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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这种思想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由J.Gallagher and R.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6，1 (1953)，p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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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这种观点在Mein Kampf显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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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这种判断是在美国的商业的权威期刊上作出的。见Fortune，July 1940，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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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引用于G.L.Weinberg，A World an War：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Cambridge，994)，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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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E.Staley，‘The Myth of the Continents’，published in Foreign Affairs，Apr.1941;repr.In H.Weigert and V.Stefansson (eds.)，The Compass of the World (London，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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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参见A.Iriye，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Cambridge，Mass.1992)，pp.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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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Y.Kibata，Angl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Londo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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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A Iriye，‘The Failure of Military Expansionism’，in S.Large (ed.)，Showa Japan：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926–1989，vol.1：1936–1941 (London，1998)，pp.213–215，223，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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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I.Cowman，Dominion or Decline：Anglo-American Naval Relations in the Pacific 1937–1941 (Oxford，1996)，pp.85，88，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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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M.Roseman，The Villa，the Lake，the Meeting：Wannsee an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2004)，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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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Ibid.，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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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8.被否定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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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被噩梦惊醒、惊魂未定的人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的末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自1918年以来已破裂且脆弱的国际社会结构，破坏了各国机制的正常运行。同时，也阻碍了各国间的贸易通道，创造了经济间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它给各国人民和政府带来了无论在财力上还是体力上都难以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它通过宣传、管制以及错综复杂的经济控制等手段制造出强权统治的新形式；它将意识形态升级为激励和动员人们斗争的方式；它将极端的混乱远远传播到战区或军队之外。战争驱逐、奴役或屠杀了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和中国。不管战争如何结束，却必然给战后的和平投下阴影。已经筋疲力尽、无所适从的各国人民和政府将担负起繁重的重建任务。[1]战后，人们把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或纪律的构建放在首要的地位。那些在战时生产能力能继续保持甚至得到提高的国家，将在国际权利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使重新回到20世纪30年代，一切也都不可能恢复原样。