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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言长之耆之，皆出于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道之。（“因明”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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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说，爱情（仁）是主观的，审美的标准是主观的。至于事物的共性，则有外部的客观的区分与衡量的标准，所以，“义，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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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反驳有二层，第一，义不是“长者”而是“长之者”，即朱注所谓长之耆之，皆出于心，所以否定有外部的标准。第二，审美的标准也有人我共通之处（“口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我炙”）。然而“好吃”却完全是主观的，谈不到什么“外”，纯粹属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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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争论本身，分析来有一大堆问题，暂时不去管它。倒是从这一争论，对于儒家的爱有差等，推己及人，搞出一大套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可以从根本上指出它的弱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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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仁，是生（动物性），是纯粹主观的（内），是一个人和一个人不同的，而且，在社会中，这个人的“爱—仁”，可以和别人的、公众的“爱—仁”相冲突。《孟子》中拼命为舜鼓吹的，“封象于庳”——“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就是这种冲突的极好的例子。作为明君，舜不能封坏人象于庳，那会害苦了庳之民。作为慈于其弟的长兄，可以亲爱象，无论象怎样迫害他自己。这样说来，爱有差等，以孝治天下，在逻辑上就是说不通的。这就是说，明君之道，和孝子之道不是回事，由后者推不出前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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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所以这样推，其实是把既存的社会秩序的尊卑视为神圣，必须维护，“孝”与爱有差等之说，是为了证明这个结论而硬找出理由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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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人的动物性，分析人的知识日进、道德日高的原因，有意识地发挥它。什么天之理，天之气，空口说白话地说人是万物之灵，无所根据地主张仁义礼智，结果无非是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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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上，还有一段，说如果瞽瞍杀人，可以抓他，但是舜将“窃负而逃”，“弃天下犹弃敝踪”。朱注说，“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这是“家天下”，而不是把治理看作责任。但是孟子又在别处十分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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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福泽谕吉论君臣之义，论孔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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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中国和日本，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生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便别无他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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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论概略》，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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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老二”何曾没有摆脱？他是伦常礼仪的死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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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沫若也大吹“君臣遭际”，见他论商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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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周末，天下人都不满意王室礼法的束缚……诸侯背叛了天子，大夫挟制了诸侯，甚至陪臣执掌了国家权柄，天下四分五裂。这时……谁能帮助弱小的贵族与强大的贵族相抗衡，就能适应天下的人心，执掌一世的权柄。齐桓、晋文的霸业，就是这样。在这时候，唯独孔子主张尧舜的治风，提倡以抽象道德来教化天下的学说，当然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从当然（时）的情况来看，孔子的事业远不如管仲之辈能善于顺应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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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假若具有真知灼见，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至贬低了哲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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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奉孔孟的人，即使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不得，反而召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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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p.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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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可耻的人，就流入老庄。——李卓吾、贾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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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评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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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之上佛骨表以谏天子，俨然像个忠臣，及至贬谪潮州，仍作诗文以表忠愤之气，但是，后来又从远方向京都权门致书，卑躬屈膝地要求再度出仕，可谓是个十足的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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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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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起源的一种东方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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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文明的社会，弱者受强者的暴力欺压，也不可能据理力争，只有一味感到恐惧而已……因此，弱者除依靠另一强者以抗御强暴而外，没有别的办法。接受这种投靠的人叫作酋长。酋长由于具有膂力和兼有少许智德，便可以抗击其他强暴，保护弱小。保护得愈好，威信也愈高，终于掌握了一种特权，或者可以把这种特权传给自己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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