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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亚大陆的东边，第二次大规模的巨变已经开始。日本在征服满洲后，继续对中国北部慢慢渗透，到1936年已把内蒙古划入它的势力范围。1937年7月，日军与国民党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开始了一场全面战争。东京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其东亚体系的一部分，切断它与西方及俄国的联系。日本的帝国主义夹杂着一系列文化的因素，提出“泛亚主义”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97]随着泛亚思想的传播，欧洲在亚洲的实力急剧下降。[98]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它重要的海外市场却需依赖英国（因英国统治印度）与美国。在所有的列强中，日本的工业最容易受外部的影响，而它的商业帝国则能够较好地抵御灾难的打击。确实，由东京控制的军队高层认为，战争将很快把世界分成几个区域，并割断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未来的战争中，苏联和英国将被逐出亚洲。同时，日本势力在中国的逐步延伸，不会因此与美国发生战争，因为美苏之间争夺的加剧，使美国无暇顾及日本“大东亚帝国”的建立。[99]英美对日本侵华的反应没有达成一致，1938年美国国会决定不建造新的战舰，美国太平洋上的防御也肯定了这种自信的判断。[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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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信是错误的。英国与美国没有放弃原来的主张：它们都继续支持蒋介石，即使当蒋介石从南京被赶到重庆后继续支持他。但是伦敦和华盛顿都失误了，它们轻视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在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日本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在9月23日，希特勒在法国的政府同意日军进入法国所属的印度支那，几天以后（也就是27日）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阻止英美进一步支持国民党政府。次年4月，它们又签订了另一个协约。1939年8月日军已经和苏军在蒙古发生军事战斗，苏联红军获得了胜利。双方至少暂时认为，从道义上讲进一步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双方也不想两线作战。在1941年4月的中立合约中强化了这一点。这使苏联军队主力能用于西线；日本军队在南方策划新的战争。1941年7月，日本进入印度支那南部，使用贮存的大量石油作后备，发动对泰国、马来半岛（Malaya）、荷属东印度的军事行动。华盛顿当时正在酝酿石油禁运（日本80%的石油从美国进口），日本却抢在了前面。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新加坡又被占领。两个多月后希特勒在西线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日本变成在亚太地区的主宰。东南亚殖民地已经沦陷，对印度的入侵看来只是时间问题。到1942年中期，苏联帝国正在蹒跚向前，英国也悬于一线。一个世界“新秩序”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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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标志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在垮塌，而这个世界秩序在1914年前看起来是非常安全的。这也揭示了“自由世界”令人恐怖的脆弱，这不正是自由贸易的终结吗？20世纪30年代欧洲和东亚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冲突，思想控制、宣传和物质实力成为独裁政府维系统治的要素。意识形态的战争异常激烈，人类的情感处在紧张压抑之中。最可怕的是激昂的种族主义，它在1942年达到了顶点，也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最值得评判的一年。在柏林附近万塞（Wannsee）举行的政府会议上，宣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为德国政府的政策。[101]1942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骇、屠杀人类最残忍的一年。[102]从1942年3月到1943年3月，几乎一半的犹太人都被德国法西斯刽子手杀害。从这场大屠杀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世界末日，究竟是什么让人类跌入此道德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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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40年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无须为此辩解。这个时代的进程是复杂的，但是主要线束还是很清楚的。暴力、憎恨、屠杀、文化隔离、经济封锁是1890年后形成的两大集团冲突的结果。首先，全球化的滚滚浪潮在广泛的范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文化、经济、政治体系方面开始展现。毫不奇怪，全球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面对全球化的到来，许多国家有多种悲痛和惊慌的征兆，包括广泛的文化和种族“净化”运动。其次，是民族国家的建设。多种促进全球化的因素推动着民族国家的建设，这些因素包括改善交通通信、大规模工业的崛起、新乡村的发展。全球化推动民族国家创立新的权威和对新技术的控制。民族国家的建设者发现，他们可以利用外国人担心的爱国主义。直到1914年，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建设在不稳定的平衡中提前相遇了。20世纪早期的双重危机破坏了这种不稳定的平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的结果破坏了国际秩序和依托全球化的政治架构的合理性。欧洲最大的国家俄国和德国的冲突，破坏了经济和文化的开放。1930年后的贸易大收缩形成了人类情感的扭曲。全球化的实验是场大灾难，它最后的灭亡也为时不远了——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日本泛亚洲主义者共同确信这一点。在即将来临的权力争斗中，真正的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实力和凝聚力，是扩展民族国家区域的范围。在一个没有集体意愿支离破碎的世界中，人们几乎不会克制自己的情感。到1942年中期，欧亚大范围充满敌意的战争就是这个世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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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著名的论断由奥地利经济学家J.A.Schumpeter在其论文‘Sociology of Imperialism’ (1919)中表述，参见英文版F.M.Sweezy (ed.),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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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Wickham Steed，The Hapsburg Monarchy (London，1913)中发表了当代最权威的观点，他在奥匈帝国的The Times担任了10年的通讯记者，后来成为该报的外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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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To Arms (Oxford，2001)，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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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大战爆发的文献汗牛充栋。大国政府的盘算可以在下列著作中看到 V.Berghahn，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 (London，1974);J.keiger，Fr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83);D.Lieven，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83);S.Williama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91);Z.Steiner，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77)。而I.Geiss，The July Crisis：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 (London，1967)则提供了走向战争的最后步骤的详细评论。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提供了超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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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iezler的Grundzuge der Weltpolitik in der Gegenwart是1914年在慕尼黑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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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V.G.Liulevicius，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Culture，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2000);A.Zweig，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cha (Eng.Trans.New York，1928)是关于‘Ober Ost’的引人入胜的半虚构传记。