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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中国地区内，最好的耕地是灌溉的耕地。建立并维持灌溉制度所必需的水利工作，即使是富有的地主，想完全由私人经营也是不可能的，国家经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影响这种国家活动的能力，比土地所有权更进一步地成为政治势力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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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保有大量存粮，因为田赋的一部分是征收实物的。这种存粮需要有一个社会中心，一个便于保卫的中心——城池。这就造成了地方区域，每一区域要有一个城和足够的土地，使它成为本地贸易和行政的单位。每一个区域存粮的一部分又集中在几个重要地区的仓库里，由政府支配，供给在各省代表中央政权的驻军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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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精耕须要专注的劳力。地主们也许有很大的田地，佃农或雇农的耕作单位却很小。为要使地租增加而工资减少，社会制度要求多量的人口，这个要求因家庭及社会赞助迅速增加生殖而能满足，这一点又由于中国机器事业之不发达，这些私人权益建筑在人力上的阶级自然反对人力以外的力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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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的权益建筑在农业上，他们同时也反对矿业、工业手工业除外及其他一切足以威胁这个掌握灌溉土地及人力的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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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冀朝鼎……说明，一个朝代统治中国，必须统治北方的一个政治及军事首都，监视不能同化的边疆，和一个可以供给首都的有丰富农产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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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盐、铁、茶、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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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的主要工具是密集发展的耕地；而矿冶则是远离这个工具躲在山里面的活动……采矿执照只是一种财源……金属的缺乏被认为是正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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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中国历史事件的过程……每多重复……一般的进化都受阻碍，朝代的兴亡也只是时代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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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有利地区集中人工，组织起来作大规模水利工作和农耕，利润（？）（Return？）乃因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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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这些活动，生产达到高峰，一切平稳，统治者也集中力量于维持这种秩序，取缔一切另作别图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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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利润渐减，因为这种社会制度着重于大家庭，而经济制度却阻止一切可以雇用多余人工的新活动……由此造成农村萧条和崩溃，少数有知识有资产的统治阶级，及多数无知识的依赖劳力为生而在劳力过剩时就没有工作、不能生活者之间的矛盾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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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农民暴动，推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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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时势和民众都需要战胜者设立一个新朝代……在随这种叛变和战争以俱来的饥馑及人口减退之后，新朝代依据新的利益，开始一个新的循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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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p.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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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雨泽的粗耕，事实上在草原的中间地带实施……是可能的。雨泽不平均，但是丰年的收成可以够备荒年之用，特别是，如果能实施混合农业，有足够的牲畜以改变其经济方式并减轻危险。但是对于中国的新社会来说，这却是不可能的。中国社会偏重于灌溉，人口不集中就不能发展——人口集中可以供给大量的劳力需要，作必要的重要事业，运河也须以整个社会的共同资源去开凿并保管……由此，就要有纯粹依据季节的简单而专门化的活动。在这种季节之间，可以招集空闲的劳力，从事于运河网的维持、清理、挖深和扩充。潜在的空闲劳力愈多，维持和新兴事业的价格愈便宜，就连耕牛也不能大量利用作为辅助经济，使之大量供给牛乳和牛肉，因为牧牛所需的人工，会有从必需的劳力积藏中抽出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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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这个社会的政治统治就有它自己的进化路线。它的复杂形式的发展须要鼓励劳力的积藏。因为这个原因，它终于建立了一个广大的佃农及无土地农民的阶级，他们的经济需要造成了顺服而且低贱的劳工。这只是说政治传统自始就敌视根本精耕农业经济的任何改变，并认（为）任何本身利益使它们从事于粗耕、繁殖牲畜，使它们各自独立，取消空闲的时间，尽量从事于各种活动的过渡社会为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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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p.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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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大夫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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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三省旅行使我第一次感觉到地主和官僚的相同点和文字为官僚工具的重要，后来在编辑《太平洋季刊》时，我又对这个问题多知道一些。不知道中国文字的人不能了解中国士人和农民的隔膜。一个人必须以许多年的时间和金钱，才能取得行政及统治必需的文字学识。因此，在中国想做一个“自己造成的人物”比在西方列国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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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 31，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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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中国人有两种——一种职责略高于牲畜的农民和一种养着因为不服劳役而长成的长指甲的文人。文化成为一种最腐败（尤以贪污舞弊为盛）同时又最雍容多礼、知识高深的特殊阶级的专利品。农民也有他们的传统。因为他们的世界虽不广，但是千百年相传的高深农业技术和群力的合作也在他们中间形成传统的社会特性。他们能把理论付诸实行，在没有特殊领袖的情况下合作，并在上面没有压力时可以很迅速地爬上较高的组织，利用各种资源。（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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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统治蒙古——财富对移动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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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循环的最后一次是清朝，从1644—1911年。满族充分利用蒙古势力攻击汉族，保卫东三省到中国大道的防线的侧翼。那是东蒙古民族，散居在现在的热河和东三省西部的部落。在中国掠到的财物使满族能够津贴这些部落，把满族的势力伸到草原上去……其结果就是从现在东三省西部平原，经热河、察哈尔、绥远直到宁夏沙漠的一个势力范围，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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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年内，满族以极少的战争代价，干涉居住于现外蒙大部的喀尔喀或北蒙古，与位于今日的外蒙阿尔泰区、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和青海东北的柴达木盆地的厄鲁特或西蒙古二者的战争（西蒙古部落后来又移植于今日宁夏的阿拉善旗及额济纳旗。在地理上是内蒙古的向西延长，就部族论则为西蒙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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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差不多所有的蒙古民族都成了满清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统治移动性的顶点是18世纪……（其重要结果是），一个固定社会的游牧附庸必须减少其游牧的移动循环，代之以比较严格的土地制度。统治者不但必须要知道每一个部落可以出多少兵，并且也要知道在哪儿征集。他必须要掌握牧场及移动性的支配权，以阻止其各个附庸间的部落战争。……它指定土地权，因为它具有统治各部落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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