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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是指通过同化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体系而把这些民族置于帝国统治之下。正如我们所知的，这不是欧洲特有的现象，尽管欧洲有时试图将其向前推进，它也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有时它借助对广阔地区的政治控制，通过扶持一个傀儡政权来掩饰统治，有时通过对外移民进行统治。但是在欧洲向亚非推进的时候，这种方式却弱化了，通常它们会在势力范围内划分经济独占区，区内只保留与帝国相关的贸易和投资，但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一直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这种模式通常基于一种推行意识形态统治（文化开化任务）和文化统治的观念。统治者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是远远高于被统治者的，然而这种傲慢和自大，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得到了生物学上种族优越论的无耻确认。对于19世纪晚期的殖民者来说，他们不太信任由人种血统建立的智力或者道德的发展观念，但这并非普遍如此。在法国和英国（与美国相反），所有民族平等的可能性在法律和官方意见中有正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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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帝国主义的统治目标和手段是经常变化的。在现代著名的理论阐述中，一位著名英国殖民主义历史学家指出，各地区不同的扩张模式，主要是由殖民者与当地精英的合作范围决定的。当英国殖民者利益需求超出当地精英可以提供的合作，就会出现正式统治而不会出现其他方式。[92]这种视野还可以拓展。怀有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国家，由于其扩张能力、自身利益扩大权益的机会不同而相差甚远。短缺的资本和有限的地缘政治影响刺激了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但也缩小了其获得更大殖民地的可能性。争夺战的迟到者可能意味着在宣布占有之前到嘴的肥肉已被抢走了。在一个特定时期扩张的花销和承担的风险可能比任何利润都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世纪80年代以后，除了欧洲国家间的无理冲突外，帝国主义的出现已经过时了。瓜分外交也反映出这个事实：利益最大的地方，如中东和中国，现存的殖民统治秩序不得不打破，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能力将其强行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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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对于19世纪末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感到迷惑不解，但是新型帝国主义的诞生并不是温文尔雅的，尽管它与20世纪30—40年代的野蛮扩张完全不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一战的爆发，使野蛮争夺达到了顶峰。在其后几十年中，未来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显得比1914年更加激烈，它对国家秩序的威胁再也不像早期那样，通常把影响转移到控制比较薄弱的外部世界。下列三种现实加剧了武力争夺的倾向，减少了妥协的可能性。第一种是1930年后的经济危机的深度和由此引起的心理恐惧。第二种是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共产主义、法西斯与自由主义之间不信任的鸿沟变得更宽。第三种是即将被包围的忧虑——经济的、种族的或者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分化为彼此对立的两个集团不久即将变为现实。更为糟糕的是，对这种危机感觉最为强烈的德国和日本，最不可能支持各国势力均衡、维持旧的社会秩序，也不可能在1914年前停止殖民冒险活动。当然也不可能签订条约划分它们认为合理划分的现存世界。20世纪30年代的新殖民主义是忧虑的、无序的、缺乏安全感的世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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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以何种形式开始新的行动？最早行动的是德国。从希特勒掌权开始，德国反抗“国联”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通过公开违背《凡尔赛和约》的非军事化原则，将莱茵地区军事化，与奥地利合并，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领土。希特勒羞辱和迷惑了国际秩序的担保人——英国和法国。他鼓动英法的盟友意大利，成为现在联盟秩序的反对者。希特勒的帝国主义，既然要求生存空间，必然将目标指向东欧、乌克兰和俄罗斯。他试图破坏俄罗斯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相反，他对英法殖民帝国主义不感兴趣，并且认为德国1914年对英国的排挤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93]但在1939年他发现除了战争，这些国家是不会让他成为东欧帝国主义霸主的。为了赢得战争，作为对斯大林发动战争的序幕，希特勒于1939年8月提前签署了苏德条约，为双方赢得了时间：既为德国在西欧获得霸主地位赢得时间，也给了斯大林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的时间。对双方来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好像希特勒的投机更大。毕竟，如果一战的过程可以仿照，希特勒也不可能在整场战争中打败英国和法国。尤其是如果他不得不回头盯着一个敌对的苏联。当战争的第一个阶段过去后，波兰被野蛮的邻国分割占领，一次非正式的武装休战——虚假战争——在西线成为主要战争形式。如果德国不能快速取胜，普遍认为德国经济将早在英国和法国与它们的投资崩溃前崩溃了。[94]6个月的战争后，德国人也许已经失去了勇气，1940年4月英国首相张伯伦说“希特勒已错失了机会”。[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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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40年5—6月的闪电战中，出乎意料之外，希特勒控制了欧洲大部分陆地。他可以通过潜艇成功地让流血地带从法国大西洋沿海岸到英国的海域。迟早他会发动对苏联政府的战争，以确保德国对从大西洋到乌拉尔河的统治。同时，他戏剧性地战胜西方强国，标志着一战后世界秩序的瓦解，而且这种瓦解不仅仅是在欧洲。法国沦陷，意大利加入这场战争以谋取地中海地区霸权，进攻希腊和埃及，而这两地是英国在中东地区势力的战略根据地。如果英国丧失开罗——帝国的交通枢纽和苏伊士运河，那么轴心国通往波斯湾地区和印度边界的道路将会洞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于希特勒来说，意大利进入希腊和埃及是一个毁灭性的心怀二意的行动，它推迟了德国对苏联的代号为“巴巴罗萨”的进攻。这次进攻1941年6月开始，伴随着德国军队攻入俄罗斯，穿越乌克兰，一场规模空前的地缘政治革命正在进行。每项迹象表明，一年时间德国人将会控制乌拉尔河西部的大片领土和高加索丰富的石油储备。他们将会建立最大规模的帝国。他们将会掌管麦金德（Mackinder）所称的心脏地区，并且成为欧亚大陆的统治者，驱逐英国和美国到他们的领海边界之外。一位美国教授宣称“我们将成为被封锁的部分”，[96]如果此种情况发生，那么亚洲、非洲或中东地区旧的殖民主义秩序的大部分将不可能继续。的确，截至1941年，在最大的殖民地发生的一场危机证明了这一论断。面对德国对欧洲大陆和新中东地区的威胁，英国被迫（背离了它的原计划）转移印度资源。现在它不得不支付印度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要求的代价，否则将会面临一场政治起义，1942年中期，英国开始了艰难的让步，最后承诺战争结束后印度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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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亚大陆的东边，第二次大规模的巨变已经开始。