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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则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基本条件的东西在中国并不缺乏，而资本主义却发展不起来呢？这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和私有权的传统。私有权是有的，但是不完全的，它没有足以抵抗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物质的力量。所以，中国历代不少商人发过财，但对汉武帝的“告算缗”，桑弘羊的均输，或明清的禁矿，从来没有反抗过，连反抗的思想反映都没有有过。有的，不过是顾炎武的“寓封建于郡县”的学说，这比起洛克的赤裸裸地代表伦敦商人反对君主侵犯商业利益，相差又何其远也？绝对君权的专制主义下面，可以有资产阶级，但不可以有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只有在专制主义管不到的租界里才“萌芽”得出来，这岂不是历史的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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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不是没有这种例子，拜占庭就是一个，见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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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之，西周奠基的礼，经过儒、墨、法、术各家的深化，形成了绝对君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汉以后僵硬化了，于是从上面对中国经济强加一个桎梏，使中国两千年陷入循环停滞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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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中进步是有的，很不显著：例如，北魏有露田、授田，唐有均田，与此相应的有租庸调的赋役制，这是不完全的土地国有和徭役实物租赋。宋以后，土地私有愈来愈完全，到清初还想像金的猛安谋克户那样圈地，不久只好放弃。而明的一条鞭到清的摊丁入地，也使人口税这种税制最终消灭，转入货币赋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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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宋明两代的城市经济，比汉唐发达得多。清初，城市经济发展得更快，江南已经相当商品经济化了。可以设想，如果把江南这一块独立出来，鸦片战争以后，一定很快地“维新”，和日本一样。只是这个专制大帝国把它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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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这一套僵硬化的东西，到宋明为止，还维持了当时世界上十分先进的繁荣水平。比较起来，罗马灭亡后西欧大大落后倒退了一步，而中国没有，也许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适合”的。西方不是没有同样的例子，拜占庭就维持了罗马时代的繁荣不使倒退几乎一千年。直到清朝乾嘉时代，西欧的大陆—农业国家的思想家的魁奈，还把中国作为典范形成了他的重农主义。可是这套东西，到头来不适合17—19世纪的世界的突飞猛进。唯其存在久，功绩大，所以丢掉也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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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说说，中国有些史家喜欢用马克思的村社自给经济来解释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困难。据我看，一切证据都足以证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明末）就超出了同时代，例如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农村的交换经济水平了。至于自由劳动力，中国从来不缺乏的。停滞的原因，决不能从这里去找。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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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至于宗法制度之所以残留很久，在说明了以上各问题以后，其解释变得十分容易：它在意识形态上符合中央集权绝对君权的体系；它在物质生活下和小农经济这种生产关系并不矛盾。只要个人主义被排斥，这种制度的残余总是会残留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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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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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评Owen Lattimore(1)：《中国的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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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老文化的西方化——中国历史的最近将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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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最近将来的内容，将不限于苏联共产主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地理发展的斗争，事实上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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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n Lattimore：《中国的边疆》，p. 6，1944，正中，赵敏求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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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口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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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人口，自1910年的1500万人，激增至日本侵占东三省之1931年的3000万人，移民最盛的时候是在1927、1928、1929年三年，每年到东三省去的人约遣一百万名。除去季节移民（收获的工人及其他）外，每年留民者逾60万人。……他们是近代铁路所促成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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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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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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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国历史的根源只有两个地区：一个是黄河流域中部的主要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中部的次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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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各种势力的总和决定了发展的方向以后，汉族的地理分布就显得不均衡。他们对南方的发展颇为积极。古代的中国南部，在长江流域的中部，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的下游，变成了中国的中部，当地的原始居民一部分一部分地被同化而形成中国南部的一部。（然而），面向北方的发展，那么不但不均衡，而且不固定地时断时续，时进时退。长城线就成为这种变动的表现，分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就可以说明中国历史的形态，及造成这种形态的历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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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p.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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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ulic Society—Ancient Chin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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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社会”——古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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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典型的中华民族……在黄河河湾地带的黄土地区获得其第一个重要的进步……（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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