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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中国人有两种——一种职责略高于牲畜的农民和一种养着因为不服劳役而长成的长指甲的文人。文化成为一种最腐败（尤以贪污舞弊为盛）同时又最雍容多礼、知识高深的特殊阶级的专利品。农民也有他们的传统。因为他们的世界虽不广，但是千百年相传的高深农业技术和群力的合作也在他们中间形成传统的社会特性。他们能把理论付诸实行，在没有特殊领袖的情况下合作，并在上面没有压力时可以很迅速地爬上较高的组织，利用各种资源。（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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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统治蒙古——财富对移动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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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循环的最后一次是清朝，从1644—1911年。满族充分利用蒙古势力攻击汉族，保卫东三省到中国大道的防线的侧翼。那是东蒙古民族，散居在现在的热河和东三省西部的部落。在中国掠到的财物使满族能够津贴这些部落，把满族的势力伸到草原上去……其结果就是从现在东三省西部平原，经热河、察哈尔、绥远直到宁夏沙漠的一个势力范围，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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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年内，满族以极少的战争代价，干涉居住于现外蒙大部的喀尔喀或北蒙古，与位于今日的外蒙阿尔泰区、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和青海东北的柴达木盆地的厄鲁特或西蒙古二者的战争（西蒙古部落后来又移植于今日宁夏的阿拉善旗及额济纳旗。在地理上是内蒙古的向西延长，就部族论则为西蒙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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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差不多所有的蒙古民族都成了满清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统治移动性的顶点是18世纪……（其重要结果是），一个固定社会的游牧附庸必须减少其游牧的移动循环，代之以比较严格的土地制度。统治者不但必须要知道每一个部落可以出多少兵，并且也要知道在哪儿征集。他必须要掌握牧场及移动性的支配权，以阻止其各个附庸间的部落战争。……它指定土地权，因为它具有统治各部落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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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附庸制度阻止了团结……只保存了土地单位的分裂，自动地分割部落组织……统治者不让争执的双方有任何一边战胜而吞并那一方的势力，他只把土地分割使双方都成一样的王公。此外还有两个条件保证了财富对移动性的优势。中国商人很容易地控制了蒙古的对内和对外贸易，蒙古王公也很自然地参加他们的贸易，分配利润，他们以严格其部属在移动中的职务的方法，阻止蒙古商人阶级的兴起……他们只保证商人的生命、财产、信用放款、收账的安全，并且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对一切交易征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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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p.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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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与夷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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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黄土地区居民有两部分：其初是集中于汾河河谷并发展到河南的夏，其后是和陕西三大河流——上游直达甘肃的渭、泾和洛有关的周。平原居民也有两部分：住在河南北部和河北的商，在山东、豫东、苏北和东三省南部与高丽的夷。如此，商掌握着黄河下游平原的北部，夷则自这个平原的南部伸展到淮河流域，并且以短而且易的海程，和东三省南部及高丽沿海保持原始的交通。商和夷不但土地相接，而且还同时。但在黄土地区中，夏和周之间还空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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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这些民族的交替兴起形成了中国。它的程序是：在夏统治下，夏和夷从事斗争的第一黄土高原时期；商统治下的平原时期，他们利用夷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以加强其自己的力量；周统治下的第二黄土高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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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p. 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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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欧洲的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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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周的社会一般认为是封建的。但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历史中一切封建制度一样，是不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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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欧洲的封建制度，建立在两种基础上面。一种源于退化的过程，一种则是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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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覆亡虽然引起了野蛮制度的黑暗时代，但是罗马文明并未完全毁灭。保存了一部分城市和商贸的组织机构，并非完全荒凉的土地，几种主要的农业，和一些残余的学术。当皇权衰弱的时候，一部分中心就被地方人物或当时极复杂的军队长官所攫取。其他的则成了日耳曼、凯尔特以及其他酋长的战利品，使他们因此在部落权力之外又取得新的权力，推动并促成从部落制度进步到封建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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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虽然封建，却散布于广大范围的不同环境、气候和时期中，农业并不普遍，城市生活也不在各地同等发展。畜牧和农业配合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依赖于劫掠的军事摊派的程度也有不同。因此，在欧洲的封建制度内，差异极多。结果是民族国家自封建制度中产生的时期先后，有很大的差别；而各个国家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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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国的封建制度发展于一个虽非完全相同却比较单一的地理环境中，其过去的社会也颇协调。它没有从较高而腐化的社会退化和从原始社会进化的过程相混合。因之，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史中，共同特征比欧洲显著，差异的特征都不大重要。结果是其发展的过程和历史变化是均衡的……（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指出进化和发展的主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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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贵族可以在很小的河谷中维持他的地位，只要这个河谷易于防卫，并且能够从事灌溉……但是大平原上事业的范围，自然会发展到没有一位封建贵族可以在他的领域四周划出一个固定而永久的疆界来。事业越大——特别是防洪工作——利益越大。……到了相当时期之后，因为它建立于公用事业的共同利益上，就取得了民族国家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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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是无可避免的。没有别的办法来维持一个国家机构来创制、实施并监督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包括多数地区，并使精耕农业建立在一个有利的共同阶段上。这种阶段的最高发展，和水上运输的进步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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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条件是：可以由水利工作收回足够利益的精耕，个人利益附属于公共利益，以动员人工作最初的开凿及其后的维持，使用大量人工以减少“能见”的资本，并且尽量减少不能见的资本负担，着重于每平方公里的最大可能的人口密度，以求在最短期间动员最大可能数目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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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条件的每一条都牵涉到一种不可能。这许多不可能又和条件本身一样，发生相互影响。坚持精耕就必须放弃粗耕及混合农业。贱价人工的需要造成强迫工役制度，阻止了需要资本投资的机器的发展。人口集中的需要，像精耕一样，就须放弃山地以及其他不能以沟渠或水井灌溉的土地，最大可能人口的需要造成早婚和孝道，为童工制度造成道德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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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建立在比真正封建制度所能组织的较大地区上的政治国家，以及最后由官僚统治，包括相似地区的帝国，这是中国社会达到其本身需要的进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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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中国封建制度……必须注重一种欧洲封建制度所没有的公共事业。封建贵族土地上的奴隶不能供应建立在灌溉上的经济制度的需要，并且，整个社会的劳工都要加以管制，维持公共事业——用水权必须加以分配，谷类必须积藏并发给工人，因之，即在封建制度下，对于官僚书吏作业，其需要也比欧洲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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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书吏、宦官、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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