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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分裂是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重要事实。它标志着战时同盟国团结一致的最终瓦解。它坚定了斯大林认为苏联面临着美国进攻[4]的信念——因为资本主义是不能容忍苏联存在的。当苏联控制了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后，它继续向伊朗、土耳其和希腊推进势力范围，这时华盛顿的舆论开始发生了快速转变。因为这似乎证实了美国著名的苏联政策研究专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的观点，他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著名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中指出苏联将专心致志于扩张。凯南论证了苏联的扩张既是意识形态的驱动又是沙皇扩张主义在新政府管理下的延续。[5]在美国，遏制苏联的威胁、保卫西欧的政治进程的承诺，被共产主义阴谋破坏美国自由而产生的强烈的恐惧不断推动——梦魇最终演化为麦卡锡主义。它加剧了国家对抗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并且为美国干涉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当1950年6月北朝鲜（1945年日本被逐出朝鲜半岛后，在苏联势力范围控制下成立的国家）攻打南朝鲜时，美国坚信发动对抗苏联扩张的全球性冷战应成为美国政策的首要准则。同时，欧洲的分裂使西欧大大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在苏联控制的东欧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这是人们在战争结束时不曾料想到的。欧洲分裂给欧洲以外的世界带来了更为出人意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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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美国领导者对欧洲统治下的殖民帝国感到非常厌恶。在他们看来，这些殖民帝国是特权阶层和民主反动的堡垒，运行效率低下、落后和笨拙，它们是封建的残余势力。更为糟糕的是，它们制造经济孤立，关闭向美国开放贸易的大门，阻碍美国出口的增长。太平洋战争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和英国统治下的马来亚和缅甸这些帝国的纷纷瓦解以及英国即将从印度撤军。美国在解除日军武装和对日本进行短暂占领后，它有充分的理由来强调快速解决殖民统治问题。殖民地国家因此再生为前殖民地国家，它们可以向世界上最伟大的前殖民地寻求帮助和建议。欧洲殖民势力因为自身国家的日益衰落以及对国内事务的更加关注，它们也持同样的观点。帝国大概被认为是它们难以承受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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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一个关键的事例中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实。英国为了使自己免于希特勒的统治而参加战争。然而丘吉尔主张英国参战也是为了保持其帝国实力。丘吉尔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声明：“我还不会成为国王的第一任首相来主持大英帝国的清算事务。”但是在1942年令人绝望的危机中，甚至连丘吉尔也不得不被迫承认战后印度的独立。日本投降18个月后，英国工党努力寻求政治方式给予印度自由但同时保持它的统一。它抵制穆斯林分裂印度的要求，一方面是印度大多数国大党成员拒绝分裂印度，另一方面是英国人希望统一的印度在战后亚洲成为他们忠实的伙伴。但是到了1947年早期，由于英国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他们害怕陷入印度内战的困境，于是便放弃了统一印度的努力。一年后英国派去的新总督结束在印度的主权统治。蒙巴顿伯爵（Lord Mountbatten）不仅仅照章办事，还奉劝国大党要快速获取独立就要以分裂为代价，他在1947年8月即上任6个月以后，发动了闪电式的撤军以防止局势陷入进一步的混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锡兰（斯里兰卡）和缅甸也取得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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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次从殖民帝国的撤军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响应。英国人也确实放弃了他们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但这主要是因为卷入阿以冲突将会削弱他们在中东极力维护的主导权。英、法、荷以及比利时疲弱的经济和失败的战略使它们的海外殖民地成为无利可收的负担，但是它们远远没有吸取教训。相反，它们认为，要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它们需要廉价的原材料和热带商品来换取美元——帮助它们支付从美国进口的必需品。殖民地就是最佳的来源：殖民地可以接受低于世界价格的付款，而且欧洲是软通货，美国是硬通货。西非的可可，刚果的铜，马来亚的锡和橡胶，荷属东印度的糖、咖啡和石油能够使欧洲人民勉强度日直到城市经济复兴。荷兰有句谚语：“如果没有了印度尼西亚，一切将变成废墟。”1947年4月，荷兰发动“警察行动”以获取爪哇的重要经济资产。[6]不久，荷兰财政部长说：“我们正处于深渊的边缘。”不用说，英国在伊朗西南部获得的石油开采权因而变得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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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国的争论不单单停留在经济层面。英国固守它在中东的势力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战略家认为制止苏联入侵中欧的最好办法是采用空军力量——英国与纳粹德国作战时部署的巨大轰炸机。英国无法在本国机场轰炸苏联的工业城市，但是它的飞机可以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起飞。英国在中东的统治可以弥补它在欧洲已趋明显的衰落。法国的战后领导者也确信需要他们的殖民帝国——即使版图没有原来大。法国在1940年6月被攻占后，正是其非洲的殖民地发起了“自由法国”的集会。