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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65 作为一个埃及民族主义者（新政府成立之初就将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接回开罗），纳赛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英国并密谋将英国逐出整个中东地区，泛阿拉伯主义情绪和巴勒斯坦战争对他也有影响。他希望革命的洪流能冲刷掉中东殖民年代遗留下的地主和国王的旧体制。他也担心形势对他不利，换作其他的领导人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苏丹沦丧了，与以色列的冲突不断升级。阿拉伯东部（迈什利克［Mashreq］）不再受埃及势力的影响甚至与之中断贸易联系。没有了国外市场和石油供应，纳赛尔面临国内经济滞胀和日益扩大的社会骚乱。它将不得不依赖西方的经济援助，这是非常危险的。他的政权经不起考验，人们对他的批评将与日俱增。所以当英国组成“巴格达条约组织”（与土耳其、伊拉克以及——它希望的——约旦：下一个目标是叙利亚）时，[49]纳赛尔进行了反击，他拥护泛阿拉伯主义。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他强烈支持叙利亚政治中的反伊拉克小派系。他鼓励约旦反抗加入条约组织。1955年9月一场惊人的政变突如其来，纳赛尔冲破西方的军备封锁，计划接受苏联的供应。埃及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大国。到1956年早期，他向中东地区的英国势力公开政治宣战。他控制住了与以色列边界爆发的不断升级的冲突，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他在地区政治中掌握着主动权。他使埃及成为泛阿拉伯事业的推动者，并把泛阿拉伯情感转化为有力的行动。伦敦的反应是恐慌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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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67 埃及与英国的对抗直接导致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华盛顿不再给埃及阿斯旺水坝提供贷款。纳赛尔收回了被英法共同占有的苏伊士运河主权。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也许纳赛尔估计英国要打败他是很困难的。英国撤出了在苏伊士的驻军，它深知公开的挑衅将激怒所有阿拉伯人。来自国际的压力（以联合国为媒介）不可能带来它真正想要的结果：纳赛尔的倒台。纳赛尔也感觉到华盛顿并不完全赞同伦敦发动残酷的报复。纳赛尔迅速的反击反映了英国的政治衰弱。英法干涉埃及与以色列（英法蓄意联合入侵）的冲突，共同占领苏伊士运河意在羞辱纳赛尔，促使他倒台。纳赛尔政权得以幸存的关键是广大人民要求纳赛尔不要顾及阿拉伯的爱国言论而采取行动。这使艾森豪威尔总统相信英国的胜利将引起阿拉伯世界对整个西方世界的一致反抗，阿拉伯世界将向苏联开放更多门户，这样将损害美国的利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与纳赛尔战斗——担心纳赛尔的统治会损害石油的供应——但现在英国经济的脆弱是必然无疑的。没有华盛顿的支持，它将面临金融的崩溃。英国最终撤军并赔礼道歉。纳赛尔保留了运河主权。[50]使政治陷阱落空的不是纳赛尔，而是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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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69 苏伊士运河危机标志着英国控制整个阿拉伯世界野心的破灭。它驱逐了大国势力，成了真空地带。这是建立新的中东秩序的时机。纳赛尔是代表阿拉伯世界的拿破仑。他的声誉是无人可敌的：他就是头（rais，俚语“老大”）。庞大的中产阶级、城市和海港、文学和电影、新闻传媒与教育，使埃及成为阿拉伯现代化的象征。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被正式写入埃及的新宪法中）使许多中东国家社会发生剧变。对于城市工人、不断增加的学生、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和年轻的官员阶层，它提供了政治纲领和文化工程。巴勒斯坦人民结束抱怨，集体努力使国家复兴。在苏伊士运河取得胜利不到两年内，纳赛尔将叙利亚纳入政治联盟，成立了统一阿拉伯共和国。同年（1958年）哈希姆王朝统治在伊拉克结束。纳赛尔仍然要认真对付美国势力（美英共同干涉以阻止约旦和黎巴嫩的统治被亲纳赛尔派推翻）。然而美国惧怕苏联势力的崛起与纳赛尔反对共产主义，为两国关系的修好提供了机会。纳赛尔似乎真正取得了绝妙的双赢。他让更松散宽容的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地方势力。任何觊觎中东利益的国家，都不得不与他和埃及打交道。埃及领导下的泛阿拉伯团结（亲共产主义的新伊拉克政权被孤立）开辟了远景，它可以与外来势力谈条件，它可以将石油作为武器（20世纪50年代石油的产量大大增加），它甚至有能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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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71 然而中东地区的非殖民地化现状离泛阿拉伯主义的理想还很遥远。