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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技术，在希腊是民间的。雅典这个城邦靠技术制品出口生活，被征服以后，还靠文化出口过活。所以，独立自主时期的雅典是民主的。而雅典输出的或传下来的文明，即便是通过基督教保存下来的那一部分，也不能不是“非专制主义”的。Plato（柏拉图）的“理想国”，现在被认为是可恶的，至少他也主张哲学家的统治，而不是韩非的“乘势”、“行术”、“以国之半自养”，对臣下施行“质镇固”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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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170750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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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两周金文辞大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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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观两周器物铭文，所知西周东周间世变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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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西周时期，确实，“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成康之世不论，其后昭王南征，至穆王、共王时期，还有征伐。夷厉时期，器物铭文多王朝的升官图，然而成周（洛阳）还确实由王室掌握，戍成周与卫的“八”、“六”还在。所以，厉王失国以后，宣王还可以凭恃老基业搞成中兴。王室威权，还未陵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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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设想过，东周王室陵替，西周大概也不见得怎样“威风凛凛”。这种看法，在读西周器物铭文后，就完全消释了。看起来，文王既凭借武力，也凭借外交（所谓绥和万邦），搞成一个三分天下有其二；灭商以前，周已经俨然是一个中央政权了。灭纣及伐武庚这两件大事，更使这个中央政权的威权达到空前的规模，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其实就是在征伐的过程中，以及在征伐胜利以后，建立和巩固这个中央政权的一系列措施，于是使周代制度，迥异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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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封建。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因为没有教条的框框，论周初封建及其后果最为精辟。详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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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儒多言封建为唐虞以来所有，其实非也。夏殷以前所谓诸侯，皆邃古自然发生之部落，非天子所能建立废之。《国语》谓“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可见帝舜之祖宗本为一部落之长。《尚书》称“虞宾在位”，《山海经》称帝丹朱，可见帝尧逊位后，其子孙仍为一部落之长。其他如商周部落等，在虞夏时久已存在，史之可征，皆非由封建也。皋陶谟“外薄四海，咸建五长”，禹贡“锡士姓”等语，孟子言舜封弟象于有庳，等等。盖后儒以周制比论，不能认为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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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封建自周公始。武王克殷，广封先王之后，不过承认旧部落而已。及“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左僖二十四年），其新封之国盖数十，而同姓子弟十居七八。盖一面承认旧有之部落，而以新封诸国参杂其间。实际上旧部落多为新建国之附庸（鲁颂官云：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任、宿、须句、颛臾，皆鲁之附庸也）间接以隶于天子。其诸国与中央之关系，大略分为甸、侯、卫、荒四种（梁于注内引《尚书大传》、《酒诰》、《康诰》、《周语》，说法不同。并谓：吾略推定为四种。按《令彝铭文》“诸侯：侯、田、男”，加上一个荒，差不多就是梁所说的四种）。甸为王畿内之采邑，侯即诸侯，卫盖旧部落之为附庸者，荒则封建所不及之边地也。中央则以朝觐、巡狩、会同等制度以保主属的关系，而诸国相互间，复有朝聘会遇等制度以常保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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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最大之功用有二，一曰分化，二曰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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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分化者，谓将同一的精神及组织，分布于各地，使各因其环境以尽量的自由发展。“天子与诸侯，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公羊传》注文），各侯国所有行政机关，大略与天子相同，所差者规模稍有广狭耳。天子不干涉侯国内政，各侯国在方百里或方数百里内，充分行使其自治权。地域小则精神易以贯注，利害切己，所以谋之者周。此种组织，本由部落时代之元后群后蜕变而来。惟彼之群后，各就本身之极觳薄的固有文化(1)徐徐堆集，譬犹半就枯瘠之老树。此之侯国，则由一有活力之文化统一体分泌出来，为有意识的播殖活动，譬犹从一大树中截枝分栽，别成一独立之新根干。