日本在征服满洲后，继续对中国北部慢慢渗透，到1936年已把内蒙古划入它的势力范围。1937年7月，日军与国民党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开始了一场全面战争。东京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其东亚体系的一部分，切断它与西方及俄国的联系。日本的帝国主义夹杂着一系列文化的因素，提出“泛亚主义”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97]随着泛亚思想的传播，欧洲在亚洲的实力急剧下降。[98]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它重要的海外市场却需依赖英国（因英国统治印度）与美国。在所有的列强中，日本的工业最容易受外部的影响，而它的商业帝国则能够较好地抵御灾难的打击。确实，由东京控制的军队高层认为，战争将很快把世界分成几个区域，并割断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未来的战争中，苏联和英国将被逐出亚洲。同时，日本势力在中国的逐步延伸，不会因此与美国发生战争，因为美苏之间争夺的加剧，使美国无暇顾及日本“大东亚帝国”的建立。[99]英美对日本侵华的反应没有达成一致，1938年美国国会决定不建造新的战舰，美国太平洋上的防御也肯定了这种自信的判断。[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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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信是错误的。英国与美国没有放弃原来的主张：它们都继续支持蒋介石，即使当蒋介石从南京被赶到重庆后继续支持他。但是伦敦和华盛顿都失误了，它们轻视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在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日本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在9月23日，希特勒在法国的政府同意日军进入法国所属的印度支那，几天以后（也就是27日）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阻止英美进一步支持国民党政府。次年4月，它们又签订了另一个协约。1939年8月日军已经和苏军在蒙古发生军事战斗，苏联红军获得了胜利。双方至少暂时认为，从道义上讲进一步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双方也不想两线作战。在1941年4月的中立合约中强化了这一点。这使苏联军队主力能用于西线；日本军队在南方策划新的战争。1941年7月，日本进入印度支那南部，使用贮存的大量石油作后备，发动对泰国、马来半岛（Malaya）、荷属东印度的军事行动。华盛顿当时正在酝酿石油禁运（日本80%的石油从美国进口），日本却抢在了前面。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新加坡又被占领。两个多月后希特勒在西线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日本变成在亚太地区的主宰。东南亚殖民地已经沦陷，对印度的入侵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到1942年中期，苏联帝国正在蹒跚向前，英国也悬于一线。一个世界“新秩序”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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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在垮塌，而这个世界秩序在1914年前看起来是非常安全的。这也揭示了“自由世界”令人恐怖的脆弱，这不正是自由贸易的终结吗？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东亚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冲突，思想控制、宣传和物质实力成为独裁政府维系统治的要素。意识形态的战争异常激烈，人类的情感处在紧张压抑之中。最可怕的是激昂的种族主义，它在1942年达到了顶点，也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最值得评判的一年。在柏林附近万塞（Wannsee）举行的政府会议上，宣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为德国政府的政策。[101]1942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骇、屠杀人类最残忍的一年。[102]从1942年3月到1943年3月，几乎一半的犹太人都被德国法西斯刽子手杀害。从这场大屠杀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世界末日，究竟是什么让人类跌入此道德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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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40年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无须为此辩解。这个时代的进程是复杂的，但是主要线束还是很清楚的。暴力、憎恨、屠杀、文化隔离、经济封锁是1890年后形成的两大集团冲突的结果。首先，全球化的滚滚浪潮在广泛的范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文化、经济、政治体系方面开始展现。毫不奇怪，全球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面对全球化的到来，许多国家有多种悲痛和惊慌的征兆，包括广泛的文化和种族“净化”运动。其次，是民族国家的建设。多种促进全球化的因素推动着民族国家的建设，这些因素包括改善交通通信、大规模工业的崛起、新乡村的发展。全球化推动民族国家创立新的权威和对新技术的控制。民族国家的建设者发现，他们可以利用外国人担心的爱国主义。直到1914年，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建设在不稳定的平衡中提前相遇了。20世纪早期的双重危机破坏了这种不稳定的平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的结果破坏了国际秩序和依托全球化的政治架构的合理性。欧洲最大的国家俄国和德国的冲突，破坏了经济和文化的开放。1930年后的贸易大收缩形成了人类情感的扭曲。全球化的实验是场大灾难，它最后的灭亡也为时不远了——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日本泛亚洲主义者共同确信这一点。在即将来临的权力争斗中，真正的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实力和凝聚力，是扩展民族国家区域的范围。在一个没有集体意愿支离破碎的世界中，人们几乎不会克制自己的情感。到1942年中期，欧亚大范围充满敌意的战争就是这个世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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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著名的论断由奥地利经济学家J.A.Schumpeter在其论文‘Sociology of Imperialism’ (1919)中表述，参见英文版F.M.Sweezy (ed.),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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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Wickham Steed，The Hapsburg Monarchy (London，1913)中发表了当代最权威的观点，他在奥匈帝国的The Times担任了10年的通讯记者，后来成为该报的外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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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To Arms (Oxford，2001)，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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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大战爆发的文献汗牛充栋。