正如1914年以前的世界一样，1939年以前的世界永远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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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世界像月球表面一样让人感觉全然一新。尽管战争冲突造成了极度的紧张与压力，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美洲和非洲——依然保留着它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其余的地区，普通民众最强烈的愿望是（几乎无疑是）不受权威的控制和渐渐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会对新的规则、新的劳动要求或新的物质困苦感到不满。战胜国将用以前的目标和假想来换取和平的到来，不论这些目标和假想在战争离奇的过程中被如何修改。无论在哪里，它们将会利用战争遗留下来的力量来建立一个符合它们利益的新秩序——如果它们能决定这是什么样的秩序。战胜国对争取和平的详细方案（战争年代的另一遗产）取得一致意见，或者以共同的决心和手段将和平强加于全世界，这在现实中几乎不会发生。因此战后的世界（不管预言家和策划者的梦想如何）不是新的开始，它也不能治愈战争带来的创伤。战后世界就像一座被炸毁的城市，它最紧迫的需求是重建在战争中幸存的建筑物以及在竞争的签约国中间分配剩余的东西。但是由于在何地重建或拆除什么建筑方面很难达成一致，再加上它们竞相索取其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废墟遗址，重建工作进展缓慢，充满争议并令人痛苦。1949年后，这种糟糕的气氛变得更加剧烈，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现在都拥有原子弹这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旧帝国解体、新帝国产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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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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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出现在1942—1943年。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中，美国在西太平洋摧毁了日本海军的进攻力量。10—11月在阿拉曼（Alamein），德意联军试图攻占埃及和将大英帝国一分为二的努力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最重要的是，德国打败苏联的希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Kursk）坦克战中被有力地粉碎了。不管轴心国取得过怎样的成功，1943年中期以后，它们已不能继续保持攻势，东京和柏林也不能再诞生出新的世界秩序。战争将何时结束？怎样结束？战后世界的状态如何？怎样平衡战火停熄后战胜国之间的力量？这些都仍然留给人们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论是同盟军1944年6月在诺曼底遭遇的灾难，还是几乎同一时期日军在印度的边境英帕尔（Imphal）的胜利，都将对战争总体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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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联合国家”一方（反轴心国联盟开始这样称呼它们自己），消灭旧的殖民体系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强大同盟国的共同目标。莫斯科对帝国（除了苏联的民族多样性外）的敌视是不言自明的。殖民体系的毁灭将宣示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毫不掩饰他对欧洲殖民秩序的厌恶，出于对丘吉尔的尊重，他将怒火更多地指向法国殖民主义的罪恶而不是英国。但是美国政策决策者普遍认为，尽管英国人英勇地保卫岛国的安全，但英帝国已经走上无法挽回的衰落之路了。英国人自己也确实认同这一观点。新加坡的陷落，马来亚和缅甸（Burma）的沦陷，英国军队的虚弱表现，帝国对亚洲尤其是印度缺乏进一步热情，这一切都显示英国主导南亚和东南亚的世纪已接近尾声。固守旧式的帝国主义统治将是无用而危险的。在《殖民地上的苏维埃曙光》（Soviet Light on the Colonies，1944年一份《企鹅特刊》［Penguin Special］）中，一位专业评论家将英国的殖民政策与苏联在中亚共和国的实践进行了反面比较。[2]英国政府担忧美国敌对的公众舆论，于是发动了一场富有吸引力的攻势，以展示殖民统治是促进“落后”民族的民主和发展的一种仁慈的伙伴合作方式。[3]它允许殖民地政府扩大政治生活的范围和举行更多的选举活动。殖民地的政治家们没有错过这些机会。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战前呈僵持状态的殖民地政治局势将毫无疑问地被打破。体现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在1943年，英国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中国遗留下的不平等条约最终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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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战争的进程并不能确保世界帝国平稳过渡为民族国家。盟国首先要确保安全的地区是中东，英国立即要求恢复它自1918年以来在中东享有的优先权。的确，胜利让它们得以攫取更多的权益。它们不仅让开罗成为中东地区的活动中心，而且成为地中海大片行动领域的中心。1936年英埃条约中被划分出来的“苏伊士运河区”变成了巨大的军事领地，除了可以建立兵工厂、商店、训练场和机场，还可以驻扎成千上万的军队。作为英国的军事基地，它可以派遣军队在各地作战。事实上，没有迹象表明英国要放弃对中东地区的统治权。它担心苏联的复兴，怀疑斯大林对伊朗北部（战争期间被苏联军队占领）和土耳其海峡的野心。它决心保护在伊朗西南部获取的石油开采优惠权以及海湾阿巴丹（Abadan）的炼油厂。它将中东地区视为控制东半球的重要平台，其目的不是施行20年前已不适用的旧式殖民统治，而是通过便捷的方式重建殖民地的政治。它认为通过交换保证当地不受外来攻击的承诺和一揽子慷慨的经济援助方式，埃及、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温和”民族主义者会接受一个更加“谨慎”的英国。它没能预料到二战结束后如潮般涌入的犹太难民使巴勒斯坦（国际托管英国委任统治）的阿以冲突迅速加剧，阿拉伯人认为以色列（Israel）的建立（以及1948年英国撤出后阿拉伯在巴勒斯坦战争中被打败）是英国的一种背叛行为，这给英国在阿拉伯国家中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帝国势力在中东地区的终结决不是向民族国家时代的自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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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问题、英苏对抗的风险以及石油储备的日益重要性将中东地区的未来与欧洲战争的后果紧密联系在一起。欧洲理想的解决方式是重振战后国家体制，恢复民主自治政府管理和加速经济复兴。如果有这样一个“新欧洲”的出现来抗衡美苏两大势力，那么战后世界的总体格局将大为不同。但是战争的过程使这样的结果不可能出现。