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4332
1707504333
[86]N.Tarling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vol.2，pt 1：From c.1800 to the 1930s (pbk edn，Cambridge，1999)，pp.269–270，276。关于在印度的“政治”政策，见D.Arnold，Police Power and Colonial Rule：Madras 1859–1947 (Delhi，1986)，第6章。
1707504334
1707504335
[87]A.D.Roberts，‘The Imperial Mind’，in A.D.Roberts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7：From 1905 to 1940 (Cambridge，1986)，pp.24–76.
1707504336
1707504337
[88]关于两次大战间Nigeria这种方法起作用，参见其总督Sir Bernard Bourdillon的1939年9月的备忘录。见A.F.Madden and J.Darwin (eds.)，The Dependent Empire 1900–1948，vol.7：Colonies，Protectorates and Mandates：Select Documents o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Westport，Conn.，1994)，pp.705–709。
1707504338
1707504339
[89]L.A.Sherwani，Speeches，Writings and Statements of Iqbal (Lahore，1944)，pp.3–26.
1707504340
1707504341
[90]1923年出版。1937年，Savarkar成为印度Mahasabha的主席。
1707504342
1707504343
[91]S.Bayly，Caste，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ndia (Cambridge,1999)，p.262，n.65.
1707504344
1707504345
[92]这种思想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由J.Gallagher and R.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6，1 (1953)，pp.1–15。
1707504346
1707504347
[93]这种观点在Mein Kampf显得一清二楚。
1707504348
1707504349
[94]这种判断是在美国的商业的权威期刊上作出的。见Fortune，July 1940，p.136。
1707504350
1707504351
[95]引用于G.L.Weinberg，A World an War：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Cambridge，994)，p.118。
1707504352
1707504353
[96]E.Staley，‘The Myth of the Continents’，published in Foreign Affairs，Apr.1941;repr.In H.Weigert and V.Stefansson (eds.)，The Compass of the World (London，1943).
1707504354
1707504355
[97]参见A.Iriye，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Cambridge，Mass.1992)，pp.78–80。
1707504356
1707504357
[98]Y.Kibata，Angl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London，1982).
1707504358
1707504359
[99]A Iriye，‘The Failure of Military Expansionism’，in S.Large (ed.)，Showa Japan：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926–1989，vol.1：1936–1941 (London，1998)，pp.213–215，223，226–227.
1707504360
1707504361
[100]I.Cowman，Dominion or Decline：Anglo-American Naval Relations in the Pacific 1937–1941 (Oxford，1996)，pp.85，88，93–94.
1707504362
1707504363
[101]M.Roseman，The Villa，the Lake，the Meeting：Wannsee an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2004)，p.107.
1707504364
1707504365
[102]Ibid.，p.101.
