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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上两者，使19世纪的中国，暴露在一个全地球性的世界上像一个木乃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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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这些只应痛责，不应自负。梁启超吹牛，表示他比1894年大踏步后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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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于说欧洲大小数十国，那么，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这大小数十国自然会“联邦”化。没有经济与技术基础的统一，只可能结成一个松弛的联邦或帝国，停滞是这种联邦或帝国的必然结果。认为人家数十国对峙，认为我们早走了一步，忽略不同阶段中不同政制所造成的后果的停滞和发展的不同，这是非历史主义的，也是一种阿Q式的夜郎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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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平等与自由，为近世欧洲政论界最有价值之两大产物，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体之下，宜若与此两义者绝相远。然而按诸实际，殊不尔尔。除却元首一人以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公权私权皆为无差别的享用。此种理想，我先民二千年前，夙所倡导，久已深入人心，公认为天经地义。事实上确亦日日向此大理想进行，演成政治原则，莫之敢犯。其最显著者，则欧美贵族、平民、奴隶等阶级制度，直至近百年来始次第扑灭，其余烬之一部分，迄今犹在，我国则此种秕制，已成二千年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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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人所谓人权，全由阶级斗争得来，其得之也艰，故其爱获之也力。我国则反是。……我国历史上未闻有此等残酷之斗争，而已得有相当的人权，纵不必自豪，亦未足云厚也。所以能尔者，则以人类平等观念，久已成为公共信条，虽有强者，莫敢屡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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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干涉相对待。政治上干涉主义之利病，在我国先秦时代，实为学界争论最剧之问题。结果不干涉主义殆占全胜。……故秦汉以降，我国一般人所享自由权，比诸法国大革命以前之欧洲人，殆远过之，事实俱在，不可诬也。其间昏主淫威，墨吏骫法，致自由失所保障者，史固不绝书，然吏之毒民，非法律所许，民本有控诉之余地。至对于暴君，则自昔圣贤，皆认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在学理上未尝少为假借也。我国民惟数千年生活于此种比较自由的空气之中，故虽在乱离时，而其个性之自动的发展，尚不致大受戕贼，民族所以能永存而向上，盖此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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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启超说这些话是在1922年，那时候正是“打倒旧礼教，打倒孔家店”风靡全国的时候，他却认为自由平等为“先王之制”所固有，所以这是针对五四运动而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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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一点他说对了，即贵族、平民、奴隶这一套森严的阶级制度我们是没有的。然而我们有千年传统的专制主义，和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的“礼教”（孟德斯鸠所说的风俗、习惯、宗教、法律的混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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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对这个礼教一字不谈，反而说：（一）吏之毒民，非法律所许，民本有控诉之余地；（二）对于暴君，则自昔圣贤，皆认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这是睁着眼睛说谎。因为“礼教”，依靠它的道德权威，把“法律”、“学理”所许可的东西，全盘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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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与平等不是靠恩赐所能得到的。欧洲的等级森严的制度，先是在希腊罗马形成了“公民权”，而后在封建制度下，虽然农奴是绝无权利的，然而公民权还保存在贵族、市民身上，使君主不成为绝对的君主，然后才能以此为基点，把自由与平等扩大开来，甚至社会主义也是从这个基点上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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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加上礼教，使“理论上”除一人而外都是自由平等的，其实是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是“不自由的平等”的。黑格尔和孟德斯鸠都说这是普遍奴隶制。就“发闾左”、“远戍”、“营造”等普遍义务来说，从“公民、私有财产”的法权观念来看，这是普遍奴隶制。然而就经济关系和一般的人身自由来说，这当然并非奴隶。中国既从来没有公民权和私有财产权的法权观念，要拿这种法权观念来断定中国是普遍奴隶制，那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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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绝对的皇权压倒了一切，无法产生欧洲式的界限森严的阶级。特权阶级是有的，但这些特权阶级只有乞求皇权的恩宠才能产生，才能存在，而不能援引某种连皇权也承认的法律（这种法律中国是没有的）来辩护自己的权利。皇权愈巩固，特权阶级愈萎靡，所以新皇朝可以均田。皇权愈衰弱，特权阶级愈嚣张，所以南北朝时有九品中正和门阀制度。新皇朝可以创设这种特权阶级，历代大封功臣子弟是常例。朝代更迭之际，皇权要找旧特权阶级的支持，一部分旧特权阶级借新皇朝巩固自己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君择臣，臣择君）。但朝代更迭是频繁的，特权阶级的盛衰兴亡也是无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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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更迭的动力常常是农民战争，但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不是农民的胜利，只不过成为特权阶级盛衰兴亡史的一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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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循环。欧洲史上这种循环见过两次（罗马，墨洛温）、三次（加上查理曼）或四次（加上德国的萨克森王朝，即神圣罗马帝国），俄国史上见过两次（基辅和莫斯科），中国见过二十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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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森严的阶级产生界限森严的权力，产生界限森严的阶级斗争，而这种阶级斗争确实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生产力的发展。梁启超所说的那种自由平等，都是似是而非的，没有确切的界限，没有确切的形式。拿这些破烂货来吹牛，而最后是“以学理衡之，我侪亦不能认阶级斗争为性质上可崇敬之事业”，这既不是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教训，又以反对五四风云为其现实的目标，所以是绝对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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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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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林肯之言政治也，标三介词以括之，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我国学说，于of、for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by义则概乎未之有闻……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为效几乎？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然而）实现by the people之方法，虽在欧美今日，犹不能作圆满之解答。况我国过去之国情？——因地理及其他关系所产生之社会组织——多不适于此类方法之试验；既不能有可恃之方法，则不敢轻为理论的主张，亦固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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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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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站在“孔老二”立场上迎击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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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民本主义，是以“亲亲”为基础的“教化政治”，它为皇权找伦理的基础，为皇权找统治的方法。它彻底否定个人权利，以君主统治为获致“大同”的手段。在这里，政治既并非 by the people，就完全谈不到什么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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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也是和“民主”无关的。“大同”，若从字面上理解，可以承认是“民本”（民为邦本，for the people），然而这里作为“本”的民的一切福利，都出乎君父的恩赐，犹之家庭中的孩子的好生活，完全出于父亲的恩赐一样。一个家庭中，子劳动以赡养父亲，子的福利还得认为是父的恩赐，子的权利不可以加以明确，一切都得由父亲做主，这样的家庭非崩溃不可。事实上，几千年来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家庭，凡保持父权的家庭都是子女仰遗产为生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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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不是by the people的，绝不可能of、for the people。专制主义，只当前朝覆亡、殷鉴不远、新朝草创、民间疾苦、印象犹深的时候，才多少不忘掉“民为邦本”之义，作出一些便民利民的措施。二代三代以后，君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而权力无限，欲其不骄奢淫逸，不可得也。所以，并非by the people的政治，而冀其能of、for the people，那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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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by the people，当然不能一次作出圆满的解答。然而不圆满是一回事，不解答又是一回事。梁启超说“既不能有可恃之方法，则不敢轻为理论的主张，亦固其所”，这等于说，吃饭不能一次吃饱，干脆不要吃饭，这是一种可怜的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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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这原是1894年的口号。1922年，梁启超继续为这个口号辩护，这算是忠实于自己的历史。然而他还要说“中华民国之成立并非无源之水”而不肯正视中国缺乏民主传统，站在“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的对面，装成一个民主派的样子，实际上企图继续他的专制主义，这就是伪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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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梁启超的政治反动的证据：本章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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