中国土地上数量众多的外国租界。中国反抗一个全球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帝国是比几乎非洲-亚洲的任何地方都要完整得多的典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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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87 当然，部分的原因是虽然西方在19世纪侵犯了中国的独立（一些西方国家拥有治外法权，包括美国、巴西、秘鲁和玻利维亚），但中国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以减少在1914年之前关键的10年里的半殖民地程度。相反，必须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不是一个王朝帝国），建立一个表达人民意志的共和政府，以令人震惊的高速度被受教育的阶级所接受。1919年5月当时中国对山东的声明在巴黎被驳回时，中国人情绪的爆发表明这种新型的爱国主义还在增长。五四运动开始于北京的学生中间，但它迅速变成一场更广泛的反抗，争取商人和工匠加入游行示威和抵制的运动，并且扩大到首都以外。这生动地表明外国商业利益可以被群众的愤怒严重破坏，并且愤怒的人群会从新兴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华丽言辞中取得行动暗示。但是这种新的群众情绪并没有传递到一个强大的民族政府那里。1919—1922年之间，中国在广东有一个和北京一样的政府。北京政府是各个派系操纵的工具，它的命令难以越过这个城市的城墙。[25]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真正掌握统治权的是各省的督军，即军事指挥官或（用一个充满敌意的翻译）“军阀”。[26]到1922年，这些充满敌意的省老板和他们的派系小集团挑起了内战。这场内战始终左右着中国的政局直到1928年蒋介石占领北京。对中国独立主权国家地位的热情支持和庄严承诺，在《华盛顿条约》里变得有些令人疑惑。如果有变故，后帝国时代中国的内乱看来要引起众多外国列强的干涉，比1914年前干涉中国的列强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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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89 外国列强的干涉似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必然要发生的。1915年1月，当欧洲陷入巨大规模的冲突时，日本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在日本军部的文件上压有“机关枪和无畏级战舰”的标记。[27]“二十一条”的提出是日后日本进一步提出不平等条约的母本。中国被迫同意日本人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扩大日本这个世纪在满洲的特权和租期，在没有征得日本同意的情况下不借贷外国资金开发福建，采纳日本“在政治、财政和军事事务上”的建议。[28]日本人的条件，几乎把中国变成了它完全的保护国。中国政府没有盟国和武装力量，只能屈服并签订了条约。这项条约为日本打开了迅速侵入华北和增加北京政府对东京贷款依赖的道路。沙皇的倒台及其帝国的分崩离析更证明了日本的优势，英国和美国都不愿在这个战争时期去挑战东京。当它们同意干涉西伯利亚事务以阻止俄国陷入德国的控制时（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期待的结果），日本提供了最大的武装力量，并期待着获取最大利益：深入扩大它在亚洲腹地的影响。这就是1919年随着战时东亚力量巨大消长而形成的山东决议。随着中国分裂（1917年出现对抗的广东政府），以及各省的头目得到日本的支持，中国似乎成为一个广大的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它的中心在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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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91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政局与东亚大国冲突关系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一致性。事实上北京无法将它的意志强加于各省督军头上。不过在“权力恢复”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怀疑，智力精英（以北京的新大学为中心）[29]的民族主义计划博得了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的广泛支持。这就是五四运动的意义。到1920年底，北京已经废除它战时敌人德国和奥匈的治外法权。布尔什维克政府已经宣布放弃俄国的权益。接下来，北京很可能会继续谴责条约大国的特权，包括英国、日本和美国。[30]可以预见运动在上海和其他地方一样造成轰动效应，要防止外国人在华的利益和财产免遭随后肯定出现的大众示威和抵制外国货引起的损失是非常困难的。到目前为止，争取北京对渐进改革的支持是较安全的。英国和美国以一个附加条件同北京达成协议。它们已经惊恐地关注日本实力的增长，不相信引导日本政策的“军国主义集团”。[31]整个1920年它们迫使日本政府在一个国际财团里集中它的商业特权，并反对它“越过长城”在满洲攫取特殊地位和权益。[32]东京惧怕和愤恨英美的压力，但是日本领导人也不得不改变在东亚的路线。日本人面临着国内的动荡，这是战时经济紧张的结果。[33]对西伯利亚的远征有得有失，极不得人心。[34]没有了旧俄国的威胁，日本甚至更难以调节其行动。