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7504405e+09
1707504405 这些事情具有震撼性的寓意。欧亚大陆发生的每一次战争的结果都是缔造了一个分裂的次大陆。正如欧洲没有达成关于战后欧洲秩序的协议，东亚也没有出现结束战争的和平协定。华盛顿在对国民党的溃败作评估的时候，共产主义浪潮在从朝鲜到印尼（日本也包括在内）这些饱受战争摧残的社会里掀起，并越演越烈。然而美国不可能对亚洲大陆国家做出承诺，因为这会加重它保卫欧洲的负担。正是这样的困境迫使美国转变其外交政策。它减少对荷属印尼殖民统治力量的支持，以加强对英法在越南和马来亚殖民统治的支持来对抗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令美国感到高兴的是，荷兰在1948年镇压了印尼民族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起义。它抛弃了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中立日本（麦克阿瑟将军预测日本将变成“亚洲的瑞士”）的计划。相反，日本将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为其提供无条件的领土使用权作为回报。在一些观察家看来，这些引人注目的交易似乎是继承了亚洲不平等条约的主要传统。
1707504406
1707504407 1949年1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一群亚洲领导人说：“我们正生活在转型的革命年代。”[13]这是精辟的分析。战争的影响及其带来的混乱打破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顺从的习惯。历史学家通常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3—4年视为冷战的序幕，冷战先是出现在欧洲，然后扩展到亚洲。结果确实如此。但是向冷战过渡的这三四年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并且在世界大多数地方还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同时这三四年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二战带来的其他动乱造成的影响也不明显。在欧亚大陆点燃的冲突将在全世界引发一系列的爆炸。在其冲击下，已确立的秩序——通常是短暂的和脆弱的——被变形、扭曲或在一些地方解体。那些战争爆发前被排斥的力量——不管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或是分裂主义者——都积极地寻求打破政治框架的机会。当地的政党和利益集团争先恐后地影响地方主要势力，猛烈地进行动员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但是他们每一步行动都导致形势的极度不确定性。战胜国会通过一系列集体决定吗——正如毛泽东在1946年所期待的？[14]他们会争吵不休吗？美国会再次像1919年那样滑向孤立主义吗？全球经济会再度陷入萧条吗？战争带来的毁坏性会不会隔绝世界间的大部分贸易？国家控制下的自给自足是恢复经济的唯一可行性措施吗？对战时财产的损害（通过课税、没收或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普遍逃避会扫除旧的社会差别，永远消除社会不公吗？新的大众文化必定会战胜前工业时代的“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吗？即将到来的时代是一个由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大陆联合体组成的世界，还是一个由自由国家组成的松散的联邦呢？
1707504408
1707504409 在和平时代的最初5年里，显示的迹象是相互冲突的。许多小国对1945年成立的更有力的组织——联合国（其前任是国联）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联合国将成为主要大国力量的制衡者还是只是它们竞争和冲突的场所？1944—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s）制定了新的机制来防止经济再次出现灾难性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国家在面临暂时的支付危机时，无须求助于曾使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陷于枯竭的贸易和外汇管制。在新皈依者的热情驱使下，美国人要求消除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然而，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生产能力方面存在的巨大不平衡以及用于购买美国货的美元的短缺，使自由贸易的新时代成了一纸空文。英镑集团（包括英国、英国殖民地、独立的英联邦国家、印度，当然还有像埃及和伊朗这样的中东国家）形成了单独的贸易和货币区，将严格控制使用美元。西欧能以多快的速度恢复生产和市场秩序——即使在美国的马歇尔经济援助下——这一点也不清晰。苏联集团重新回到了自给自足的状态。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很难想象一个发展与繁荣以及有广阔私人选择权的时代会来临。首先要做的是不惜任何代价扩大生产，这与政治自由的快速发展是否相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小国游离于较大的集团（或帝国）之外，缺乏急需的资金，是否能生存下去似乎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1707504410