第一，纳赛尔希望波斯湾的石油富产国阿联酋（特别是科威特）能接受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推翻它们的王朝统治。但是英国在波斯湾阴魂不散，支持当地统治者反对纳赛尔的政治主张。第二，纳赛尔仰赖的泛阿拉伯情感遇到了强大的对手。战后早期，新成立的阿拉伯国家似乎是人为创造的。受过教育的阿拉伯精英可以自由穿梭于国家之间，所以他们的思想也可以自由传播。国家结构脆弱，外部势力能轻易渗透。到1960年开始有了变化。新的“地方”精英开始成为国家的主人。每个政权都有自己的穆卡巴拉——秘密警察。民族差异感在阿拉伯国家之间越来越清晰和强烈：纳赛尔曾经充满魅力的泛阿拉伯主义面临艰难的挣扎。三年后他与叙利亚的联盟解散。[52]第三，以色列国的复兴比预期的还要快，美国对它的同情使它没有失败的迹象：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它在20世纪60年代变得越来越强大。[53]第四（同时很大程度上是结局性的），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帮助，泛阿拉伯理想是实现不了的。寻找军备、援助以及抗衡以色列（以及它们当地的对手）使阿拉伯国家陷入冷战外交的困境。最后，地质优势赋予国家的石油财富使它们不用选择追随埃及的意识形态：如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英国的波斯湾保护国。石油也没有成为（煤曾经成为英国的动力）社会和工业变革的动力。事实上，阿拉伯的经济繁荣（或经济前景）严重依赖于能源消耗大的工业，而这些工业却被外国人牢牢控制——经营世界石油的“七姐妹”（跨国公司）。[54]1967年的第二大灾难是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的“六天战争”，它通过野蛮的方式暗示矿物财富与权势不能相提并论，石油美元也不能代表强大的工业实力。到1970年，纳赛尔早逝。后帝国时代追求的自由成为“阿拉伯的困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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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73 埃及、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三个大国（各国人口在2001年已达到6600万）。由于纳赛尔没能使埃及成为阿拉伯革命的中心，其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转而与西方妥协（像穆罕默德·阿里在19世纪80年代那样）。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埃及已成为接受美国援助的第二大国（仅次于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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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75 土耳其在阿塔土克精明的前中尉伊斯麦特·伊诺努的领导下在二战期间保持谨慎的中立。但是战争结束时苏联势力日益挺进，斯大林公开声明他对海峡的计划——“俄国的命运不能被土耳其扼制”，这是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宣称的——促使安卡拉坚定地加入西方阵营。土耳其在杜鲁门主义下被纳入美国援助和保护的领域，尽管当时形势未明朗化。1955年土耳其成为北约成员。凯末尔·阿塔土克万万没有想到冷战的对峙为土耳其成为西方的一员敞开大门，西方认可土耳其在世纪末时加入欧盟。与希腊的紧张局势以及塞浦路斯的未来问题使得它们之间的关系时常起伏波动。1945年后半个世纪，土耳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阿塔土克在现代工业和世俗文化基础上建立官僚国家的伟大事业如何与代议制民主（阿塔土克时期是一党制国家）和开放的（非国家控制的）经济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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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77 伊朗发生的事是最吸引人的。1941年伊朗被苏联和英国共同占领，局部意在阻止巴列维国王接近德国，主要是为严阵以待的俄国开通英国的供给线。巴列维放弃王位并被流放。结果是与他相关的权势都纷纷解体。愤怒的贵族（强大的地主阶级）、城镇的激进分子（像人民党［Tudeh］）、部落首领和少数民族挑战年轻国王的权威并纷纷争取占领国的偏爱。战争结束时，这种动乱与日俱增。苏联红军直到1946年才撤离伊朗人居住的阿塞拜疆。战时的通货膨胀使经济破败不堪。国王的支持者与激进分子和贵族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政府不断受到来自部落、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抗。