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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荷格斯：《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第II卷第20章（Hellenic Settlement in Asia Minor，by D. G. garth，ch. XX，vol. II，c.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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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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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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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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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oynbee，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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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格尔顿乃尔：《早期雅典》，第III卷第23章（Early Athens，by Gardener，ch. 23，vol. III c.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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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oynbee，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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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荷格斯：《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第II卷第20章（Hellenic Settlement in Asia Minor，by D. G. Hogarth，ch. 20，vol. II，c.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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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希腊城邦的兴起》（The Growth of Greek City-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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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梅因：《古代法》中译本，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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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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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政治学》，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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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政治学》，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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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现在的希腊字母表创造于公元前8世纪。拉丁字母表是当时尚未统一的一种希腊字母表略加变化而成。俄文字母表也是以希腊字母表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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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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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第四章 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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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腊本土政治演变的多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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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指出，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直到公元前8世纪为止，希腊本土是处在“黑暗时代”之中。这个时期本土各邦的历史演变，有不少史料流传下来，其中例如雅典，因为是后来希腊文明的中心，古代希腊的作家对它远古的历史就作过不少研究，晚近还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残篇。但是，所有流传下来的史料，都分属各邦，综合的史料是没有的。尤其是要探讨希腊本土诸邦历史演变受到了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怎样的影响，影响的具体过程又如何，材料特别缺乏，多年只能根据相关的史实作一些推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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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影响是有的，而且有理由推定影响是深刻的。在通观公元前8世纪以后到古典时代希腊各邦历史演变的过程之后，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影响：（一）首先见于本土的海上交通特别便利的科林斯地峡上的科林斯、麦加拉（Megara）、西息温（Sicyon）；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Chalcis）、爱勒特里亚（Eretria）和萨洛尼克湾中小岛埃吉纳。它们是本土的典型的工商业城邦，它们的领土很小，其中最大的科林斯的领土不见得比小亚细亚那些“分裂繁殖”的殖民城邦大多少，其他都不过是一个城市及其附郭的规模。（二）除这些最早受到影响也变得最快的城邦以外，还有第二类国家，原是一片农业地区，有不相统属的小巴西琉斯各据城堡，分立割据，在黑暗时代中统一起来了，王政消失了，成立了单个城市为中心的大城邦，或者成为若干自治城市所组成的联盟。这种类型的演变方式在希腊本土发生得最多，早期的雅典、彼奥提亚、洛克里斯（Locris）、福西斯（Phocis）、伊利斯（Elis），后期（这里所谓后期，时间下限一直可以推到公元前3世纪，甚至还要晚些，那已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以后了）的阿尔卡迪亚（Arcadia）、亚该亚（Achoea）、埃托利亚（Aetolia）都属于这一类。（三）斯巴达和特萨利亚属于另一个类型，那里一直存在着农奴阶级，“边区居民”和贵族阶级或特权公民之间的严峻界限和深刻矛盾，而且这两个国家又都是领土广阔，严格说来，它们都是领土国家。然而它们的政制在某些方面还是城邦化了的，不过它们的经济条件和历史传统使它们不可能彻底“城邦化”，而各各保持了自己的特殊面貌。（四）还有介于二三两种类型之间的国家，至少可以举出一个阿尔哥斯。它的演变过程后面也要约略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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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本土无论如何狭小，总是具有内陆纵深的地区，它的天然条件绝不可以和“缀在蛮邦原野这片织锦”上的“花边”——海外殖民城邦相比。本土诸国的城邦化多半同时又是某种程度的集团化，这是不可避免的。通观希腊史，我们就会感觉到，多中心的希腊幸亏有这种集团化，才得以打退波斯人的侵犯；否则的话，成串的富裕的滨海工商业城市，等不到罗马的征服，就会听令东方大帝国的波斯任意宰割而毫无抵抗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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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本土政制演变的一个环节，即王政的消失，公元前8世纪前后几乎都已完成。亚里士多德解释此种变革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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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体）所以适于古代，由于那时贤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另一理由是古代诸王都曾对人民积有功德，同时少数具有才德的人也未必对世人全无恩泽，但功德特大的一人首先受到拥戴。随后，有同样才德的人增多了，他们不甘心受制于一人，要求共同参加治理，这样就产生了立宪政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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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上面这段话是政治学，也是史论，它确实美化了王制，也美化了希腊人的自由精神，虽然据说他收集过一百多个希腊城邦政制史作过研究，我还宁愿从脱因比之说：立宪政体，“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渊源于小亚细亚传布到希腊本土。唯有在这种先例影响之下，贵族阶级起来消灭王政成为时代风尚，这种和平过渡才得以实现。一个著名的传统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脱因比的看法。历史时代希腊诸邦保存王制的仅有的例子是斯巴达，但是斯巴达的王的权利，在所谓来库古（Lycurgus）立法和监察委员会取得巨大权力以后，削弱到仅仅保持出征时统帅军队的程度，其时在公元前7世纪。普鲁塔克（Plutarch）说，当时斯巴达两王之一、色奥庞波（Theopompus）的王后，谴责他所能留给后代的王权少于他从前王留传下来的权力，色奥庞波王回答说：“不对，我留下来的比从前更多，因为从此王权可以保持得更为久远。”(2)色奥庞波这样回答，显然因为他看到时代潮流不允许古代的王制继续存在下去。不过小亚细亚殖民城邦风尚影响本土的具体过程，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也许已经漫不可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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