1707504411 对新世界秩序可能实现的蓝图没有达成共识是不足为奇的。在旧的殖民帝国时代，见多识广的人认为只要形势允许就要维持帝国的运行，这是最安全的选择——即使这是放宽殖民统治的最好办法。在无序的世界，帝国可以以假乱真地证明自己维护殖民地人民的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反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者应该从英国突然撤出其南亚的殖民统治一事中获取勇气，振作起来。但是认为殖民帝国的普遍衰落或被迅速取代是没有理由的。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殖民统治者将很可能在美国的支持下恢复勇气并重建其殖民帝国（以一种被更改的方式）。尼赫鲁的革命年代仍然在酝酿中。
1707504412
1707504413   非殖民地化
1707504414
1707504415 当然，我们知道，殖民地的振兴是有限而且短命的。相反，非殖民地化成为跨越亚洲大部分地区、非洲和中东的不可阻挡的政治事实，也得到了拉丁美洲意识形态上的响应。非殖民地化经常被认为等同于殖民统治的终结，但这种看法太狭隘了。一种更为有益的看法是非殖民地化打碎了由拥有治外法权的区域性帝国组成并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体系。杂乱分布在亚非世界的基地、被包围的领土、驻军、炮舰、通商口岸以及不平等条约，在旧的帝国分布图上涂着红色、蓝色、黄色或绿色的殖民地和被保护国的标志，也同样描绘着欧洲的帝国统治。有人假定这种殖民干涉是合理的，因为非欧洲国家普遍没有达到欧洲人期望的文明标准。这种帝国“秩序”勾勒出积极进取的西欧人和北欧人（以及欧洲籍美国人），与被认为是固守非西方文化（有时具有独特性）的“停滞国家”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等级文化。殖民主义者还希望，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将工业化帝国的资本、制造业和技术能力与非西方国家的原材料和粮食进行交换和劳动分工。
1707504416
170750441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大多数殖民“政权”迅速解体。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难以维系。实际上，正是英法力图维护殖民统治和势力范围的努力唤起了殖民地驱使它们离开的反抗运动。它们在美国势力的庇护下原本可以延长统治时间，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们这个跨越大西洋的保护者不再信任它们的统治方式。政治气候风云变幻，帝国和殖民统治在国际事务中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谴责帝国和殖民统治。推翻殖民统治是一大批前殖民地国家（印度是最显著的）最紧迫的事，它们希望和支持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联合国——超级大国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主要竞技场——的机构和宪章的理想和准则都是为了实现由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一进程受解放殖民地运动的推动。
1707504418
1707504419 非殖民地化的结果非常惊人。主权国家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几乎比战时数量翻两番。它打破了在一些非欧洲国家的欧洲人的特权机构，这些非欧洲国家都曾经在理论上独立自主。它粉碎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嘲笑帝国“仆人”的社会思潮。它为后帝国时代成立的政府没收外国财产、控制与外国的贸易以及与跨国公司达成（有时是有利可图的）妥协扫清障碍。它有力推动了文化价值观的重新确立并且抵制——或质疑——那些被认为是起源于欧洲的价值观。以欧洲为中心的帝国秩序的崩溃是否意味着向“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的真正过渡，还远不为人所知（我们还将拭目以待）。同样，欧亚的分裂（非殖民地化出现的重要背景）是否会助长新式帝国的崛起也不为人所知。所谓新式帝国，就是它依靠多种有效方式来施加影响而不再靠传统的殖民统治。
1707504420
1707504421 1947年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结束连同两年后欧洲海军从中国的撤退，标志着亚洲历史上“瓦斯克·达·伽马时代”的终结。欧洲统治的时代结束了，这是几年后一位印度历史学家的论断。[15]当然欧洲的影响不能被夸大。欧洲人尤其在南亚创建了庞大的殖民帝国：马来群岛、印度支那以及最重要的印度。他们要求东亚在1840年后允许海上航行，并且牢牢把守中国沿海直至19世纪60年代。但是日本坚决不屈服于欧洲，闭关自守的程度比中国更甚。1890年后，欧洲列强很少再深入入侵中国社会，攫取其经济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地缘政治变化使欧洲停止了对中国的侵略。欧洲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是分散的，只是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19世纪90年代前殖民者只获得有限的购买权）留下浅短的印迹。近海国家的殖民统治要比内陆国家的殖民统治更引人注目。这部分解释了殖民体系在1941—1942年迅速解体，1945年后只出现了短暂复苏的原因。
1707504422