然而到1949年，国王再次宣布对国家的控制，也许如果不这样做，国家将陷入更深的分裂，社会动乱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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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79 在这之前，爆发了巨大的危机。国王为巩固他的地位，急于想通过其财富的主要来源——国家西北部巨大的油田来增加国家收入，油田掌握在英国控股的英伊石油公司手中（现在的BP）。1949年6月的“补充协议”建议将公司的税收从15%提高到20%，以后还要增加。但是协议与两大障碍相冲突。一大障碍是国王的反对者害怕这一新开发的财富会保证国王战后权势的恢复；另一大障碍是伊朗舆论引导的国内反对外国继续控制国家关键资源的看法，反对相信该石油公司已经尽力的影响。更糟糕的是，当国会对此事进行辩论时，得知阿-美石油公司（Aramco）将公司利润的50%给它在沙特阿拉伯的东道主政府。随着英伊协商的进行，局势变得紧张，1955年3月国会通过将公司收归国有的法案。几天后，国王及其父亲的老对手穆罕默德·摩萨德出任首相。[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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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1 结果是陷入僵持状态。华盛顿否决了英国军事干涉的打算，认为这是鲁莽和倒退之举。[57]结果大批英国官员从占领地和阿巴丹炼油厂撤出。主要的石油公司担心其他公司会跟随伊朗的做法，于是联合发动石油罢工，其结果是非常有效的。摩萨德发动的法制革命似乎快要成功，但是他的支持力量（从来都不团结）现在开始瓦解。在西方，他被视为危险的煽动者，为共产主义的统治扫清障碍。1953年8月，他在一场由英美机构援助的军事政变中下台，他的位置被效忠于国王的总理取代。在一些新的石油协定下，伊朗的石油经由美英的联合公司出售。国王的石油收入出现了惊人的增长：1954—1955年及1960—1961年间增长了10倍，增长到3.58亿美元；1973—1974年间进一步增长了15倍。其军事和政治力量也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成为西方坚定的同盟，由于担心他对波斯湾的控制将引发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西方将伊朗视为阻止苏联南进堡垒的观念发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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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3 从冷战的角度看，国王的胜利意味着西方的胜利。实际上他的胜利要归功于其对手的不团结与失误，地主主导型社会顽固的保守主义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的阴谋。[58]从另一个角度看，国王和摩萨德之间在伊朗总体地位方面精心策划了一场变革。甚至连伊朗国王巴列维（Pahlvai，Mohammad Reza Shah）都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公司如国中之国，英国通过伊朗官员和各省盟友施加的普遍影响在耻辱性的被迫撤退中一扫而光。在某种程度上，中东地区没有其他统治者能成为伊朗的对手，国王不仅坚持伊朗的独立，而且在中东地区谋求大国地位。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终继承了他建立的国家的人是这个国家强加给伊朗社会的种种变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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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5 发生在东亚、南亚和中东的事件打破了欧洲战后复兴殖民帝国的幻想。至少非洲暂时出现了不同的情况。甚至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也怀疑非洲会跟随亚洲而觉醒，或者非洲不用艰难的抗争就会独立。法国的殖民势力依然深入马格里布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马格里布国家在法国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中扮演至为关键的角色，法国的地中海“命运”观不允许该国的真正分离。100万法国人（他们在法国议会中都有发言权）定居在阿尔及利亚，以及非洲军团（Armee d’Afrique，主要驻扎在北非）在军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使战后法国政府在北非更不愿再次受到在印度支那被迫撤军的耻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英国、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更没有准备撤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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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7 殖民地的非洲间接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通货膨胀、物资短缺、征募新兵、地方工业化的开展、刺耳的宣传。