关于东线战争的一般评论，见N.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 (London，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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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Pares，The Fall of the Russian Monarchy：A Study of the Evidence (New York，1939)，p.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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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Seton-Watson，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Oxford，1967)，p.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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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那些恐惧如何真实，可以从Lord Milner的通讯中看到，他是那时英国宏观战略的主要指导人。与Halford Mackinder（战后在他的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London，1919]中表达出来）的“核心”思想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Mackinder 正是Milner圈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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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战时内阁东方委员会的研究参见J.Darwin，Britain，Egypt and the Middle East：Imperial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War (London，1981)，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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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详细资料见W.R.Louis，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s Lost Colonies (Oxford，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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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埃及的危机及结果，见E.Kedourie，‘Saad Zaghloul and the British’，in his 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London，1970);Darwin，Britain，Egypt and the Middle East，chs.3，4，5;J.Beinin and Z.Lockman，‘1919：Labour Upsurge and National Revolution’，in A.Hourani，P.S.Khoury and M.C.Wilson (eds.)，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1993)，pp.39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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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Hourani，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89–1939 (London，1962;repr.Cambridge，1983)，p.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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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M.Llewellyn Smith，Ionian Vision：Greece in Asia Minor 1919–1922 (London，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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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危机的评论，见D.Walder，The Chanak Affair (London，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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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关于战争的人文后果及条约的讨论见J.McCarthy，Death and Exil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 (Princeton，1995)，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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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英国从伊拉克完全撤军在1923年的内阁会议上激烈辩论过。当时的首相Andrew Bonar Law赞成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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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于国父的建国活动，见B.Lewis，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London，1961);A.Mango，Ataturk (London，1999);M.E.Meeker，A Nation of Empire：The Ottoman Legacy of Turkish Modernity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2002)。关于Reza Shah重建伊朗，见E.A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1982)，pp.118–165。关于石油出口的巨大价值，参见A.T.Wilson，Persia (London，1932)，p.307。M.E.Yapp，The Near East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1991)是一份出色的一般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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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印度穆斯林不满情绪的增强，见F.C.R.Robinson，Separatism among Indian Muslims：The Politics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Muslims，1860–1923 (Cambridge，1974);Jacob M.Landau，The Politics of Pan-Islam：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Oxford，1990)，pp.182–215;M.Hasan，Mahomed Ali：Ideology and Politics (Delhi，1981)。直到1919年，Mahomed Ali因为煽动闹事而被英国政府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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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现在，关于Amritsar的最好作品是N.Collet，The Butcher of Amritsar (London，2006)，尽管其有色的标题，但却是一份敏锐的和学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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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于甘地早期的政治生涯以及1919年的运动，见J.M.Brown，Gandhi’s Rise to Power (Cambridge，1972);R.Kumar (de.)，Essays in Gandhian Politics (Oxford，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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