故自周初施行此制之后，经数百年之蓄积滋长，乃从各地方为多元的平均发展。至春秋战国间，遂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壮观，皆食封建之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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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同化者，谓将许多异质的低度文化，醇化于一高度文化总体之中，以形成民族意识。封建之制，有所谓卫服即附庸者，既如前述。此等附庸，其性质在“司群祀以服事诸夏”（左僖二十一），质言之，则旧部落而立于新侯国指导之下者也。不宁惟是，春秋诸名国，初受封时率皆与异族错处。故齐太公初至营丘，莱夷与之争国（《史记》），鲁则密迩淮夷徐戎，晋则“疆以戎索”（左定四），“狄之广莫于晋为都”（左庄二十八），藉谈谓“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左昭十五），吴更断发纹身之裔壤也。可见殷周之际，所谓华夏民族者，其势力不出雍歧河洛一带，周家高瞻远瞩，投其亲贤与半开的蛮族丛中，使之从事开拓吸化之大业。经数百年艰难缔造，及其末叶，而太行以南大江以北尽为诸夏矣。……同姓不婚之制，亦为夷夏混界一要具。据《左传》所记，周襄王有狄后，晋文公及其异母弟夷吾、奚齐皆诸戎所出。文公自娶狄女季隗，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当时民间夷夏杂婚情况何如，虽不可知，然贵族中则既有显证。此亦同化力猛进之一原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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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郭沫若20世纪三十年代埋头甲骨金文时，西周封建的设想已牢不可破。《奴隶制时代》所据铭文，主要为《大盂鼎》与《曶鼎》两者。《大盂鼎》证据，范文澜全不理睬，原因，显然是《小盂鼎》铭文载“盂”帅师犯𤞤狁（鬼方），献俘13081人，而且行了献俘礼。周王把其中很小一部分人（1700人）赐给盂，不足为西周奴隶制之证明。不过范文澜还是利用《小盂鼎》铭文，在ch.III，§7里说了一句“西周初期曾打过一次大仗，俘获鬼方130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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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曶鼎》曾使我甚为迷惑，范文澜对此有解，全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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曶鼎铭文记某年饥荒，小采邑三匡季率巨20人抢小采邑主匡季率臣20人抢小采邑主曶的禾20秭……东宫令匡季偿还禾20秭，如明年不偿还，则加倍罚40秭。匡季宁愿再添二田，一臣给曶，曶减免匡季30秭。这里众与臣身份区别甚分明。所谓众，就是庶民，也就是农奴。臣是在田上耕作的奴隶。……荒年时，主人要维持臣的生活，匡季被迫率臣去抢稂食，受东宫的重罚，宁愿多送出几个臣去赎罪，不愿多出禾，也不愿多出众，足见西周时耕种的人有农奴有奴隶，比较起来，主人还是要农奴。曶曾在其他一次诉讼时获胜得五夫，还用酒羊和丝给五夫，要他们安心住在邑里种田。田必须人种，人又会逃走，这就可以推知曶为什么给他们酒羊，也可以推知封建主为什么会抛弃奴隶宁愿利用农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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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辩解有点不够理直气壮。“买五夫效父”一案，范是在驳斥郭，把农奴（也许连同田邑）的买卖转手，指为奴隶的买卖，证据是曶“以酒、羊、丝三寽，用致兹人……必尚俾处厥邑，田厥田”。郭把“处厥邑，田厥田”分拆开来，指为另一案件，显然郭是站不住的。至于抢禾罚赔一案，不仅众不是奴隶，臣也未必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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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曾经发狠从《金文辞大系》摘录锡土、锡、臣仆、人鬲、民鬲的记载，范文澜倒也作了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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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土……授民是将原来居住于封地上的民交给受封者，有些受封者还得到附加的民，交给时指明民的身份和数目：如给鲁国殷民六族……又如赐臣、仆（奴隶）若干家，人献或民献（殷俘——案其实不止殷俘，如《大盂鼎》，顾），庶民或庶人（农奴）若干夫或若干人。据金文所记，庶民的数目一般总比臣仆多，因为封建主剥削的对象，主要是庶民。……（两引文均见ch.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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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两周金文辞大系》，可以知道郭沫若的本钱究竟有多少。应该承认，郭对识读甲骨文、金文，加以整理，大有贡献。这里，他的聪明，他的敢于大胆推测，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他在这方面有底子，所以，直到最近，新出器物铭文，他还喜欢考释。可是治史，他太无史识，远不如范文澜谨严。至于范的死宗儒家，则是另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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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奴隶制时代》和《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应该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这件工作，也许应该在读完两汉史以后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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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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