1707504423 然而1945年后发生的变化是再真实不过的了。不到10年，南亚、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差不多消失殆尽。即使在那些还存在殖民统治的地方，独立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或者它们被占领的领土无关紧要。香港是个例外。但是承蒙中国政府的恩惠，也是出于方便考虑，[16]香港依然是殖民地。面对因战争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欧洲，新一代亚洲政治领袖惊异于短短几年的变化，这是不足为奇的。同时发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解体以及亚洲大部分独立国家的快速复兴预示着新的开端。亚洲人现在可以表达他们的种族观与文化观，对欧洲同族互相争吵、残杀表示冷漠，亚洲数百万穷困潦倒的人们可以追求并维护自己的利益。
1707504424
1707504425 这就是1955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Bandung）举行的“亚非”会议的精神。主持会议的是印尼总统及反殖民主义运动英雄苏加诺（Sukarno）。超过25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包括黄金海岸和塞浦路斯，当时它们仍是殖民地。[17]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代表埃及出席了会议。印度总理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对会议的顺利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没有正式的议程，但是它隐含的目标是坚决主张建立非西方世界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会议通过决议要求让更多的亚非国家担任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明确宣布殖民主义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周恩来在一次著名的调和性的发言中强调中国没有扩张的野心，并且随时愿意与美国谈判。尼赫鲁谴责与西方联盟“对亚非国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耻辱”，并谴责北约是“殖民主义最强大的保护者之一”。非洲和亚洲在东西方冲突中应保持中立：“为什么要把我们拖进他们的争吵和战争中呢？”[18]
1707504426
1707504427 尼赫鲁和周恩来演说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远见，即不受殖民势力影响的国家要忍辱负重地生存。这是对没有丝毫后帝国时代情结的非殖民地化的一种宏伟的见解。亚洲国家会为继续解放殖民地人民而奋勇抗争。亚非国家的文化合作将取代它们原来对欧洲文化的顺从。这些思想仍然很强大。一个独立于东方和西方并且不结盟的“第三世界”的理念，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团结的第三世界国家与殖民主义国家的斗争在联合国得到了有力的展示，这有助于1960年后加速欧洲结束在非洲的殖民统治。但是，尽管万隆会议取得了很多成就，事实上，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从会议一开始就被注定。非殖民地化不是推翻殖民统治或消除欧洲的影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即使在万隆会议上，亚非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赞成尼赫鲁“中立主义”路线的中间派和相当多的亲西方派之间出现了隔阂。分歧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对中苏企图的怀疑和憎恨（即使周恩来做过多次保证），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亚洲国家间摆脱殖民帝国控制后产生的复杂冲突。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完全脱胎于亚洲的古老体制。当帝国投降或被推翻后，随之而起的是竞争对手之间对继承权的争夺。由于殖民统治经常将不同的种族群体联合起来，任意蹂躏旧的种族-文化疆界，所以不管是新的民族认同还是他们拥有的领土权利都不被承认。如果这只是欧洲殖民帝国制造的也许会变得简单些。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亚洲到处是其他帝国蹂躏的痕迹。英国、法国、俄国、荷兰和葡萄牙帝国对清王朝时建立的庞大的内陆中国、日本在朝鲜和台湾遗弃的殖民地以及东南亚帝国都怀有野心，东南亚帝国中泰国、缅甸、越南的首领在殖民年代被软禁。克什米尔、西藏、朝鲜、台湾海峡、越南、苏门答腊以及缅甸的山地族是从帝国向国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创伤，这明显表示后帝国时期形成的国家并不是在双方愿意的情况下形成的。亚洲沉浸在冷战扩大所掩盖的这些地区和区域冲突的严酷现实中。
1707504428