法国若要恢复战前作为世界大国之一的地位，只有保持帝国的完整，更重要的是，帝国能提供足够的军事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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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继续保持帝国的现状并不容易。它必然要消耗财力，转移用于国内重建的宝贵资源。在东南亚，这意味着要在日本占领时兴起的民族反抗运动下重建殖民势力。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将很少敢违逆华盛顿的否决。其实他们不必害怕。因为当杜鲁门和他的政策顾问领会到苏联的挑战带来的问题时，他们完全颠覆了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态度，他们意识到迫使欧洲朋友放弃殖民地资产不再是明智之举。当英国为土耳其和希腊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时，美国的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应运而生，同意在地中海和中东与英国一起遏制苏联。美国的参谋长力陈“要尽一切可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必要时在军事上……支持大英帝国和加强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联系”。[7]美国承诺一年花10亿美元来保护英国的海外帝国，并默许英国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大笔的援助被用来维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控制。战争给欧洲带来的令人惊讶的结果是美国变成了欧洲帝国的赞助商和守护者——即使其最终目的是使帝国的殖民经济向美国开放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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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不足以导致这样的结果。纳粹帝国不仅在欧洲大陆崩溃了，在东亚也瓦解了。但是，亚洲战争的结束正如欧洲一样出现了无法预测的转折和出乎意料的结果。苏联在对日作战中保持中立。大部分日军（多于100万士兵）被安置在中国以保卫日本的傀儡政府和镇压国民党军队的反抗。美国对日本的袭击是逐个歼灭岛屿的缓慢而血腥的过程，最终（按原计划）在日本的本土展开诺曼底登陆（D-Day）式的大规模登陆。华盛顿对中国在对日作战中所起作用的评价以及对和平年代新的国际秩序的设想，在战争最后一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蒋介石军队在“豫湘桂”（Ichigo）战役中的惨败，使罗斯福和丘吉尔坚信国民党在对日作战中已没什么希望了。欧洲战争一结束他们就转向劝说苏联参加对日作战。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上，他们同意苏俄收回1905年失去的领土（库页岛和库页岛北部），恢复原来在满洲修筑铁路的权利，以及（最令人吃惊的）在亚瑟港（Port Arthur，现称旅顺港）保卫北中国海上安全的海军基地的租借权。按先前的设想，国民党执政下的中国在战后将成为“四大警察”（随从美国、苏联和英联邦）之一，并成为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现在已悄悄地被人们淡忘了。迫使日本投降的急切感，美国人为即将进行的对日海战付出的惨痛代价，使请求苏联援助的至关重要性成为了人们优先关注的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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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日本的战败不是靠苏联的援助，而是靠美国在广岛（Hiroshima）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但是日本帝国的崩溃以及“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深远主张的破灭，并没有给国民党的形势带来任何好处。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希望如果打败日本，一个崭新的民族主义中国将在东亚秩序中赢得主导地位。新生的中国将争回失去的权力，重新收回清政府统治下的大片领土：新疆、西藏、蒙古、满洲、韩国、越南甚至可能还有缅甸。[8]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国民党政府似乎依然是一支不可抵抗的力量：甚至苏联都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追随者机会渺茫。[9]事实上八年长期抗战（1937—1945）已消耗了国民党的大部分实力。它仅仅依靠少量的国外援助（美国《租借法案》中只有3%的援助是直接给予中国的），是不可能在占领区以外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发展战时经济的。出口无创收，通过交换不同地区的农产品而发展起来的国内商品经济被战争破坏并瓦解。当中国经济陷入只能勉强维持生存时，国民党的货币疯狂贬值，已无可救药。向农民征税的手段变得越来越残忍，征税越来越困难。[10]因此，当国民党政府在战争结束时试图消灭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政府时，遇到了坚决的反抗。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吸引着敌视地主与城镇的农民——征税政府的统治基础。毛泽东承诺通过农村自助和重新分配土地立刻缓解农民阶层的极度贫穷。[11]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在苏联迅速出兵满洲后获得了决定性的援助，并缴获了日军储备的武器。当蒋介石北上欲夺取对满洲工业的控制时——南满洲是中国最富裕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12]——他过度消耗了日益衰弱的政权资源。1949年国民党的反抗被打败。是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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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具有震撼性的寓意。欧亚大陆发生的每一次战争的结果都是缔造了一个分裂的次大陆。正如欧洲没有达成关于战后欧洲秩序的协议，东亚也没有出现结束战争的和平协定。华盛顿在对国民党的溃败作评估的时候，共产主义浪潮在从朝鲜到印尼（日本也包括在内）这些饱受战争摧残的社会里掀起，并越演越烈。然而美国不可能对亚洲大陆国家做出承诺，因为这会加重它保卫欧洲的负担。正是这样的困境迫使美国转变其外交政策。