但是非洲没有爆发真正的战争（除了埃塞俄比亚短暂的爆发），殖民体系也没有被任何入侵行动打破。语言、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排除了非洲产生像泛阿拉伯主义那样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泛阿拉伯主义动员了殖民地边界的广大力量（更不用说跨境的力量）。同样的道理，非洲领袖发动印度民族主义模式的政治运动的可能性非常小。甘地组织的强大的次大陆联盟与非洲殖民政治的本土化、单一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的确，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国家远没有发展为独立的非洲国家，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部落”非洲仍然不断产生，至少部分是对欧洲“间接统治”方式的回应。非洲的精英依然把“部落”（像约鲁巴部落，规模相当大）视为他们施加影响和建立权力的最优方式。最后，在“白色的南部”，正是白人定居者的民族主义而不是非洲黑人的民族主义在1945年后开始激进地行动。20世纪50年代殖民地国家在南非的政治目标是实行种族隔离和强化白人至上的政治权。建立和巩固白人统治的中非国家是罗得西亚北部和南部（现代赞比亚和津巴布韦）[59]定居者的目标。白人势力的渗透有着更深的因素。随着奥利弗拉独裁的葡萄牙（Salazarist Portugal）在1945年后重新发现了他的殖民使命，就开始对其在安哥拉（Angola）和莫桑比克的两大占领地进行系统的殖民化。[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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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8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老牌殖民势力正挣扎着在亚洲持续下去的时候，它们以为有时间在非洲玩弄权势。殖民规划者经过一系列的阶段后（像一个劣等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取得的进步一样），描绘出了在不确定的将来权力转换的官僚政治蓝图。现实的责任是使殖民地生产急迫需要的产品，这些产品包括可可、植物油、棉花、剑麻、烟草、铜、金、铀、钴、石棉以及铝。美元短缺和冷战形势使非洲从交战时期的遗弃物转变为欧洲的阿拉丁洞穴（Aladdin’s cave，《一千零一夜》中获得神灯和魔指环的阿拉丁）。“守夜人”（俄国作家谢尔盖·鲁基扬年科的小说中的人物——译者注）的状态（这种状态使昏昏欲睡的狗躺下）不得不转变为四处干涉的“忙忙碌碌”状态。在非洲的东部和中部，白人移民者社区——通常被战前殖民官员视为多余的讨厌的人，现在得到宠爱，而且他们的扩张也得到鼓励。在没有白人移民者的非洲西部殖民地，殖民管理者们向沿海城镇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寻求支持。他们战前被淡忘，现在则成为推动发展的力量。伦敦和巴黎的政策制定者们充满乐观主义，他们认为给予最终自治的承诺将会缓和殖民地被入侵带来的骚扰，同时为殖民统治最终结束时的“欧非”合作奠定基础，这其实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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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1 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殖民地国家的糟糕形势。大多数非洲地区一直都是贫弱的。在1914年以前的分裂和征服时代，它随意地寻求殖民地朋友并依靠定居者和妥协者创造税收。在战争年代，间接统治理念的普遍传播（基于对“传统”非洲社会不稳定的担忧）以及经济萧条下创造的收益使殖民者更倾向于建立耗资少的小政体，将权力委任给所谓的“地方权威”。更多有远见的殖民统治者意识到，如果不采取这样的变化，殖民地人民的聚合力将越来越弱，任何重要行动需要的支持将越来越少。[61]只有战争（需要更多的行动和开支）及其后果才使这种改革变得紧迫。但是政策制定者使非洲有更大的发言权并成为更为积极主动的国家的意图没有得到非洲舆论的认同。为应对战后的严峻形势，殖民地政府不得不进行价格管制，降低工资，镇压罢工，以及限制地方消费。它们不得不改进农业措施——如为牛群灭虫，反侵蚀措施，以及焚烧病害的可可树，这引起了人们的憎恨而不得不强制施行。随着外国专家和新定居者的涌入，殖民地非洲经历了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第二次殖民占领”。[62]殖民地政府这一突如其来之举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反抗是不足为奇的。殖民地政府要在短时间内在两条路线中做出选择。它们要么将权力尽快移交给非洲领袖并试图赢得更多的支持（1948年加纳动乱后英国人选择的方式）；要么选择镇压，希望强有力的行动可以使“极端分子”（改变的称呼专指拒绝与殖民地政府合作的人）气馁，并壮大（被称为“温和派”）队伍——那些愿意接受缓慢的政治变革和非洲多数决定原则时期之前不屈不挠人的队伍。