1707504429 中国在欧亚历史上的作用像往常一样重要。到1950年末，中国内地在共产党统治下得到统一。毛泽东取得的非凡胜利不仅取决于共产党成功的土地政策，还应当归功于中国农村大众的“农民民族主义”（被憎恨日本占领的怒火点燃）。[19]两者发挥的作用孰轻孰重仍有争议。[20]但是，毋庸置疑，中国凭借一支历经战争考验的强大军队再次在东亚获得主导地位。这在特定条件下将可能导致中国致力于国内改革而采取向内的政策，从而置其亚洲邻国于不顾。但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政治氛围下，这种结果是不可能产生的。相反，新政权领导者接受了共和国前任以及清政府的观点，即只有牢固掌握了近陆统治，他们的政权才能安全而有保障。他们强有力地坚持北京在西藏的统治。当北朝鲜似乎要落入非共产主义统治者之手时，他们大规模干涉了朝鲜战争。中国派出200万志愿军支援朝鲜，其中超过15万志愿军牺牲了。[21]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南部边疆也采取了同样的看法。在越南独立同盟会和法国在北越斗争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军事援助和战略性的“建议”，发挥了重要作用，导致了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Dien Bien Phu）的大溃败，奠边府战役揭开了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结束的序幕。[22]北京害怕被再次包围，因为（在台湾）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在美国的援助下很可能继续政治战斗。尽管取得了广泛的胜利，但毛泽东及其同事深知完全的胜利还没有实现。他们面临在农业国基础上建设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他们不得不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巩固新政权，他们必须保卫革命成果。
1707504430
1707504431 内外忧患意识使中国不可能退回到以前新朝代偏爱的孤立状态。显著的表现是在美国的策划下，中国最初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到1971年才得以恢复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中国一开始采取谨慎与观望的混合政策。建设工业国的紧迫性以及为平衡美国对国民党的帮助，促使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结盟。在1953—1954年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北京接受了以分裂为代价的妥协性和平。法国在第一次越南战争中被打败后，周恩来通过放低中国的外交姿态以消除亚洲地区对中国的恐惧（并且抑制美国的势力）。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他对莫斯科的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号召表示怀疑，认为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高端外交政策背叛了中国。中苏同盟只维持了10年时间。面对美国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强大支持，毛泽东不惜冒军事风险炮击国民党统治下的近海岛屿——金门（Quemoy）。由于推动国内转型的动力不足，毛泽东因而发动了激进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即所谓的“大跃进”（农村集体化运动并不等于“大跃进”——译者注）。将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和苏联的做法一样）的结果只是国家控制的开端。1960年毛泽东同意河内为获取南越共产主义胜利而继续军事斗争（自1954年中止）的请求。[23]毛泽东的新路线是支持与殖民帝国或与资本主义相勾结的继任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国家。他要传达的信息是简单的，推翻帝国主义的事业远没有完成。非殖民地化的到来——如果这将成为现实——必须依靠广大贫困农民的反抗：发动一场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全球“人民战争”。[24]
1707504432
1707504433 毛泽东对于后帝国时代世界的计划受到了知识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也受到了希望从友好的角度评价战争胜利的人们的广泛关注。在20世纪60—70年代，它给失败和妥协的后殖民地国家带来了希望。它吸引着仍希望推翻资本主义谋求战后复兴的人们。它在特殊条件下的东南亚国家获得了最显著的胜利。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国的遏制政策和毛泽东的反帝国主义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一方面由于对毛泽东的政治教条的盲目崇拜导致了破坏性的后果——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一场规模浩大的清洗运动——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反映在中国与北部最大的邻国的再次紧张对峙。阻碍毛泽东雄心实现的最严重的因素是东亚两个大国存在的巨大分歧。
1707504434