在朝鲜，1919年一场独立运动虽然被残酷地粉碎了，却迫使它更需要政治上的稳定。[35]日本人同样有西方人的惊恐，中国反对外国的情绪也许要失控，他们的商业利益蒙受重大损失，特别是中国人对他们纺织品出口产品进行抵制。[36]安抚已经是压倒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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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93 其结果明显体现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的主旨上。西方列强和日本保证中华民国的独立和完善。平等条约修改了某些条款。没有大国（在中国）寻求任何特殊权益和特殊待遇。中国似乎已从陷入混乱的19世纪90年代的痛苦中恢复了民族尊严。但是改变国家地位的革命并未终结。从1922年开始，外国在中国的利益面临规模不断增长的激昂的民族主义的挑战。二次革命从社会和政治上使华盛顿条约国缓慢地为恢复中国的全部主权制定时间表。革命的中心是广东，华南的大都会。广东曾经是反对清朝的政治中心。广东人，被称为中国的顽固分子，是“中国的爱尔兰人”（这不意味着赞扬）。[37]广东离香港不足80英里，香港为广东提供它的外港和一个在帝国时代持不同政见者的天堂。这里是孙中山在1911年之前艰难地创建他的革命政党，即后来的国民党（KMT）的地方。[38]但是若没有广大的支持者，孙中山很难利用商人和工匠不断增长的对新的军阀（他们很多是军人）榨取和压迫人民的敌对情绪，这些军阀将旧帝国体制下的官员、学者推到一边。孙中山也无法求助于知识分子阶级（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一类人），因为他们强烈地怨恨被军阀和士兵取代了权力。1922年，孙中山被一个军阀集团驱逐出广东。但接下来的3年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是因为1923年孙中山与一个从布尔什维克俄国派来的代表团定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协定。他接受了苏俄提供的军援和一批苏联顾问，[39]按照列宁主义模式重建国民党，并且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CCP）合作。国共开始联络农民和城市工人，建立广泛的基础。[40]有了党的军队，国民党至少有了对抗军阀和建立新国家的手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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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95 1925年是中国革命年。这年开端对国民党很不利，它丢失了对广东的控制（暂时地）并且其领导人孙中山过早地逝世了。但是5月30日的上海紧张的劳资关系引爆了暴力冲突，英国警察在国际协管区对一队游行示威的中国人开枪，射杀了12人。一场巨大的反抗浪潮席卷长江流域，并沿着海岸线到达香港。6月23日，更严重的枪杀在广东广州的欧租界里发生了。香港组织了一场广泛的罢工和抵制英货的行动，直接挑战英国统治当局。国民党现在以自身实力高效地领导运动从而获得了新的信任。苏联的支持，反对外国的大规模运动和北方军阀的混乱，陡然打开了在一个发誓驱赶所有侵略者的民族政府领导下重新统一中国的道路。[42]1926年6月中国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开始“北伐”，目标直指北京。到当年年底，国民革命军已经到达武汉这个华中重要的十字路口。南京和上海在国民革命军的掌控之下。中国有名无实的主权（在华盛顿会议上被盛赞）已经成为令人注目的事实，对英国而言，它的利益在旧秩序中是最大的，面对新的竞赛，在成为靶子前从最易受攻击的地区撤退。[43]外国（日本和西方）在上海（条约中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存在的前景如何？引起广泛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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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97 对这场革命的故事和战争之后的帝国有一个奇怪但重要的结尾。对于很多北部亚欧国家而言，俄罗斯帝国的命运是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其在1918年骚乱中的瓦解。随着沙皇统治的垮台，以人民为目标的、被列宁称为“民族监狱”的地方有了一丝希望。在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俄国完全独立的区域里，各少数民族相互争权夺利。在利益面前，他们掌握了有利的机会。1918—1919年，布尔什维克正为了生存在内战中挣扎，加之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迎合了以俄国解放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者的口味，他们视布尔什维克为反对沙皇独裁统治的同盟军。列宁自己在他的战时宣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1916年）中声称，殖民地的自由是摧毁欧洲核心地带资本主义的关键的第一步。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发现在他们占领的国家里，革命的原则居然与自身利益相一致。他们非常希望避免高加索和中亚穆斯林泛伊斯兰情绪的威胁。还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日本扩张的恐惧以及抵制英美在东亚前线的影响，成为1922—1923年莫斯科干预的原因。