它减少对荷属印尼殖民统治力量的支持，以加强对英法在越南和马来亚殖民统治的支持来对抗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令美国感到高兴的是，荷兰在1948年镇压了印尼民族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起义。它抛弃了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中立日本（麦克阿瑟将军预测日本将变成“亚洲的瑞士”）的计划。相反，日本将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为其提供无条件的领土使用权作为回报。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些引人注目的交易似乎是继承了亚洲不平等条约的主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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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一群亚洲领导人说：“我们正生活在转型的革命年代。”[13]这是精辟的分析。战争的影响及其带来的混乱打破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顺从的习惯。历史学家通常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3—4年视为冷战的序幕，冷战先是出现在欧洲，然后扩展到亚洲。结果确实如此。但是向冷战过渡的这三四年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并且在世界大多数地方还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同时这三四年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二战带来的其他动乱造成的影响也不明显。在欧亚大陆点燃的冲突将在全世界引发一系列的爆炸。在其冲击下，已确立的秩序——通常是短暂的和脆弱的——被变形、扭曲或在一些地方解体。那些战争爆发前被排斥的力量——不管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或是分裂主义者——都积极地寻求打破政治框架的机会。当地的政党和利益集团争先恐后地影响地方主要势力，猛烈地进行动员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但是他们每一步行动都导致形势的极度不确定性。战胜国会通过一系列集体决定吗——正如毛泽东在1946年所期待的？[14]他们会争吵不休吗？美国会再次像1919年那样滑向孤立主义吗？全球经济会再度陷入萧条吗？战争带来的毁坏性会不会隔绝世界间的大部分贸易？国家控制下的自给自足是恢复经济的唯一可行性措施吗？对战时财产的损害（通过课税、没收或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普遍逃避会扫除旧的社会差别，永远消除社会不公吗？新的大众文化必定会战胜前工业时代的“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吗？即将到来的时代是一个由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大陆联合体组成的世界，还是一个由自由国家组成的松散的联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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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时代的最初5年里，显示的迹象是相互冲突的。许多小国对1945年成立的更有力的组织——联合国（其前任是国联）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联合国将成为主要大国力量的制衡者还是只是它们竞争和冲突的场所？1944—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制定了新的机制来防止经济再次出现灾难性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国家在面临暂时的支付危机时，无须求助于曾使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陷于枯竭的贸易和外汇管制。在新皈依者的热情驱使下，美国人要求消除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然而，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生产能力方面存在的巨大不平衡以及用于购买美国货的美元的短缺，使自由贸易的新时代成了一纸空文。英镑集团（包括英国、英国殖民地、独立的英联邦国家、印度，当然还有像埃及和伊朗这样的中东国家）形成了单独的贸易和货币区，将严格控制使用美元。西欧能以多快的速度恢复生产和市场秩序——即使在美国的马歇尔经济援助下——这一点也不清晰。苏联集团重新回到了自给自足的状态。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很难想象一个发展与繁荣以及有广阔私人选择权的时代会来临。首先要做的是不惜任何代价扩大生产，这与政治自由的快速发展是否相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小国游离于较大的集团（或帝国）之外，缺乏急需的资金，是否能生存下去似乎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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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世界秩序可能实现的蓝图没有达成共识是不足为奇的。在旧的殖民帝国时代，见多识广的人认为只要形势允许就要维持帝国的运行，这是最安全的选择——即使这是放宽殖民统治的最好办法。在无序的世界，帝国可以以假乱真地证明自己维护殖民地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反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者应该从英国突然撤出其南亚的殖民统治一事中获取勇气，振作起来。但是认为殖民帝国的普遍衰落或被迅速取代是没有理由的。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殖民统治者将很可能在美国的支持下恢复勇气并重建其殖民帝国（以一种被更改的方式）。尼赫鲁的革命年代仍然在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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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殖民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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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知道，殖民地的振兴是有限而且短命的。