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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一点，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历史根源。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是仰承皇上和总督鼻息、捐班、报效的皇商，从来不是据城市以抗神圣罗马皇帝的Tuscany（托斯卡纳）、Hansa（汉莎）的资产阶级，更不必说和教皇争论十字军讨伐方向，而且居然转移十字军讨伐方向的Venice（威尼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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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所要克服的不是散漫无力的封建诸侯。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王权可以成为他的同盟者，相反，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掀掉形成帝国的全套政治、军事、财政、田制等全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毒攻毒，就必须形成全套国家机器和经济制度，现代化才能迈开大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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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论战双方，无论自觉或不自觉，敢于抵抗“马克思那里套来的公式”的人，无例外是叛卖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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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可是，政治上正确的一方，就历史学方面来说，实实在在证明了他们对西方历史的枢要之点的无知，以致他们不得不硬把西方历史的一套公式生硬地套到中国头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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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Marx（马克思）有机会详细研究中国历史，他必定会引申他的Asia（亚洲）生产方式之说。而扼杀Asia生产方式讨论的Stalin（斯大林），实在是不学无术的人。为什么他看不见，使Asia方式等同于两汉社会形态，指出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沉重历史枷锁，所能达到的政治结论，和硬把中央集权和封建连在一起的这个勉强的公式，是同样强有力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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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有一个差异——中国的整套帝国机构及其意识形态，不同于彼得一世强化的军事封建中央集权（这称呼对俄国是适用的，而且这里，封建和中央集权并不矛盾），不同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中央政权中的藩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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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学术上的仔细探讨——政治要求的是动人心魄的动员口号。这些“繁琐哲学”是有害于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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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说中国是封建的，还有另一个似非而是的根据，即下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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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士大夫＝封建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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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理由多得很，其中一个还出自Marx（马克思）：中国只有普遍奴隶制，中国的大官僚要受廷杖，所以他们不是封建贵族。此外如梁启超的举中国学校科举制度（十年寒窗，一旦成名）为中国漫长皇朝时代的民主因素，孟德斯鸠的举西方君主制度为等级君主制之类。然而这都不过是皮相之谈。事实上中国的地主官僚士大夫作为一个阶级，其多变性比西欧强烈，其维持门阀毫无法律的保障而一任皇帝的喜怒，寒士成名也确实有，一旦成了举人，穷儒立即有人送土地给他（好像西方君主因为勋封臣下爵位，立即颁赐与他爵位相称的封土）等等，然而地主、官僚、士大夫确实成为一个排他性的阶级，他们和“比动物略高一等的农民”的界限异常明确。也许在官僚、士大夫之中，还要加上“名教”所排斥的吏在内，即水浒上的宋江这一类人物。廷杖并非普遍奴隶制的证明，正好像罗马被释奴隶的奴籍，不是划分阶级的依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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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这个官僚地主士大夫阶级，虽然其中的个别人在皇帝面前，生杀一任皇帝个人的好恶，毫无自己的举措，如英国的Megna Charta（大宪章），然而改朝换代之际，他们的向背，往往决定新朝的命运。所以，他们是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威力和地位，和封建制度下的封建贵族是十分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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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法权上的差别不是微小的差别。正是法权上的差别，决定了欧洲封建贵族的存在，虽然阻止资本主义的成长，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的成长。——Maine：古代法；英国Whig（辉格党）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以及Megna Charta（英国大宪章）起过的历史作用；French Revolution（法国大革命）中王权的倾覆，部分由于封建贵族中资产阶级化分子的转向第三等级方面，等等。至于中国，只在辛亥革命前夜的咨议局中，这个阶级才起过一点作用。此外，他们截然是反动的。——日本还出过一批藩士，中国只出了曾左李这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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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自由放任”在中国是有过的，那只在文景之世，即统一帝国已经形成，还找不到统一帝国精力的出路，还迷恋列国时代陈规，而又以黄老之术为其意识形态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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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新教伦理的自由放任成为多么强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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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如此，黄老之术的自由放任决达不到新教伦理的合理主义的水平。何况时代太早，技术积累太少，——反过来，因为黄老之术排斥合理主义，所以，这个自由放任时代，也没有产生出一点类似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律的东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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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由此，让步政策之说是没有价值的。“薄赋轻徭”是王朝循环必经的一个阶段——穷，创业艰难的意识，万世不替的愿望，合起来必有这样一个阶段。不是对于“革命”的让步，而“革命”本身也是没有“哲学”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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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其幼年、青年时居中国，曾到中国北方、蒙古、中亚地区考察，对这些地区的历史、社会有独到研究。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访问过延安，50年代，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后移居欧洲，1989年5月在美国逝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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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ydraulic Society或称Hydraulic Empire（水力帝国）、Hydraulic Despotism（水力专制统治），意指通过控制供水来保持对人口增长控制的社会，该术语由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所创造。许多历史上早期文明，诸如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都是水力帝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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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犹太裔。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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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者旁注：喇嘛教 汉商—官商—牧民移动权的丧失和封建义务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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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冀朝鼎（1903—1963），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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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美国著名历史学家。1893年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中提出“边疆假说”（Frontier Thesis），这一假说认为：“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收缩，以及美国定居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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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者旁注：黄老之术——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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