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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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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和文化的持续性于其本身的意义不大。也许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欧亚不同地区的统治者及上层精英，在追求他们的目标时不计物质利益条件。保持文化自治和政治自由的前景部分依赖经济的成功。欧亚的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一定会受外部贸易的磁力影响，被国外经济往来的吸引力吸引。在世界历史的整个时期中（包括今天），打开国门接受外国的产品和交易，从商业贸易中获取利益，也伴随着与文化和政治的危机相同的危机。被商贸强国控制和吸纳的恐惧，被外资企业和外国在当地的合作者无形殖民的恐惧都表露无遗，担忧产品的新品种和消费的新方式会增加对社会的危害和对文化的干扰。因此在经济关系上的游戏规则——进入全球经济的条件——常常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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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6世纪全球化经济已经存在。[8]一旦美洲与欧亚、非洲联结在一起，一种新型的交易就开始发展了。美洲的金银帮助欧洲人从南亚和东亚购买大批量的纺织品、陶器和茶叶。美洲的糖用来支付购买（最后）数百万的非洲奴隶，而且直接增加了通过奴隶贸易换来的非洲商品的消费量。美洲的粮食，像木薯、玉米、大豆和土豆，（适当地）转变成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农业潜力。一个有利可图的长距离的海上航线网络，使欧洲成为一个巨大的海上贸易中心，统治着海洋。但是早期现代化的世界经济（1500—1750）并没有成为欧洲决定性超越欧亚其他地区的有利条件，相反它增加了欧洲对亚洲产品的依赖，对扩大欧洲分享亚洲的消费量方面也无意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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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以后，这个模式戏剧性地改变了，当然并不是立即改变的。控制孟加拉的经济给英国一个改变它与中国贸易结构的机会。印度供给的鸦片资源和以此建立的军事基础使它强行进入东亚贸易中。但是，最关键的变化是欧洲机械产品的出现。在几十年间，亚洲在纺织品市场上的竞争已经输给了欧洲，欧洲的布料甚至进入纺织品的竞争对手——印度和中国。世界贸易量开始快速增长——在漫长的19世纪增长了25倍。但是现在的亚欧贸易政策调整的空间不大。欧洲人控制了长线远距离的商业网络，提供它最重要的产品。为进入这个市场和购买欧洲产品，亚洲的经济被迫依赖出口原材料和粮食。更糟的是，从亚洲的立场来看，亚洲国家不仅要与来自大西洋的商品竞争，而且它们之间还要互相竞争。美国的棉布和小麦可与印度的匹敌；印度茶叶在英国市场代替了中国茶叶。西方指挥和控制着亚洲的海运贸易，它们新发现了进入亚洲消费领域的大门（通过征服印度，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依据领先的大工业生产，欧洲在其实力与亚洲相差最悬殊的时刻，把亚洲经济拉进了全球化市场。从数据可见，1820年印度和中国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西欧的一半水平，到1913年已经只剩1/7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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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黑暗和苦恼的情景并不是历史的全部。亚洲成为新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它贸易的商品数量比1750年以前大为增加。欧洲对亚洲的经济控制形势已经不在对等的竞争状态下，其原因在于：欧洲只有很少的资金去征服亚洲的生产者；欧洲在更深地进入到亚洲最大经济体时受到阻碍，中国的语言、货币和国内的商业网络把它们阻隔开来，不仅地利不在西方一边，天时也不在它们一边。中世纪之后铁路建设之前，苏伊士运河、汽船和电报使沿海的亚洲国家同样接近了在欧洲很早就接近的大西洋彼岸的经济。在日本的问题上，时间选择特别重要。日本的工业化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顺利进行。日本原来并非东亚强国，只是个次等小国，它对西方的出口贸易和收入，触动了它快速地在亚洲内部扩大贸易。随后日本的工业家（常常与中国商人合伙）和印度的工厂主，注意到本地区对更多消费品的需求。到1914年，亚洲之间的贸易比它与西方的贸易增长得更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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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1914年的100年可以描述成一个“半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提供初级产品和工业产品以及提供资金和财政服务的独立的世界市场出现。在一些国家（虽然不是大多数）贸易额比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当然，这个水平远远低于20世纪末所达到的水平。[12]除了东亚，制造业大量集中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和美国的老东北地区。世界其他地区都不能和这些市场的工业品竞争。半全球化几乎就在欧洲爆发战争的时候停止了。在以后中断的时期里，1914年以前的世界综合经济转向了反面。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经过短暂的复兴之后，全球经济开始萎缩。主要贸易中心英国，放弃了平衡英国贸易的政策，取消金本位，实行自由贸易。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陷入孤立主义。世界其他国家分为两种集团：一种是在美国的霸权下只与美国贸易；另一种是缩小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苏联撤退到一个虚拟的孤立中。小国为减少它们对外的依赖而挣扎。主要生产者的收入在减少。在东亚，正在迅速工业化的中国，停止了工业化的步伐，首先是因为受“日元集团”的影响，其次是被1937年日本的侵略打断了。这时，世界正在为一个新的全面战争紧急动员，上世纪的贸易扩大的辉煌再也看不到了。封闭的经济、自给自足和国内的发展——不是贸易的促进——已经成为在这个分裂的世界生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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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在二战以后也没有彻底改变。当战后的复兴最终来临的时候，再度面临和平时期遗留的没有解决的殖民地问题。面对全球冷战的事实，全球自由贸易的视线，已经集中到由官方授意创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上来。经济独立的苏联帝国在东欧和中欧快速扩大势力，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使得中国经济比东亚经济被瓜分前更封闭。中国像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一样，把自己孤立起来。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追随日本的脚步，成为日本的贸易伙伴。欧盟，作为西欧复兴的工具，形成了一个保护主义者的集团。欧盟经济安排反映出它的主要目的：确保法德对立的永久性结束，而不是推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当欧洲的海外帝国强行进入一系列新的国家时，大多数人赞成闭关，国家控制、驱动经济，建立工业基地、利用外交杠杆结盟，反对超级大国的援助和投资。但是在这个复兴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美国霸权的规模。二战不仅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国，也使它更加强大。全球冷战使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些都是美国在世纪末进入“全球化”世界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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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为了使观点明确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在20世纪最后15年的经济统治代表着在全球经济混乱的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刻。它在世界现代史中像是一场地震。它需要结合地缘政治变革来理解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中国决定发展市场经济，以及在通信和交通方面发生的技术革命。中国和前苏联集团转向市场经济带来了生产力的猛烈扩大和巨大的新市场。这和更经济的航空业和运载货物的“集装箱革命”以及最重要的因特网技术应用的增长相一致。在全球范围内，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西方国家之间金融服务和资本流动有更大的自由——比限制贸易增长和经济活动急剧集中的一战前期更艰难。在欧美与欧亚大部分地区之间，财富和经济行为的“大分流”已经让位给了“大合流”“大集中”，如果继续下去，在下一个50年中将恢复类似500年前相对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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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全球化”虽然其进程与以往的相似，但形成的条件差异是很大的。