[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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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3 在伦敦和巴黎（甚至在布鲁塞尔），一旦非洲人有明显的憎恨行为，政府倾向于首先避免与非洲领导人面对面的冲突并与之进行新的谈判。但是在肯尼亚和中非，这种解决方式受到白人移民社区的阻挠。当移民者在肯尼亚成为非洲人攻击的目标（尽管其实很少人证实被谋杀）时，对于“紧急情况”采取措施的要求势不可当。结果是暴力循环愈演愈烈。在肯尼亚，对基库尤人的怨恨和对移居者的仇恨加剧了基库尤人中的“矛矛党人”叛乱。经济变革使许多基库尤贵族及其追随者以损害穷人（没有土地或者没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的利益为代价增加他们的财富。“道德经济”和社会互惠的老观念被打破。[64]移民者的恐慌促使殖民地采取镇压措施，它使紧张形势转变成社会战争，如“忠诚的”首领不断袭扰那些可疑的“矛矛党人”同情者，他们逃入森林——游击战的阵地。1956年矛矛党人支持势力被摧垮。但是，即使是在肯尼亚，持久安全保障的花费，集合非洲民间力量支持政府的需要，以及镇压机器（尤其对那些“原形再现”的矛矛党人嫌疑人组成的阵营）[65]的暴行和残忍带来的困窘使1960年的权力委任不可避免。从那时起，除了葡萄牙以外，独立建立由非洲人选择和领导的政府，为所有殖民地国家所接受。但是他们期望控制变革的时间进程，建立真诚共处的“温和性”政体，严密监控前殖民地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国内发展。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国际上看起来仍是闭塞落后的地区，远离冷战前线，他们以为自己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后殖民地的转型与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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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5 刚果的危机打破了这种错觉。比利时政府1960年6月同意刚果独立，但以最低限度改变它在刚果事务中的角色和影响为前提。[66]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数天以内，军队兵变，惊慌和恐怖在大量国外逃亡者之间蔓延。有魅力的刚果新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拒绝紧密的后殖民合作关系。卡塞南部和加丹加的矿产丰富的省份单方面退出新刚果共和国。加丹加省的退出得到了布鲁塞尔的默许，这也许是为了击垮卢蒙巴。在1960年8月，卢蒙巴向苏联求助，苏联的军队和人员开始进入。联合国派出1万人的部队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但是，随着新的分裂主义政体的增加，军队之间为争夺控制权发生的暴力升级，卢蒙巴被扎伊尔沙巴区的加丹加（也可能是比利时）士兵谋杀，[67]以及对联合国派军动机的国际争议，使新刚果共和国只维持了3年就由殖民地的典范变为“刚果灾难”。[68]尽管1964—1965年国家恢复到往常的秩序，但是刚果的悲剧改变了非洲的非殖民地化意义。它揭示了东、西方阵营不惜冒惊人的风险为争夺非洲而进行冷战。也证实了英国及早撤出已成为帝国负担的东非和中非殖民地是明智的选择，而东非和中非在此之前一直受着动乱蔓延的折磨。同时，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它使津巴布韦南部的白人更加怀疑无政府状态和暴行是向非洲民族主义妥协的必然产物。随着非洲其他地区（甚至在阿尔及利亚，尽管其白人移居者1962年推翻了法国的统治）独立运动的进程愈演愈烈，在有“南方第三”之称的地方，白人握紧手中的权力组成一个牢固的集团，也包括了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殖民地。这是非洲新的和特殊的“分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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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7 与中东和亚洲其他地区一样，非殖民地化既没有使非洲完全摆脱帝国势力，也没有为非洲进入“国家组成的世界”提供入场券。新的非洲国家继承了前殖民地的贫弱——在短暂的转型后步其后尘。地区种族意识比民族主义更强烈。缺乏共同语言体系的民族认同的建立面临巨大的挑战。殖民统治时期的“部落”遗产深深植根于非洲国家，确实，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划分新的“部落”种族意味着重新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同时扩大非洲国家在社会服务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的要求是紧迫的。任何新政体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拥有忠实的追随者之前寻求经济外援和通常的军事援助。[69]这为培植后殖民地的外部势力提供了土壤。