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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侧偶也）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势所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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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今同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礼貌？）之矣，吏民偿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主而观之耳……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曰帷薄不修……故贵大臣……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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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贾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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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贾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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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孔老二”的说法，周代的统治术确实不同于商，商民“勉而无耻”，周民“有耻且格”，看起来，商代，至少到纣王时代（或者纣以前已经延续了二三代），重征伐，至少不限制商业（如果不是奖励商业的话），对于当时诸独立的诸侯国（其实，那是些独立的部族），采取高压和剥削政策，周钻了这个空子，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得以广结与国，并以其优越的文化和工业技术，形成商以外另外一个中心，“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统一战线”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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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统一战线灭商的周，在灭商屮诚然壮大了自己，还是不得不继续统一战线政策，“礼乐”或“礼义”，就是在这种文明程度不高的古代世界中，以“尊尊贵贵”的办法，奠定一个当时的中国能够接受的秩序。当然，胡萝卜之外也有大棒，卫鲁齐之封，成周之筑，关东的屯兵（卫之六，成周之六？）等等都是大棒。不过大棒是为了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秩序。这一套就是“孔老二”在其已经废弛、濒于灭亡的时候，梦寐以求恢复和再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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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一套的基础，在于工业、武力和文化的垄断。商也垄断了，不过商凭借垄断来实行高压政策，周则以垄断为大棒，复加之以胡萝卜。保持垄断的手段有世卿制度，有法律和典籍的神秘主义，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教育政策（什么乡学、明堂之类，都是后世添进去的酱油和醋。史官和贵族秘传的文化，超越秘传的范围，成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仅仅始自“孔老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力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坚决反对铸刑鼎，公布法令的“孔老二”，本人却是冲破秘传文化制度，兴办私学的首创者——至少是大规模办起私学来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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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卜是垄断以外的另一种武器，不过它也是保持垄断本身的武器。世卿制度之外，再加上一个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严格身份等级，养成一种逐级对长上效忠的风气（“委质为臣”“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提倡廉耻，即贾谊所描绘的贵族有过自杀（日本的切腹，是其流风余韵）等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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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一套，其实也是在贵族范围内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也就是说，那是贵族范围内的人权和财权的法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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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范围内的人权财权的法权关系，是否也影响及于贵族和其所属士、庶人、皂、隶之类的关系？贵族对下面，是不是予取予求，生杀予夺的？《诗》提供了一些有关“风尚”的资料，田氏篡齐的故事，“委质为臣”的礼，“近悦远来”的箴言，似乎足以说明，小国林立，至少人民的得以“自由”（？）去就，至少使下层人民的利益也获得了某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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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法权关系，好像从来没有人说过（不一定，要查荀子），这是因为中国人习惯于把法局限于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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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限于刑法。例如，贾谊评商鞅政治，就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借父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主而谇语……”“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这是一种急剧地破坏宗族财产关系，转为个人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目的，是打破宗族这个硬核，使之成为“原子式”的个人，直接隶属于专制主义的国家。这种变革，是自上而下的，是在击破先前法权关系下保障在下者的人权财权的目的下实行的。它绝不是自上而下的，目的在于保障原子式的个人的人权财权的那种变革。其结果是破坏了先前的保障，而没有任何可以代替它的新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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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两种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两句话的意思完全变了。礼治下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天王，神权政治下的最高权威，有权要求贵族对他臣服，贵族的封地是天子授予的，他对天子相应地负有臣服、贡赋的义务，等等。专制制度下，这四句话的含义，改变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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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170750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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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贾谊论商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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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否）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辍）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仁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薄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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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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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以前，道德状态不见得好，方式不同而已。春秋一开场，就是弑隐公，242年之间，弑君36。商鞅主义的根本问题不在于道德风尚，而在于“并心而赴时”。文帝时代这一条也没有，那是一种不求进取的黄老之术，社会风尚还是贾谊所描写的那一套，这是因为周公之道，原是以尊秩序掩盖的“原罪”，本是假的。可是，帝国加专制主义加黄老之术，那是没有目标的“权术”，所以七王之乱不可。汉代幸亏有一个汉武，要不然，文帝之后就立刻会出现八王之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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