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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的真正性质是不难找到的。在早期社会中，要把自己和平民分离开来去追逐宗派利益的上等人，是一些大地主。最初的贵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大地产的所有主最终结合成为贵族阶级，于是氏族在根本上成了贵族的组织……氏族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维护名门和豪富的世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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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萎缩”必定会使新的殖民城邦采取不同于在血族基础上长成的部族王的制度。按脱因比的说法，新制度的原则，要“以契约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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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们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这时……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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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以契约为基础”，我们不免想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脱因比之所以采用“以契约为基础”这种说法，显然也是有卢梭存在心中的。然而我们决不可以把古史现代化。希腊殖民城邦政体虽势必不能不以契约为基础，初期，他们还不能不采用他们所熟悉的王政形式，从王政向前演变，第一步只走到贵族的“权门政治”，达到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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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初期殖民城邦的王政及其贵族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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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开始时似乎都有国王。这是因为他们在新地方建立新国家所能效法的楷模，还只能是他们所熟习的旧制度。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些城邦开始时希腊人还居少数，要等到本土移民逐渐增加上来，和当地人民逐步同化的时候，这些城邦才彻底“希腊化”了。所以，伊奥利亚诸殖民城邦、国王或是雅典王科德洛斯后裔，或是吕西亚（Lycia）的格兰西都（Glancidae）世系，后者也许是在希腊人成分最弱的地方取得了政治权力的。有许多城邦，因为没有旧王室的世裔，城邦的创立者的世裔成了世袭的王室，埃弗塞斯（Ephesus）和厄立特利亚（Erythrae）即其实例。但是一旦这些城邦希腊化了，王政就有名无实，实际上成了贵族阶级的阶级统治了。这一点，反映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此书卷六，奥德赛飘流到斯客里亚（Scheria）岛，此岛由瑙西都斯带领一批被圆目巨人（Cecrops）侵扰的人民跨海移入，筑城聚居，建立了腓阿刻斯（Phaeakes）国家。瑙西都斯是该国的第一个国王，奥德赛到达时，已由他的儿子阿尔刻瑙斯继位了。但是“那里有一个由十二个贵人组成的议事会，做瑙西都斯的儿子阿尔刻瑙斯王的顾问。那里有一个大会集会的公共场所，腓阿刻斯的人民集合于此，但不是来投票，而是来看远方来客奥德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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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家的贵族是些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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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政下面，区别于人数更多的非希腊本地人的全体希腊人，构成贵族阶级。根据6世纪米利都的历史，可以推测他们之间的区别。在王政倾覆之后很久还继续存在，本地人的彻底希腊化并没有能够消除这种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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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自然增殖和西面希腊人的连续移入，使得希腊人贵族很快变成城邦居民中的多数的时候，他们内部又出现了新的差别。有一些小小的集群获得了权力和特殊地位，并把它掌握在手中来对抗其余的希腊人。伊奥利亚诸城邦的最初历史，记载着那里的希腊人阶级早已分化为拥有土地的一批寡头，和无特权而又心怀不平的潜在的民主主义者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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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这样的新国家中，王权是毫无基础的，国王原来就没有任何神授的权威，他不过是贵族阶级中显要的一员，用不到什么革命和政变，王权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掉。我们中国人熟悉我们几千年的皇朝政治，我们从西方近代史中也知道，盛行于中世纪欧洲的王权要经过怎样的暴力革命和社会震荡才最后消灭掉。当我们初读希腊史的时候，对于他们远古的王权怎么会“和平”消失感到很不容易理解。这种和平消失的过程，放在海外城邦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就不是什么怪事——希腊本土诸邦王权的和平消失，原来是起源于小亚细亚殖民城邦的一种时代风尚。小亚细亚是当时希腊世界最先进最文明的地方，处在逐渐“现代化”过程中的希腊本土诸邦要追随这种风尚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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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贵族世裔的门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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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新国家中，政权掌握在组成为政治上的阶级的贵族手中。这种贵族政治不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说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只不过因为选任执政人员的种种限制，使当权者是贵族阶级的那种贵族政治，这是希腊人称为权门政治（Dynasteia）的那种寡头政体。一批贵族门阀世世代代处在当权地位，最高政权机构是元老院或议事会，元老院或议事会成员是终身职，补缺选任并不通过什么公民大会或自由民大会选举，而是根据元老院或议事会自己的决议，从贵族门阀中挑选任命的。自由民大会或者只召集来听传达，无权议事，或者名存实亡，久不召开。一切政务都由这个元老院或议事会决定，这是一种真正贵族阶级的贵族专政。阿德科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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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据以建立起来的宪法结构是贵族政治。当生活安定下来的时候，个人领导权让位给一个阶级的稳定的影响力量，在海外，这个阶级有时候是亲手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的最初移民。……当王权日益缩小最后消灭的时候，古老的自由人大会也消失不见或不起什么作用了。国家是能够自由自在为之服务的人的财产。政府的主要机构是议事会，它或者是贵族的一个核心集团，或者是整个特权公民。取代了君主政体这个集团的团结一致予人以强烈的印象。凡是抱负非常，因而不愿屈从这种城邦生活体制的秩序的人，可以离开本城去建立新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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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并不是闲住在狭小的生活圈子中的，他们要在议事厅内学会成为议事会内的同僚。