如果世界上的大国有意图这样做，那么新的帝国势力将无处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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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499 未宣战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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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01 非殖民地化最好被理解为独特的全球秩序的解体——从地缘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和人口统计学角度理解——这种独特的秩序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加强，进入20世纪40—50年代，仍旧盘踞在支持它存在的一些地方。在1945年以后，维持这种旧帝国体系幸存下来的殖民帝国的能力迅速衰退了。正如历史进程演示的，新的战后国际环境是一个关键因素。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纳粹和日本军事帝国的迅速垮台。几乎同时，这两种帝国体制——旧的殖民帝国和新的帝国主义者——的衰落，为新世界帝国的出现腾出了空间。这个新帝国有着新的思想意识、新的方式、新的目标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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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03 虽然如此，美国势力的迅速膨胀仍令人吃惊。在美国，参与北美或中美以外的事务一直存在着争议，对外国纠纷的担忧向来很深。美国的自由被广泛认为来自对衰落的欧洲旧世界传统保守精神和好战精神的反叛，并受到与旧世界太多联系的威胁。美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很少对外国政策的规划和行为做出规定，这种制度的连续性很容易被国内争论的隐伏危险所破坏。美国人的态度似乎倾向于一种强烈的单边主义，轻视作为积极外交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联合与妥协。他们把外在关系当作被公平决议和正式签订的条约所调整的最好的东西，这一传统被墨守成规者大大加强了。[70]相比之下，欧洲模式的外交手段——投机取巧地追逐国家利益——表现出怀疑的、自我破坏性的和无益的特点。这些特点在1939年之前导致了众所周知的美国人对加入国际联盟和与纳粹扩张协作的拒绝。然而在1945年以后，美国政府承担了全世界大量的新义务，并建立了一个联盟作为载体。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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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05 改变美国人观念的因素有两个。首先是其他国家与美国在物质力量上的巨大差距。二战5年以后的1950年，美国经济总量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三国经济总和的两倍还多（与1913年相比大致相等）。[71]这种经济优势更戏剧性地因拥有核技术及独一无二的使用核武器的能力而得到增强。与战时相比，也许这些新的力量源可能已经更大地加深了孤立主义情绪。但为了避免战后经济衰退，这种情绪与另外一种意识联系在了一起，即美国的安全防御边缘已经被航空运输的进步和管理国际经济的需求大大扩展了。“美国堡垒”不再是无懈可击了。而且，美国现在的领导人喜欢在权力的真空处以保护美国的首要地位为条件结盟。对重犯1941—1942年的错误的恐惧也给了他们这样做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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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07 结果，除了名称之外，一个美国“体系”的帝国在所有方面都做了创新。在1946年，美国计划在地中海安排一支海军舰队。在1947年，“杜鲁门主义”承诺援助土耳其和希腊反对苏联的压力，“马歇尔援助”保证恢复被战争破坏的西欧经济。在1948年初，华盛顿发出了准备签订一个大西洋公约的信号，这个公约将承担西欧的防御，《范登堡决议案》（the Vandenberg Resolution）是美国重要的决策。1949年春，美国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两年后，美国军队被部署在西欧大陆。在加拿大（有到苏联最短的空中航线）和东亚，也有类似的承诺。1951年又与日本签署了《日美安全条约》。事实上，到该年止，这一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完成。这一体系是不对称的，它包括了与英国建立密切联盟和与其他西欧国家建立的防御伙伴关系，其中，英国是北约的主要欧洲成员。西德（其军队在美国的有效控制下）和日本（美国在此享有广泛的治外法权）是半保护国。菲律宾（1946年技术性地独立）准予美国控制大约23个基地，并保证没有美国的同意不把这些权力授予其他任何人；菲律宾是一个真正的（如果不是名义上的）保护国。