大国政府的盘算可以在下列著作中看到 V.Berghahn，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London，1974);J.keiger，Fr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83);D.Lieven，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83);S.Williama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91);Z.Steiner，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77)。而I.Geiss，The July Crisis：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 (London，1967)则提供了走向战争的最后步骤的详细评论。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提供了超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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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iezler的Grundzuge der Weltpolitik in der Gegenwart是1914年在慕尼黑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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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V.G.Liulevicius，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Culture，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2000);A.Zweig，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cha (Eng.Trans.New York，1928)是关于‘Ober Ost’的引人入胜的半虚构传记。关于东线战争的一般评论，见N.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 (London，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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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Pares，The Fall of the Russian Monarchy：A Study of the Evidence (New York，1939)，p.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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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Seton-Watson，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Oxford，1967)，p.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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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那些恐惧如何真实，可以从Lord Milner的通讯中看到，他是那时英国宏观战略的主要指导人。与Halford Mackinder（战后在他的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London，1919]中表达出来）的“核心”思想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Mackinder 正是Milner圈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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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战时内阁东方委员会的研究参见J.Darwin，Britain，Egypt and the Middle East：Imperial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War (London，1981)，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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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详细资料见W.R.Louis，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s Lost Colonies (Oxford，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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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埃及的危机及结果，见E.Kedourie，‘Saad Zaghloul and the British’，in his 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London，1970);Darwin，Britain，Egypt and the Middle East，chs.3，4，5;J.Beinin and Z.Lockman，‘1919：Labour Upsurge and National Revolution’，in A.Hourani，P.S.Khoury and M.C.Wilson (eds.)，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1993)，pp.39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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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Hourani，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89–1939 (London，1962;repr.Cambridge，1983)，p.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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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M.Llewellyn Smith，Ionian Vision：Greece in Asia Minor 1919–1922 (London，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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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危机的评论，见D.Walder，The Chanak Affair (London，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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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关于战争的人文后果及条约的讨论见J.McCarthy，Death and Exil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 (Princeton，1995)，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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