同盟国对“无条件投降”（部分出于对纳粹体制的憎恶，部分出于担心谈判将使它们分裂）的坚持和希特勒战斗到底的决心，使几乎整个欧洲在1944—1945年变成了巨大的战场。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庞大的纳粹帝国动员起来投入战争，它要消灭战前的国家和社区，清除战前的少数民族。纳粹帝国主义在东欧、西欧和中欧造成的死亡般的剧痛和暴力，种族和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是否被界定为通敌的耻辱，这些都构成重大的遗留问题。在恐惧、报复和仇恨的氛围中，重新恢复民主自治政府活力的任务在社会或种族冲突以及外来压力下显得极为艰巨。欧洲在世界的地位不会很快得到恢复。代之出现的情形是战胜国及其在当地盟国为赢得对已消亡的纳粹帝国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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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分裂没有立即出现。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最初期望似乎是对利益的大致分配，承认苏联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统治，但是留下广泛的“中间地带”——包括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它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欧洲的和平。然而只有解决了德国问题，一个真正和平的欧洲才能实现。对德国重新崛起，在东欧和中欧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德国霸权或第二个纳粹帝国的担忧支配着同盟国的外交。显而易见，这也是苏联外交考虑的首要因素。因此欧洲在重建过程中要防范德国的再次进攻以确保大陆的安全。四国委员会（法国加入了“三巨头”）打算永久性地破除德国帝国主义机器的运转并根除滋生帝国主义的土壤。没有武器装备，没有纳粹体制，没有工业基础，德国将不再有能力建立帝国。但是这一方案制定后，同盟国之间出现了分歧。战后恢复经济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们担心拖延经济复兴将使西欧出现大规模骚乱，拒绝推迟在德国势力范围内经济的正常运行。它们不顾斯大林的反对执意而为。1948年柏林封锁以后（斯大林的快速反应），对德国的共同监管被事实上的分区占领取代。在东欧和中欧，苏联帮助那里的共产党建立政府使之从属于莫斯科的统治（南斯拉夫除外）。在西欧，美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通过马歇尔计划）和承诺保护它们不受苏联的压迫来帮助它们建立混合经济和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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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分裂是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重要事实。它标志着战时同盟国团结一致的最终瓦解。它坚定了斯大林认为苏联面临着美国进攻[4]的信念——因为资本主义是不能容忍苏联存在的。当苏联控制了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后，它继续向伊朗、土耳其和希腊推进势力范围，这时华盛顿的舆论开始发生了快速转变。因为这似乎证实了美国著名的苏联政策研究专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的观点，他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著名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中指出苏联将专心致志于扩张。凯南论证了苏联的扩张既是意识形态的驱动又是沙皇扩张主义在新政府管理下的延续。[5]在美国，遏制苏联的威胁、保卫西欧的政治进程的承诺，被共产主义阴谋破坏美国自由而产生的强烈的恐惧不断推动——梦魇最终演化为麦卡锡主义。它加剧了国家对抗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并且为美国干涉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当1950年6月北朝鲜（1945年日本被逐出朝鲜半岛后，在苏联势力范围控制下成立的国家）攻打南朝鲜时，美国坚信发动对抗苏联扩张的全球性冷战应成为美国政策的首要准则。同时，欧洲的分裂使西欧大大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在苏联控制的东欧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这是人们在战争结束时不曾料想到的。欧洲分裂给欧洲以外的世界带来了更为出人意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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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美国领导者对欧洲统治下的殖民帝国感到非常厌恶。在他们看来，这些殖民帝国是特权阶层和民主反动的堡垒，运行效率低下、落后和笨拙，它们是封建的残余势力。更为糟糕的是，它们制造经济孤立，关闭向美国开放贸易的大门，阻碍美国出口的增长。太平洋战争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和英国统治下的马来亚和缅甸这些帝国的纷纷瓦解以及英国即将从印度撤军。美国在解除日军武装和对日本进行短暂占领后，它有充分的理由来强调快速解决殖民统治问题。殖民地国家因此再生为前殖民地国家，它们可以向世界上最伟大的前殖民地寻求帮助和建议。欧洲殖民势力因为自身国家的日益衰落以及对国内事务的更加关注，它们也持同样的观点。帝国大概被认为是它们难以承受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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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一个关键的事例中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实。英国为了使自己免于希特勒的统治而参加战争。然而丘吉尔主张英国参战也是为了保持其帝国实力。丘吉尔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声明：“我还不会成为国王的第一任首相来主持大英帝国的清算事务。”但是在1942年令人绝望的危机中，甚至连丘吉尔也不得不被迫承认战后印度的独立。日本投降18个月后，英国工党努力寻求政治方式给予印度自由但同时保持它的统一。它抵制穆斯林分裂印度的要求，一方面是印度大多数国大党成员拒绝分裂印度，另一方面是英国人希望统一的印度在战后亚洲成为他们忠实的伙伴。但是到了1947年早期，由于英国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他们害怕陷入印度内战的困境，于是便放弃了统一印度的努力。一年后英国派去的新总督结束在印度的主权统治。蒙巴顿伯爵（Lord Mountbatten）不仅仅照章办事，还奉劝国大党要快速获取独立就要以分裂为代价，他在1947年8月即上任6个月以后，发动了闪电式的撤军以防止局势陷入进一步的混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锡兰（斯里兰卡）和缅甸也取得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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