1707504435 如果中国转向共产主义（战时纷纷预测），那么日本准备好“接受失败”（约翰·道尔［John Dower］的惊人一语）也就不足为奇了。[25]战争结束时，日本被美国驻军、士兵以及美国平民近100万人口占领。[26]在以后6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总督（大部分时间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执掌权力，许多重大决策要经由他的准许。日本暂时失去了主权；禁止日本人出国旅行；禁止任何对占领体制的批评。美国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来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妇女享有选举权，并且拥有选举权的年龄下降，选民数量是原来的两倍多。由占领者制定的新宪法将军政分开，并且摒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念头。他们解散家族商业集团或财阀。土地改革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力量，将拥有土地自耕权的人民数量提高到大约60%。[27]占领者鼓励贸易联合体的出现。他们重新修订教科书，将教学大纲民主化。[28]对战前秩序如此强烈的冲击很可能激起敌对的反应，因为美国人要对付的平民精英仍然是相当保守的。但事实上他们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契约关系。当平民精英害怕中国将他们引向“倒退路线”时，美国人帮助日本建立一个工业化强国。他们与日本强大的官僚政治和平共处。他们从日本天皇那得到默许，天皇作为傀儡的制度被小心保留下来。东亚内陆的日益混乱以及1950年6月朝鲜半岛的战争使日本的保守派领袖没有任何机会再次发动战争。他们希望尽快结束美国的占领，恢复日本的主权。但是对华盛顿政策的公开挑战会惹怒美国公众并延迟独立的时间。这可能助长了要求获得日本1/3选票的左翼势力的强大并导致更极端的变化。
1707504436
1707504437 其结果是在建设和引导新的日本国家中美国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1951年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和约将主权归还日本，尽管苏联和中国都拒绝签约。美国的措辞是强硬的。和约要求日本接受互保条款，即允许美国驻军在日本任何地方行动并且美国人享有日本的司法豁免权。太平洋战争中，日美展开激烈战斗的冲绳岛（1897年成为日本的附属岛屿），现在成了美国巨大的军事基地，不再属日本管辖。日本的经济通过固定汇率与美国经济相联，并且出于美国贸易禁运的威慑，关闭了原来在中国占有的市场。在战后东亚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日本成为美国维护其东亚地区势力不可或缺的堡垒，成为美国海外监控的平台，运用其经济和军事力量阻止中国的振兴。日本的大众文化也强烈感受到美国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摆脱殖民地统治的东亚，西方（不仅仅是欧洲）势力的影响比二战前更强大了。
1707504438
1707504439 印度是亚洲的第三大国，享有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声誉。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印度有望在后殖民地的亚洲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29]的确，尼赫鲁很希望与北京一起消除东亚政治中的外部影响——正如他在万隆倡导的。但是形势对他不利。印度摆脱殖民统治后留下的遗产削弱了它的影响。它的独立伴随着印巴分治的创伤，印巴两国关系因冲突不断而恶化。接下来更不幸的是克什米尔（Kashmir）问题（巴基斯坦声称拥有主权但大部分领土被印度占有）很快与西藏的自治问题相联系。中国1950年后通过切断与喜马拉雅山的联系，无情镇压了西藏传统政府。印度与西藏之间的两条主要路线是经过锡金的南线和途经克什米尔列城的西线。[30]在没有明确划定的边界上发动的军事行动是中印冲突最终走向战争的原因之一。[31]印度的战败（在1962年）适当地反映了尼赫鲁宏伟志向的失败。印度的政治体制（将大量的权利和资源分配给国家级政府），与巴基斯坦爆发战争的“国内”威胁，以及印度经济的缓慢增长（20世纪50—60年代印度的世界贸易份额下降了2/3），[32]共同造成印度成为亚洲“大国”主张的落空。
1707504440
1707504441 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东亚非殖民地化的过程与东亚大国的局限和软弱有很大关系。它们不管是各自还是联合起来，都无法解决过去亚洲帝国的冲突或现在革命时的意识形态冲突遗留下的争议。这就为尼赫鲁希望消除的外部势力的介入敞开了大门。正是中国的恭顺才使斯大林在1950年6月发动解放北朝鲜的袭击。[33]正是对日本的控制才使美国得以部署大量军队保卫南韩。但是外部势力发挥关键作用的主要冲突聚焦地是在东南亚。
1707504442
1707504443 这不是什么巧合。东南亚殖民统治的结束比南亚（英国统治在那里瓦解）和东亚（日本帝国统治被战争打碎）的情形更为混乱。这部分归因于美国对英国和法国的援助（尽管没有给荷兰援助），但同时也是因为东南亚有着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信仰，民族地理分布不集中以及在殖民地统治年代没有形成强大的国家。乍看似乎日本的战时统治破坏了欧洲殖民统治的支柱，但它只是给当地的政治首领足够的自由（以及足够的时间）来建立新的政治忠诚和打碎旧的殖民统治机器。新的“国家的”政府在缅甸、印度支那以及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产生。当联军（主要是英国人和印度人）在日本战败后撤出东南亚时，它们要求适当的权利，结果是双方僵持不下。殖民统治者的策略是给予补选的新领导者以权力而不是真正的独立。但是地方政治和国际局势的极不稳定使任何交易都无法形成。由于重新控制得不偿失，英国殖民力量很快从缅甸撤出。[34]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英国的马来亚，双方的斗争更为持久。
1707504444