[72]西太平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由于是美国的基地，被保留在华盛顿的直接控制下，特别是关岛（Guam），它是美国在西太平洋保护其通向日本和菲律宾的要塞。[73]我们还要加上在拉丁美洲美国“非正式帝国”的广阔范围，在那里，战争已使英国的商业势力荡然无存了。1947年美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订了《里约条约》（The Rio treaty，又称《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由美国提供军事援助，支持拉美国家镇压叛乱和其他形式的侵略（共产主义“颠覆”的代码）。在20世纪50年代，仅有3个拉美国家政府与苏联保持着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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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09 这个庞大的帝国有着空前的范围。以前没有哪一个世界大国曾在欧亚大陆两侧确立它的统治，或者有权力这样做。美国能确立这样的统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人们对美国友谊的渴望，并欢迎美国扮演领导角色。英美联盟就是一个在衰落大国和它最明显的继任者之间成功合作的非凡的例子。在关键的时刻，双方实现了平等并建立了联合统治的形式。在西欧，按照吉尔·伦德斯塔（Geir Lundestad）绝妙的说法：美国应邀建立了一个帝国。[74]在日本，如我们所知，政治特权阶层宁愿接受安全条约的复杂条款，也不愿冒民众信念向共产主义倾斜的风险。无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对共产主义和苏联扩张的恐惧是海外合作的催化剂，并促使美国准备承担大国的责任。第二，美国新的世界角色使美国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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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11 第三，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势力被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大大加强了。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逐渐恢复、美国马歇尔援助的促进影响、朝鲜战争军事开支的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从1913—1950年的长期停滞中走了出来。在1953—1963年间，世界出口商品在价值上翻了一番，在总量上也翻了一番。[75]美国在为这次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没有美国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货币的稳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促进自由贸易）将一事无成。首先，美元与黄金可以自由兑换，美元成了世界性可接受的储备货币，依靠它贸易得以扩大。当然，美国最多地收获了新的商业经济的报酬。在1939—1950年间，美国的海外投资额已翻了一番多。美国工业在50年代达到了它最有竞争力的巅峰。在像航空运输这样的动力工业部门和大众娱乐方面，美国产品几乎是无人匹敌的。其次，经济和文化影响的“软实力”保证了战略强权的“硬实力”。依靠这种贸易货币的国家，没有哪个敢惹华盛顿生气，唯恐哪一刻美元支持退出造成紧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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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4513 美国提供或强加于人的广大的战略保护区域（到1955年美国在36个国家有450个基地），与美国作为轴心的国际经济是相重叠的。它们一起构成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并非没有矛盾，但它迅速得以强化了。1956年是重要的一年。华盛顿拒绝了对匈牙利反抗苏联霸权的援助，表明它对1945年8月欧洲分裂的默认。几乎同时，通过迫使英、法（通过金融压力）放弃对纳赛尔政权的破坏，华盛顿通告，它的欧洲盟国必须遵照它设计的方式去管理帝国区域的其余部分。在1958年，签署条约结束了“紧急经济状态”，全球贸易实现正常化，西方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恢复了浮动汇兑。[76]在中东和东南亚，似乎有限的介入就足以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张，稳定其超级大国势力范围的界线。随着“封锁”线密不通风地穿过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阻止苏联对西欧及全球平衡的战略意图的突破（通过原子弹的突袭），美国稳稳地坐上了头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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