首先在华北，然后在更有利可图的民族主义的华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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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099 然而，就像他们之前的诺曼诺夫王朝一样，布尔什维克很快明白了如果不控制欧亚国家和俄国的战略疆界，俄国就没有安全可言。为了在内战中打败白军，他们动员了超过500万人的军队。[45]红军将革命斗争带入中欧的尝试在1920年被波兰人阻止了。但是莫斯科重新获得了对大部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控制。这些地区曾经在《布列斯特和约》中被夺走。在伏尔加地区，莫斯科对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的独立感到欣慰。中央的权力在1920年被强有力地恢复了。[46]在中亚俄罗斯人聚居区里，许多人是铁路工人。他们试图反抗当地的穆斯林上层集团以恢复40年前失去的自由。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红军在1920年2月和9月分别占领了希瓦（Khiva）和布哈拉（Bukhara）。尽管“巴士马奇（Basmachi）”斗士于1921年发起了一场游击战，但他们还是失败了。在高加索，莫斯科起初小心翼翼地行事，它不希望疏远土耳其或伊朗，两国都是反对英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潜在联盟。莫斯科缺乏军事力量去征服一个分裂的地区，并且面对一个不幸的格鲁吉亚政府。莫斯科1920年才承认格鲁吉亚的独立。但是到当年底俄国的战略变得更加有利。战争末期英国的势力正逐渐从它的高水位线消退。[47]由于担心土耳其的复兴，亚美尼亚人放弃了独立而赞同俄国的保护。接下来的一年，出于类似的缘故，格鲁吉亚人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到1921年底，莫斯科成了沙皇的旧高加索各省的主人。然后在1922年随着日本从西伯利亚撤退，俄国恢复了对1860年之后从中国抢来的太平洋沿岸领土的控制。俄罗斯帝国又回来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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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01 这个惊人的恢复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托洛茨基的红军高超的军事技能。同样关键的是，在组成欧亚内陆地区的广大地理区域内，没有竞争对手可以与莫斯科能动员其欧洲部分的人力和资源相匹敌。但是，为了赢得所有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缺乏能力和意志去恢复战前俄罗斯帝国的力量。在1918—1923年的政治挫折中，内战、外国干涉、经济崩溃、农民反抗、军事灾难以及实际上的国家机构腐败，糟糕无比。列宁坚持认为在旧沙皇帝国，非俄罗斯人的忠诚，必定会被政治上的特权和展现他们民族志向的同情所战胜。运用此种政策的人就是各民族的代表——一名格鲁吉亚侨民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是参加过边疆战争的元老以及“草原政治”的大师。[49]在他强有力的手腕下，民族政策成为结束较大纷争的手段。“在四年内战中，”他后来告诉列宁，“因为外国干预，我们被指责表现出莫斯科在民族问题上的自由主义。”[50]莫斯科限制像在中亚俄罗斯聚居区所发生的沙文主义。[51]随着边疆各省（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结束了它们短暂的独立，它们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领导之下，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新形式出现。较小的臣民民族也被允许他们成立单独的共和国和自治区域的承诺所安抚。他们的领导人是当地人。他们拥有“文化上的自治”，以促进他们自己的语言、教育和文化发展。他们自由建立国家。当然，斯大林提供这种自由的意图是削弱主权。自治的共和国不能有外交关系。“民族共产主义者”要高度服从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事实上，当苏联各民族人最终融合为一个单一的苏联人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国家将成为一个新的“帝国党”。1922年末，斯大林发出了严重警告，即边疆共产党“拒绝理解独立的游戏是一场游戏”并试图把游戏变为现实（英国抱怨埃及的回声）。[52]边疆共产党甚至想拥有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斯大林迫使所有新的苏维埃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列宁予以拒绝。1924年苏联新宪法保留了由各平等的国家所组成的苏维埃“联盟”。莫斯科驾驭各成员共和国之上的权威是共产党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是民族原则，危机的产物，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了苏联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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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103 世界秩序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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