1707504445 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主义只在群岛的大部分地区获得有限的支持。在那里，对日本占领的恐惧与（在一些情况下）反伊斯兰教的情绪使荷兰的殖民统治显得不那么邪恶。但事实是，荷兰的整体统治，即使在荷兰-印尼“联邦”统治下，如果没有爪哇岛的支持是无法维持的，爪哇是群岛上最发达的岛屿，拥有群岛5/8的人口。荷兰并未控制爪哇，美国拒绝支持苏门答腊和爪哇的持久游击战（可能破坏印尼的经济并扩大共产主义的范围），游击战在1949—1950年将荷兰殖民统治者赶跑了。[35]
1707504446
1707504447 在印度支那结局是不一样的。法国将它的势力重新安插在北部（东京湾）和南部（交趾支那）。它面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发起的可怕的运动。越南独立同盟会得到了来自北部和交趾支那种植园农民的支持。有利的形势使得法国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统治，越南社会的许多阶层都不喜欢胡志明式的越南民族主义（胡本身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多年的共产国际成员）。这些社会阶层包括有产阶级、大多数城市人口、天主教徒（主要由越南北部20%的人口组成）以及高台教（Cao Dai）与和好教（Hoa Hao）的追随者，还有一些山地少数民族。[36]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不坚定，或者支持越南君主保大皇帝（Bao Dai）在“法国联盟”下获取越南自治。这为法军打败越南独立同盟会，或者为美国帮助越南摆脱（用美国国务卿生动的话说）“共匪（Chi commie）及其武装部队”的控制提供了平台。[37]然而，到1953年中期，保大皇帝的可信度完全依靠法国军队的声誉。当法军在第二年奠边府战役中被打败后，他和法国在越南已无法立足，这样的结果对胡志明来说是来之不易的。
1707504448
1707504449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急于对付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由于中国是胡志明的主要支持者，华盛顿因此考虑在1954年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第二个关键因素是著名的天主教徒、社交广泛的吴庭艳（Ngo Dinh Diem）在南方建立了强大的关系网络，掌握了大部分南方权力。吴庭艳是民族主义者。他非常精明，博得了美国的同情，并且拒绝法国提出的半独立。〖PS452.EPS;S-*3;Y-2*2,Y〗他后来被人们辱骂为美国的走狗，但他的最初目标是削弱胡志明的势力，建立一个他设计下的越南国家。[38]第三个原因是，越南独立同盟会被它的中国盟友束缚着——部分出于害怕美国的战火，部分是因为中国不想把老挝和柬埔寨拖入美国的战争（作为回报，老挝和柬埔寨保持中立；泰国已经加入了西方国家签署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即《马尼拉条约》）。在东南亚本土，主要的冲突集中在缅甸人、泰国人、越南人、老挝人以及古美尔人建立独立国家的计划中：它们之间的冲突使外部力量乘虚而入，使得他们难以拒绝外国提供的帮助。马来亚的情况也相似。马来人的政治领袖视1948年后的共产主义叛乱为中国对马来亚未来的挑战，威胁到英国的殖民统治。为与他们的“老大哥”——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保持距离并防止过于亲密——他们采取与英国结盟的方式获取独立，而不是不结盟或保持中立。[39]
1707504450
1707504451 1945—1960年处于关键时期的亚洲非殖民地化所走的路线与万隆会议宣扬的希望与梦想是完全不同的。许多亚洲领袖没有鄙视冷战外交游戏的无用——如尼赫鲁主张的，而是接受了一个“两极”世界的事实。他们希望把冷战变为地方优势而不仅仅维持令人自豪的独立。在现实中他们可能无法选择。他们国家经济和军事上的脆弱，内部的分裂，社会的骚乱以及走与亚洲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的思维习惯都注定要改变亚洲后殖民地的轨迹。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将大陆纳入新帝国的体系，人们将拭目以待。
1707504452
1707504453 中东的非殖民地化进程同样是曲折的、令人痛苦和充满冲突的。那里的人们像东亚的殖民地国家一样把二战的结束视为一个新的开端。随着和平的到来，英国结束了在境内建立的庞大的军事机器——超帝国主义——将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一部分领土被苏联军队占领）变成帝国战争辅助产品。一旦英国殖民统治结束，人们将重新开始政治生活。更好的是，英国人打算（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着想）将法国势力逐出法国战前托管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使它们取得独立（1946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们还鼓励在1944—1945年成立阿拉伯联盟。英国想把该联盟作为自己施加影响的途径，使阿拉伯国家在英国的庇护下联合起来。但联盟也可能成为阿拉伯国家联合排除、遏制外部势力影响的载体。苏联、美国与英国平分天下（如果没有一方在势力上超出）的新地缘政治格局很可能回到1939年前的状态。许多年轻的阿拉伯人似乎都希望战后世界将是一个新的“民族时代”。1918年后从土耳其赢得自由的虚假曙光——英国统治取而代之——可能最终会向生机勃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让步。
1707504454
[ 上一页 ]  [ :1.70750440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