执政官们通常是他们的下属，因为议事会成员一般是终身职务；而议事会的稳定的影响力量则控制着国家，同时，在一个依靠世代相传以智慧为生的时代中，经验是聚集在其中的各个侪辈身上的。在早期希腊史上杰出的人物并不多见，并不是因为历史记载的缺乏，而是因为，只要没有新的力量来扰乱它，城邦不要那些适合于它的有秩序生活体制的大人物也是过得去的，国家高于它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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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宪法就是统治阶级”，国家是围在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这就是贵族政治的遗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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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因在论及王权之递嬗为贵族政治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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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雄时代的王权，部分地依靠神所赋予的特权，部分地依靠拥有出类拔萃的体力勇敢和智慧。逐渐把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印象开始淡薄，当一系列的世袭国王中产生了柔弱无能的人，王家的权力就开始削弱，并且终于让位于贵族统治。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应用革命的术语，则我们可以说，王位是被荷马一再提到的和加以描写的领袖议会所篡夺了。无论如何，在欧洲各地，这时已从国王统治时代转变到一个寡头政治时代，即使在名义上君主职能还没有绝对消失，然而王权已经缩小到只剩下一个暗影。它成为只是一个世袭将军，像在拉凯戴孟，只是一个官吏，（as King Archon at Athens）；或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祭司（as Rex Sacrificulus at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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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希腊，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统治阶级似乎一般都是包括由一种假定的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许多家族，他们虽然在开始时似乎都主张有一种神圣的性质，但他们的力量在实际上并不在于他们所标榜的神圣性。除非他们过早地被平民所推翻，他们都会走向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种贵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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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远一些的亚洲国家，社会所遭遇的变革，在时间上，当然要比意大利和希腊所发生的这些革命早得多；这些革命在文化上的相对地位，则似乎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在一般性质上，它们也似乎是极端相似的。有些证据证明，后来结合在波斯王朝统治下的各个民族，以及散居在印度半岛上的各个民族，都有其英雄时代和贵族政治地位；但是在他们那里，分别产生了军事的寡头政治和宗教的寡头政治，而国王的地位则一般没有被取而代之。同西方的事物发展过程相反，在东方，宗教因素有胜过军事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倾向。在国王和僧侣阶级之间，军事的和民事的贵族政治消失了、灭绝了，或者微不足道；我们所看到的最后结果，是一个君主享有大权，但是受到了祭司阶级的特权的拘束。在东方，贵族政治成为宗教的；而在西方，贵族政治成为民事的，或政治的，虽然有着这些区别，在一个英雄国王历史时代的后面跟着来了一个贵族政治的历史时代，这样一个命题是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纵然并不对于全人类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对于印度—欧罗巴（Indo-European）系各国是一概可以适用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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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因所看到的是，希腊、罗马、吠陀时代的印度、埃及、巴比伦，以及日耳曼征服以后的欧洲。真的，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对于西方史家来说，是最现成的根据，甚至日本也部分适用。就是对于中国完全不适用——不，对于春秋战国时代还是适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真是中国史定型的关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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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所谓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并不是杰出的一两个贵族的“人治”，它是合议制的，它会发展出一套贵族这个阶级内部的民主惯例，从而必须逐步建立起一套规章制度，这就是法律和法典的渊源，总之，这是“法治”。而且，既然“国家高于它的统治者”，必然就会体现为作为阶级意志的法律高于个人的意志，法律不可能像“前王所定者为法，后王所定者为令”一样，只体现个别统治者的意志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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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王又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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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形式上的王政还继续存在的时候，王不过是贵族阶级中比较显要的一员，他没有实权，更没有特权，他的唯一代替不了的职务是主持祭祀大典，就是这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地位也没有维持多久。在海外城邦，库梅的王政至少继续到公元前8世纪之末。其他地方，王政都消失于此时之前。王政消失以后，王（巴西琉斯）的名义往往还保存着，它属于一个王室后裔，然而一切特殊地位全部取消，成了普通贵族中的一员。在米利都发现的，属于公元前6世纪的一个铭文，记载某次祭典，说道“王参加了这次奉献牺牲的祭典，但是他没有比歌队中的其他人员分到更多的‘胙肉’”。这种情形，以后也见于希腊本土的雅典。公元前8世纪后，希腊的执政官九人团中，次于首席执政官是巴西琉斯（王），他的职务是祭仪执政官，他担任祭司和处理宗教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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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贵族政治和我国春秋诸国的“世卿政治”比较一下，也是饶有兴趣的。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当然是贵族政治，但不是组成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用“法治”来行使的政治统治，它是几个贵族世裔，或贵族中杰出人物的“人治”，同时，“世卿政治”下，国君仍然保持着至尊的地位，至少理论上他可以随时亲掌政权。这种“世卿政治”，在中国史上是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然后通过激烈的兼并和法家的政治改革成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皇朝而最终结束了的。希腊的贵族政治性质与此不同，历史上说，它是王政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阶段。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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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官制与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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