相反，非殖民地化成为跨越亚洲大部分地区、非洲和中东的不可阻挡的政治事实，也得到了拉丁美洲意识形态上的响应。非殖民地化经常被认为等同于殖民统治的终结，但这种看法太狭隘了。一种更为有益的看法是非殖民地化打碎了由拥有治外法权的区域性帝国组成并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体系。杂乱分布在亚非世界的基地、被包围的领土、驻军、炮舰、通商口岸以及不平等条约，在旧的帝国分布图上涂着红色、蓝色、黄色或绿色的殖民地和被保护国的标志，也同样描绘着欧洲的帝国统治。有人假定这种殖民干涉是合理的，因为非欧洲国家普遍没有达到欧洲人期望的文明标准。这种帝国“秩序”勾勒出积极进取的西欧人和北欧人（以及欧洲籍美国人），与被认为是固守非西方文化（有时具有独特性）的“停滞国家”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等级文化。殖民主义者还希望，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将工业化帝国的资本、制造业和技术能力与非西方国家的原材料和粮食进行交换和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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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大多数殖民“政权”迅速解体。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难以维系。实际上，正是英法力图维护殖民统治和势力范围的努力唤起了殖民地驱使它们离开的反抗运动。它们在美国势力的庇护下原本可以延长统治时间，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们这个跨越大西洋的保护者不再信任它们的统治方式。政治气候风云变幻，帝国和殖民统治在国际事务中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谴责帝国和殖民统治。推翻殖民统治是一大批前殖民地国家（印度是最显著的）最紧迫的事，它们希望和支持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联合国——超级大国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主要竞技场——的机构和宪章的理想和准则都是为了实现由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一进程受解放殖民地运动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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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殖民地化的结果非常惊人。主权国家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几乎比战时数量翻两番。它打破了在一些非欧洲国家的欧洲人的特权机构，这些非欧洲国家都曾经在理论上独立自主。它粉碎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嘲笑帝国“仆人”的社会思潮。它为后帝国时代成立的政府没收外国财产、控制与外国的贸易以及与跨国公司达成（有时是有利可图的）妥协扫清障碍。它有力推动了文化价值观的重新确立并且抵制——或质疑——那些被认为是起源于欧洲的价值观。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秩序的崩溃是否意味着向“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的真正过渡，还远不为人所知（我们还将拭目以待）。同样，欧亚的分裂（非殖民地化出现的重要背景）是否会助长新式帝国的崛起也不为人所知。所谓新式帝国，就是它依靠多种有效方式来施加影响而不再靠传统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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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结束连同两年后欧洲海军从中国的撤退，标志着亚洲历史上“瓦斯克·达·伽马时代”的终结。欧洲统治的时代结束了，这是几年后一位印度历史学家的论断。[15]当然欧洲的影响不能被夸大。欧洲人尤其在南亚创建了庞大的殖民帝国：马来群岛、印度支那以及最重要的印度。他们要求东亚在1840年后允许海上航行，并且牢牢把守中国沿海直至19世纪60年代。但是日本坚决不屈服于欧洲，闭关自守的程度比中国更甚。1890年后，欧洲列强很少再深入入侵中国社会，攫取其经济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缘政治变化使欧洲停止了对中国的侵略。欧洲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是分散的，只是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19世纪90年代前殖民者只获得有限的购买权）留下浅短的印迹。近海国家的殖民统治要比内陆国家的殖民统治更引人注目。这部分解释了殖民体系在1941—1942年迅速解体，1945年后只出现了短暂复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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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45年后发生的变化是再真实不过的了。不到10年，南亚、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差不多消失殆尽。即使在那些还存在殖民统治的地方，独立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或者它们被占领的领土无关紧要。香港是个例外。但是承蒙中国政府的恩惠，也是出于方便考虑，[16]香港依然是殖民地。面对因战争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欧洲，新一代亚洲政治领袖惊异于短短几年的变化，这是不足为奇的。同时发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解体以及亚洲大部分独立国家的快速复兴预示着新的开端。亚洲人现在可以表达他们的种族观与文化观，对欧洲同族互相争吵、残杀表示冷漠，亚洲数百万穷困潦倒的人们可以追求并维护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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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1955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Bandung）举行的“亚非”会议的精神。主持会议的是印尼总统及反殖民主义运动英雄苏加诺（Sukarno）。超过25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包括黄金海岸和塞浦路斯，当时它们仍是殖民地。