1707504366
1707504367
1707504368
1707504369
1707504371
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8.被否定的帝国
1707504372
1707504373
对于那些被噩梦惊醒、惊魂未定的人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的末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自1918年以来已破裂且脆弱的国际社会结构，破坏了各国机制的正常运行。同时，也阻碍了各国间的贸易通道，创造了经济间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它给各国人民和政府带来了无论在财力上还是体力上都难以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它通过宣传、管制以及错综复杂的经济控制等手段制造出强权统治的新形式；它将意识形态升级为激励和动员人们斗争的方式；它将极端的混乱远远传播到战区或军队之外。战争驱逐、奴役或屠杀了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和中国。不管战争如何结束，却必然给战后的和平投下阴影。已经筋疲力尽、无所适从的各国人民和政府将担负起繁重的重建任务。[1]战后，人们把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或纪律的构建放在首要的地位。那些在战时生产能力能继续保持甚至得到提高的国家，将在国际权利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使重新回到20世纪30年代，一切也都不可能恢复原样。正如1914年以前的世界一样，1939年以前的世界永远逝去了。
1707504374
1707504375
当然，这并不意味世界像月球表面一样让人感觉全然一新。尽管战争冲突造成了极度的紧张与压力，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美洲和非洲——依然保留着它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其余的地区，普通民众最强烈的愿望是（几乎无疑是）不受权威的控制和渐渐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会对新的规则、新的劳动要求或新的物质困苦感到不满。战胜国将用以前的目标和假想来换取和平的到来，不论这些目标和假想在战争离奇的过程中被如何修改。无论在哪里，它们将会利用战争遗留下来的力量来建立一个符合它们利益的新秩序——如果它们能决定这是什么样的秩序。战胜国对争取和平的详细方案（战争年代的另一遗产）取得一致意见，或者以共同的决心和手段将和平强加于全世界，这在现实中几乎不会发生。因此战后的世界（不管预言家和策划者的梦想如何）不是新的开始，它也不能治愈战争带来的创伤。战后世界就像一座被炸毁的城市，它最紧迫的需求是重建在战争中幸存的建筑物以及在竞争的签约国中间分配剩余的东西。但是由于在何地重建或拆除什么建筑方面很难达成一致，再加上它们竞相索取其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废墟遗址，重建工作进展缓慢，充满争议并令人痛苦。1949年后，这种糟糕的气氛变得更加剧烈，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现在都拥有原子弹这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旧帝国解体、新帝国产生的背景。
1707504376
1707504377
欧亚大陆的分割
1707504378
1707504379
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出现在1942—1943年。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中，美国在西太平洋摧毁了日本海军的进攻力量。10—11月在阿拉曼（Alamein），德意联军试图攻占埃及和将大英帝国一分为二的努力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最重要的是，德国打败苏联的希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Kursk）坦克战中被有力地粉碎了。不管轴心国取得过怎样的成功，1943年中期以后，它们已不能继续保持攻势，东京和柏林也不能再诞生出新的世界秩序。战争将何时结束？怎样结束？战后世界的状态如何？怎样平衡战火停熄后战胜国之间的力量？这些都仍然留给人们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论是同盟军1944年6月在诺曼底遭遇的灾难，还是几乎同一时期日军在印度的边境英帕尔（Imphal）的胜利，都将对战争总体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
1707504380
1707504381
同时，在“联合国家”一方（反轴心国联盟开始这样称呼它们自己），消灭旧的殖民体系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强大同盟国的共同目标。莫斯科对帝国（除了苏联的民族多样性外）的敌视是不言自明的。殖民体系的毁灭将宣示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毫不掩饰他对欧洲殖民秩序的厌恶，出于对丘吉尔的尊重，他将怒火更多地指向法国殖民主义的罪恶而不是英国。但是美国政策决策者普遍认为，尽管英国人英勇地保卫岛国的安全，但英帝国已经走上无法挽回的衰落之路了。英国人自己也确实认同这一观点。新加坡的陷落，马来亚和缅甸（Burma）的沦陷，英国军队的虚弱表现，帝国对亚洲尤其是印度缺乏进一步热情，这一切都显示英国主导南亚和东南亚的世纪已接近尾声。固守旧式的帝国主义统治将是无用而危险的。在《殖民地上的苏维埃曙光》（Soviet Light on the Colonies，1944年一份《企鹅特刊》［Penguin Special］）中，一位专业评论家将英国的殖民政策与苏联在中亚共和国的实践进行了反面比较。[2]英国政府担忧美国敌对的公众舆论，于是发动了一场富有吸引力的攻势，以展示殖民统治是促进“落后”民族的民主和发展的一种仁慈的伙伴合作方式。[3]它允许殖民地政府扩大政治生活的范围和举行更多的选举活动。殖民地的政治家们没有错过这些机会。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战前呈僵持状态的殖民地政治局势将毫无疑问地被打破。体现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在1943年，英国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中国遗留下的不平等条约最终被废除。
[
上一页 ]
[ :1.70750433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