在本书所叙述的许多时期中，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联系已经很少能阻碍（而且是相当多地去鼓励）帝国的建立。尽管每个国家和文化都具有独特的价值观、社会态度、政治机构和意识形态，但经济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大，而文化差异却越来越小。这个漫长的时代正在结束：本国的文化和民族国家不能抵抗在信息、人力和贸易上的全球化、自由化的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将看到自由运动的道路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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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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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的阴影也许才是重点。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伟大转型期的边缘——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变的边缘——至少像18世纪晚期的欧亚改革一样意义深远。如果是这样，毋庸置疑，它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影响将会非常大。欧亚历史表明，新的战争和政府运行的方式、新的生产技术、新的文化实践和新的宗教信仰，从旧世界（欧洲大陆）的一个末端扩散到别的地方（从每一个方向），它们形成一个对现代化或者什么是“现代”的共同看法。以前的贸易和征服模式、犹太人的离散和移民的模式，已经把遥远的地区联系到了一起，形成各民族特别复杂的文化和政治。各民族的努力不是将世界均质化，而是保持世界的多样性。对比一下，全球经济的吸引力迄今还不稳定，而且能隐约感觉到，为加强合作行为和文化融合，人们期待自由贸易的理论。我们今天说的全球化也许应该被公正地视为一些是默契、一些是正式协议中引发的，这些协议是由当代世界四大经济“帝国”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签订的。对于它们，以及所有其他国家和社会，这个挑战会调和它们国内被自由竞争打乱的秩序。这种张力会很大；结果却是不能肯定的。如果我们可以从过去总结出持续性的东西，那就是欧亚反对统一的体系、单极统治或者是单一的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活在帖木儿的阴影之中，或者也许更确切地说是活在他失败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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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问题的讨论可参见J.Diamond，Guns，Germs and Steel (Lond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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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形帝国”的提法是加拉格尔（J.Gallagher）和鲁宾逊（R.Robinson）在其著名论文《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中首次使用，参见‘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6，1 (1953)，p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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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特权阶层的角色参见奥尔森著作。M.Olson，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Economic Growth，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New Have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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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Kipling，‘Recessional’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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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B.Ersanli，‘ The Emir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Kemalist Era’，in F.Adanir and S.Faroqhi (eds.)，The Ottomans and the Balkans：A Discussion of Historiography (Leiden，2002)，pp.11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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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S.Deringil，The Well-Protected Domains：Ideology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the Ottoman Empire，1876–1909 (Londo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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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A.Bayly，Origins of Nationality in South Asia：Patriotism and Ethical Government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New Delhi，1998)，ch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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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费林（D.O.Flynn）和吉拉尔德斯（A.Giraldez），参见其论文‘Path Dependence，Time Lags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8 (2004)，pp.8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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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坚持全球化起源于19世纪观点的是奥罗克（K.H.O’Rourke）和威廉森（J.G.Williamson），参见其论文‘Once More：When Did Globalisation Begin?’，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8 (2004)，pp.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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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见‘Growth and Development Trends 1960–2005’，in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06，p.5，consulted at http://www.Un.Org/esa/policy/wess/wess 2006 files/chap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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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K.Sugihara (ed.)，Japan，China，and the Growth of the Asian International Economy，1850–1949 (Oxford，2005)，‘Introduction’，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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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R.Findlay K.H.O’Rourke，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1500–2000，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Boston，2001)，t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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