[17]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代表埃及出席了会议。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对会议的顺利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没有正式的议程，但是它隐含的目标是坚决主张建立非西方世界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会议通过决议要求让更多的亚非国家担任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明确宣布殖民主义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周恩来在一次著名的调和性的发言中强调中国没有扩张的野心，并且随时愿意与美国谈判。尼赫鲁谴责与西方联盟“对亚非国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耻辱”，并谴责北约是“殖民主义最强大的保护者之一”。非洲和亚洲在东西方冲突中应保持中立：“为什么要把我们拖进他们的争吵和战争中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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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和周恩来演说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远见，即不受殖民势力影响的国家要忍辱负重地生存。这是对没有丝毫后帝国时代情结的非殖民地化的一种宏伟的见解。亚洲国家会为继续解放殖民地人民而奋勇抗争。亚非国家的文化合作将取代它们原来对欧洲文化的顺从。这些思想仍然很强大。一个独立于东方和西方并且不结盟的“第三世界”的理念，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团结的第三世界国家与殖民主义国家的斗争在联合国得到了有力的展示，这有助于1960年后加速欧洲结束在非洲的殖民统治。但是，尽管万隆会议取得了很多成就，事实上，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从会议一开始就被注定。非殖民地化不是推翻殖民统治或消除欧洲的影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即使在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赞成尼赫鲁“中立主义”路线的中间派和相当多的亲西方派之间出现了隔阂。分歧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对中苏企图的怀疑和憎恨（即使周恩来做过多次保证），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亚洲国家间摆脱殖民帝国控制后产生的复杂冲突。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完全脱胎于亚洲的古老体制。当帝国投降或被推翻后，随之而起的是竞争对手之间对继承权的争夺。由于殖民统治经常将不同的种族群体联合起来，任意蹂躏旧的种族-文化疆界，所以不管是新的民族认同还是他们拥有的领土权利都不被承认。如果这只是欧洲殖民帝国制造的也许会变得简单些。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亚洲到处是其他帝国蹂躏的痕迹。英国、法国、俄国、荷兰和葡萄牙帝国对清王朝时建立的庞大的内陆中国、日本在朝鲜和台湾遗弃的殖民地以及东南亚帝国都怀有野心，东南亚帝国中泰国、缅甸、越南的首领在殖民年代被软禁。克什米尔、西藏、朝鲜、台湾海峡、越南、苏门答腊以及缅甸的山地族是从帝国向国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创伤，这明显表示后帝国时期形成的国家并不是在双方愿意的情况下形成的。亚洲沉浸在冷战扩大所掩盖的这些地区和区域冲突的严酷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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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欧亚历史上的作用像往常一样重要。到1950年末，中国内地在共产党统治下得到统一。毛泽东取得的非凡胜利不仅取决于共产党成功的土地政策，还应当归功于中国农村大众的“农民民族主义”（被憎恨日本占领的怒火点燃）。[19]两者发挥的作用孰轻孰重仍有争议。[20]但是，毋庸置疑，中国凭借一支历经战争考验的强大军队再次在东亚获得主导地位。这在特定条件下将可能导致中国致力于国内改革而采取向内的政策，从而置其亚洲邻国于不顾。但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政治氛围下，这种结果是不可能产生的。相反，新政权领导者接受了共和国前任以及清政府的观点，即只有牢固掌握了近陆统治，他们的政权才能安全而有保障。他们强有力地坚持北京在西藏的统治。当北朝鲜似乎要落入非共产主义统治者之手时，他们大规模干涉了朝鲜战争。中国派出200万志愿军支援朝鲜，其中超过15万志愿军牺牲了。[21]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南部边疆也采取了同样的看法。在越南独立同盟会和法国在北越斗争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军事援助和战略性的“建议”，发挥了重要作用，导致了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Dien Bien Phu）的大溃败，奠边府战役揭开了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结束的序幕。[22]北京害怕被再次包围，因为（在台湾）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在美国的援助下很可能继续政治战斗。尽管取得了广泛的胜利，但毛泽东及其同事深知完全的胜利还没有实现。他们面临在农业国基础上建设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他们不得不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巩固新政权，他们必须保卫革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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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忧患意识使中国不可能退回到以前新朝代偏爱的孤立状态。显著的表现是在美国的策划下，中国最初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到1971年才得以恢复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中国一开始采取谨慎与观望的混合政策。建设工业国的紧迫性以及为平衡美国对国民党的帮助，促使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盟。