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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治，若以物准为其根据，确实可以得到“齐一其民”的结果。但是，其后果不是什么剥夺个性（剥夺个性，儒家的教化主义更为厉害，因为这是思想统治。法，只能拘束行为），而是重本轻末，是千年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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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是法家和儒家分工合作。法家拘束行为，儒家统一思想，造成了千年来的死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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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治，若以个人权利为基础，而且承认合法斗争（法家的法是死标准，只求合法，不能斗争。儒家的礼帮法的忙，在意识形态上否定斗争。所以有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结论），则可以保持法统，保持社会秩序，而没有以物准来治人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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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法统，是说法律作缓慢的变化，而不连根划除，也不僵死。这就是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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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梁启超对必然与自由的说法也不对。物理法则是必然的法则，不错。人生为自由意志的立场（这个立场作地盘解），这是错的。原因是，这位先生幻想他的精神生活，幻想一种为生活而生活的生活。其实，他写《先秦政治思想史》，固然是他的意志的产物，而1922年的局势和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的地位，却决定他只能写出这样一本宗儒家、反斗争，回到先王之制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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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于自由意志的评论，见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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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郭沫若宗法家，是趋附赞美秦的统一、汉武的开拓疆土等伟业的“倾向性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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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梁启超论我国政治思想中的世界主义、民本主义（或平民主义）及社会主义——三者皆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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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彼所谓国家主义者何物耶？欧洲国家，以古代的市府（城邦）及中世的堡聚（有堡垒的采邑？有自治权的械市？或兼称二者？）为其雏形。一切政治论，皆孕育于此种……组织之下。此种组织，以向内团结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其极也，遂至以仇嫉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之唯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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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古人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此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的政治论既深入人心，政治实况当然受其影响。以两千年来历史校之，得失盖参半。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非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后总决算，所得优足偿所失而有余。……欧洲迄今大小数十国，而我国久已成为一体，盖此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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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没有希腊世界内各城邦的对抗，没有希腊、波斯两大势力的对抗，很早出现了元后、天王；成为传统，为秦汉以后的大一统的皇帝开辟了道路，融化了多数少数民族成为世界上罕有的大民族，这是历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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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然而这同时造成了历史的循环反复，原地踏步，停滞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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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朝威仪，华夏蛮夷，则是中国人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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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上两者，使19世纪的中国，暴露在一个全地球性的世界上像一个木乃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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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这些只应痛责，不应自负。梁启超吹牛，表示他比1894年大踏步后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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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于说欧洲大小数十国，那么，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这大小数十国自然会“联邦”化。没有经济与技术基础的统一，只可能结成一个松弛的联邦或帝国，停滞是这种联邦或帝国的必然结果。认为人家数十国对峙，认为我们早走了一步，忽略不同阶段中不同政制所造成的后果的停滞和发展的不同，这是非历史主义的，也是一种阿Q式的夜郎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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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平等与自由，为近世欧洲政论界最有价值之两大产物，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体之下，宜若与此两义者绝相远。然而按诸实际，殊不尔尔。除却元首一人以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公权私权皆为无差别的享用。此种理想，我先民二千年前，夙所倡导，久已深入人心，公认为天经地义。事实上确亦日日向此大理想进行，演成政治原则，莫之敢犯。其最显著者，则欧美贵族、平民、奴隶等阶级制度，直至近百年来始次第扑灭，其余烬之一部分，迄今犹在，我国则此种秕制，已成二千年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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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人所谓人权，全由阶级斗争得来，其得之也艰，故其爱获之也力。我国则反是。……我国历史上未闻有此等残酷之斗争，而已得有相当的人权，纵不必自豪，亦未足云厚也。所以能尔者，则以人类平等观念，久已成为公共信条，虽有强者，莫敢屡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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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干涉相对待。政治上干涉主义之利病，在我国先秦时代，实为学界争论最剧之问题。结果不干涉主义殆占全胜。……故秦汉以降，我国一般人所享自由权，比诸法国大革命以前之欧洲人，殆远过之，事实俱在，不可诬也。其间昏主淫威，墨吏骫法，致自由失所保障者，史固不绝书，然吏之毒民，非法律所许，民本有控诉之余地。至对于暴君，则自昔圣贤，皆认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在学理上未尝少为假借也。我国民惟数千年生活于此种比较自由的空气之中，故虽在乱离时，而其个性之自动的发展，尚不致大受戕贼，民族所以能永存而向上，盖此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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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启超说这些话是在1922年，那时候正是“打倒旧礼教，打倒孔家店”风靡全国的时候，他却认为自由平等为“先王之制”所固有，所以这是针对五四运动而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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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一点他说对了，即贵族、平民、奴隶这一套森严的阶级制度我们是没有的。然而我们有千年传统的专制主义，和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的“礼教”（孟德斯鸠所说的风俗、习惯、宗教、法律的混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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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对这个礼教一字不谈，反而说：（一）吏之毒民，非法律所许，民本有控诉之余地；（二）对于暴君，则自昔圣贤，皆认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这是睁着眼睛说谎。因为“礼教”，依靠它的道德权威，把“法律”、“学理”所许可的东西，全盘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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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与平等不是靠恩赐所能得到的。欧洲的等级森严的制度，先是在希腊罗马形成了“公民权”，而后在封建制度下，虽然农奴是绝无权利的，然而公民权还保存在贵族、市民身上，使君主不成为绝对的君主，然后才能以此为基点，把自由与平等扩大开来，甚至社会主义也是从这个基点上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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