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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中国历史事件的过程……每多重复……一般的进化都受阻碍,朝代的兴亡也只是时代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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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有利地区集中人工,组织起来作大规模水利工作和农耕,利润(?)(Return?)乃因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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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这些活动,生产达到高峰,一切平稳,统治者也集中力量于维持这种秩序,取缔一切另作别图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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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利润渐减,因为这种社会制度着重于大家庭,而经济制度却阻止一切可以雇用多余人工的新活动……由此造成农村萧条和崩溃,少数有知识有资产的统治阶级,及多数无知识的依赖劳力为生而在劳力过剩时就没有工作、不能生活者之间的矛盾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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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农民暴动,推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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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时势和民众都需要战胜者设立一个新朝代……在随这种叛变和战争以俱来的饥馑及人口减退之后,新朝代依据新的利益,开始一个新的循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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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p.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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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雨泽的粗耕,事实上在草原的中间地带实施……是可能的。雨泽不平均,但是丰年的收成可以够备荒年之用,特别是,如果能实施混合农业,有足够的牲畜以改变其经济方式并减轻危险。但是对于中国的新社会来说,这却是不可能的。中国社会偏重于灌溉,人口不集中就不能发展——人口集中可以供给大量的劳力需要,作必要的重要事业,运河也须以整个社会的共同资源去开凿并保管……由此,就要有纯粹依据季节的简单而专门化的活动。在这种季节之间,可以招集空闲的劳力,从事于运河网的维持、清理、挖深和扩充。潜在的空闲劳力愈多,维持和新兴事业的价格愈便宜,就连耕牛也不能大量利用作为辅助经济,使之大量供给牛乳和牛肉,因为牧牛所需的人工,会有从必需的劳力积藏中抽出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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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这个社会的政治统治就有它自己的进化路线。它的复杂形式的发展须要鼓励劳力的积藏。因为这个原因,它终于建立了一个广大的佃农及无土地农民的阶级,他们的经济需要造成了顺服而且低贱的劳工。这只是说政治传统自始就敌视根本精耕农业经济的任何改变,并认(为)任何本身利益使它们从事于粗耕、繁殖牲畜,使它们各自独立,取消空闲的时间,尽量从事于各种活动的过渡社会为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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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p.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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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大夫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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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三省旅行使我第一次感觉到地主和官僚的相同点和文字为官僚工具的重要,后来在编辑《太平洋季刊》时,我又对这个问题多知道一些。不知道中国文字的人不能了解中国士人和农民的隔膜。一个人必须以许多年的时间和金钱,才能取得行政及统治必需的文字学识。因此,在中国想做一个“自己造成的人物”比在西方列国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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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 31,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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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中国人有两种——一种职责略高于牲畜的农民和一种养着因为不服劳役而长成的长指甲的文人。文化成为一种最腐败(尤以贪污舞弊为盛)同时又最雍容多礼、知识高深的特殊阶级的专利品。农民也有他们的传统。因为他们的世界虽不广,但是千百年相传的高深农业技术和群力的合作也在他们中间形成传统的社会特性。他们能把理论付诸实行,在没有特殊领袖的情况下合作,并在上面没有压力时可以很迅速地爬上较高的组织,利用各种资源。(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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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统治蒙古——财富对移动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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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循环的最后一次是清朝,从1644—1911年。满族充分利用蒙古势力攻击汉族,保卫东三省到中国大道的防线的侧翼。那是东蒙古民族,散居在现在的热河和东三省西部的部落。在中国掠到的财物使满族能够津贴这些部落,把满族的势力伸到草原上去……其结果就是从现在东三省西部平原,经热河、察哈尔、绥远直到宁夏沙漠的一个势力范围,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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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年内,满族以极少的战争代价,干涉居住于现外蒙大部的喀尔喀或北蒙古,与位于今日的外蒙阿尔泰区、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和青海东北的柴达木盆地的厄鲁特或西蒙古二者的战争(西蒙古部落后来又移植于今日宁夏的阿拉善旗及额济纳旗。在地理上是内蒙古的向西延长,就部族论则为西蒙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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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差不多所有的蒙古民族都成了满清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统治移动性的顶点是18世纪……(其重要结果是),一个固定社会的游牧附庸必须减少其游牧的移动循环,代之以比较严格的土地制度。统治者不但必须要知道每一个部落可以出多少兵,并且也要知道在哪儿征集。他必须要掌握牧场及移动性的支配权,以阻止其各个附庸间的部落战争。……它指定土地权,因为它具有统治各部落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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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附庸制度阻止了团结……只保存了土地单位的分裂,自动地分割部落组织……统治者不让争执的双方有任何一边战胜而吞并那一方的势力,他只把土地分割使双方都成一样的王公。此外还有两个条件保证了财富对移动性的优势。中国商人很容易地控制了蒙古的对内和对外贸易,蒙古王公也很自然地参加他们的贸易,分配利润,他们以严格其部属在移动中的职务的方法,阻止蒙古商人阶级的兴起……他们只保证商人的生命、财产、信用放款、收账的安全,并且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对一切交易征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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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p.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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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与夷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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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黄土地区居民有两部分:其初是集中于汾河河谷并发展到河南的夏,其后是和陕西三大河流——上游直达甘肃的渭、泾和洛有关的周。平原居民也有两部分:住在河南北部和河北的商,在山东、豫东、苏北和东三省南部与高丽的夷。如此,商掌握着黄河下游平原的北部,夷则自这个平原的南部伸展到淮河流域,并且以短而且易的海程,和东三省南部及高丽沿海保持原始的交通。商和夷不但土地相接,而且还同时。但在黄土地区中,夏和周之间还空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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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这些民族的交替兴起形成了中国。它的程序是:在夏统治下,夏和夷从事斗争的第一黄土高原时期;商统治下的平原时期,他们利用夷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以加强其自己的力量;周统治下的第二黄土高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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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p. 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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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欧洲的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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