在1953—1954年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北京接受了以分裂为代价的妥协性和平。法国在第一次越南战争中被打败后，周恩来通过放低中国的外交姿态以消除亚洲地区对中国的恐惧（并且抑制美国的势力）。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他对莫斯科的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号召表示怀疑，认为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高端外交政策背叛了中国。中苏同盟只维持了10年时间。面对美国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强大支持，毛泽东不惜冒军事风险炮击国民党统治下的近海岛屿——金门（Quemoy）。由于推动国内转型的动力不足，毛泽东因而发动了激进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即所谓的“大跃进”（农村集体化运动并不等于“大跃进”——译者注）。将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和苏联的做法一样）的结果只是国家控制的开端。1960年毛泽东同意河内为获取南越共产主义胜利而继续军事斗争（自1954年中止）的请求。[23]毛泽东的新路线是支持与殖民帝国或与资本主义相勾结的继任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国家。他要传达的信息是简单的，推翻帝国主义的事业远没有完成。非殖民地化的到来——如果这将成为现实——必须依靠广大贫困农民的反抗：发动一场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全球“人民战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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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于后帝国时代世界的计划受到了知识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也受到了希望从友好的角度评价战争胜利的人们的广泛关注。在20世纪60—70年代，它给失败和妥协的后殖民地国家带来了希望。它吸引着仍希望推翻资本主义谋求战后复兴的人们。它在特殊条件下的东南亚国家获得了最显著的胜利。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国的遏制政策和毛泽东的反帝国主义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一方面由于对毛泽东的政治教条的盲目崇拜导致了破坏性的后果——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一场规模浩大的清洗运动——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反映在中国与北部最大的邻国的再次紧张对峙。阻碍毛泽东雄心实现的最严重的因素是东亚两个大国存在的巨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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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转向共产主义（战时纷纷预测），那么日本准备好“接受失败”（约翰·道尔［John Dower］的惊人一语）也就不足为奇了。[25]战争结束时，日本被美国驻军、士兵以及美国平民近100万人口占领。[26]在以后6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总督（大部分时间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执掌权力，许多重大决策要经由他的准许。日本暂时失去了主权；禁止日本人出国旅行；禁止任何对占领体制的批评。美国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来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妇女享有选举权，并且拥有选举权的年龄下降，选民数量是原来的两倍多。由占领者制定的新宪法将军政分开，并且摒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念头。他们解散家族商业集团或财阀。土地改革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力量，将拥有土地自耕权的人民数量提高到大约60%。[27]占领者鼓励贸易联合体的出现。他们重新修订教科书，将教学大纲民主化。[28]对战前秩序如此强烈的冲击很可能激起敌对的反应，因为美国人要对付的平民精英仍然是相当保守的。但事实上他们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契约关系。当平民精英害怕中国将他们引向“倒退路线”时，美国人帮助日本建立一个工业化强国。他们与日本强大的官僚政治和平共处。他们从日本天皇那得到默许，天皇作为傀儡的制度被小心保留下来。东亚内陆的日益混乱以及1950年6月朝鲜半岛的战争使日本的保守派领袖没有任何机会再次发动战争。他们希望尽快结束美国的占领，恢复日本的主权。但是对华盛顿政策的公开挑战会惹怒美国公众并延迟独立的时间。这可能助长了要求获得日本1/3选票的左翼势力的强大并导致更极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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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在建设和引导新的日本国家中美国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1951年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和约将主权归还日本，尽管苏联和中国都拒绝签约。美国的措辞是强硬的。和约要求日本接受互保条款，即允许美国驻军在日本任何地方行动并且美国人享有日本的司法豁免权。太平洋战争中，日美展开激烈战斗的冲绳岛（1897年成为日本的附属岛屿），现在成了美国巨大的军事基地，不再属日本管辖。日本的经济通过固定汇率与美国经济相联，并且出于美国贸易禁运的威慑，关闭了原来在中国占有的市场。在战后东亚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日本成为美国维护其东亚地区势力不可或缺的堡垒，成为美国海外监控的平台，运用其经济和军事力量阻止中国的振兴。日本的大众文化也强烈感受到美国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摆脱殖民地统治的东亚，西方（不仅仅是欧洲）势力的影响比二战前更强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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