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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些有关“事实”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比托尼更认事实的人，孩子们一开始就了解他们父亲这一点。这本书的名字是今年19岁的丹尼尔取的，它来自凯恩斯的一句话（可能不是凯恩斯说的），这句话是托尼的最爱：“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我很早就通过一件家事了解了托尼的这个特点，这些家事总是能让人很好地看清一个男人。刚结婚时我们在新泽西普林斯顿买了房子（他的主意），但这间房子更多只存在于理论上而非现实中。理论上，托尼想住那里，但我们都住在纽约或者在欧洲旅行或者在去其他地方的路上。最后，我想把房子卖掉，一方面我们为了这座房子花了很多钱；另外，坦白说，生活在那里让我感到惶恐。之后我们就应该怎么处置房子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讨论，然后讨论变成了辩论，辩论就房子和家庭在情感、历史、地理上的意义以及为什么这座房子适合或者不适合我们等问题上展开，最后我们陷入沉默，两人都愤愤不平，局面陷入僵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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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托尼争论是个真正的挑战，因为他很擅长运用辩证，可以把你提出的任何观点变成反对你的观点。最后，绝望中的我做了一个战略性举措，我列了一个表格，在表格里列举出了一个个事实：经济状况，通勤列车时刻表，票价，需要在宾州车站停留的总时间，工作。他仔细地研究了表格，然后当即同意把房子卖了。没有遗憾，没有悔恨，没有指责，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他已经开始做下一个计划了。他的这个特点让我很惊讶，也很钦佩。这使他具有一种清晰的思维，他不会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或者执着于他的语言（这是我后来发现的）。当事实改变之后，当别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更有说服力的观点，他就会改变主意，然后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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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很强大的内在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不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特征，而是他通过巨大的付出换来的：他阅读、吸收、记忆了大量的事实，用他的话说，他知道许多“真实的事情”，在这方面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喜欢社交活动或者聚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很害羞，他宁愿待在家里看书。他说比较起“聒噪阶层”让人分神的“喋喋不休”，他能从书本上得到更多。他的记忆力几乎如机器一般，在确定自己的立场上他迅速且果断，他运用自己过人的知识储备和善于分析的头脑审视给定的问题。这不是说他绝对地相信自己，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有情绪激动的时候，在这些时候他的理性和良好的判断力会弃他而去，但这些时候大多发生在他的生活中，不会出现在他的写作里。在思想上他不是一个怀疑者；他的头脑可以让他很好地调用各种思想和论点，且不会产生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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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很好的写作者，因为他经常会像一名工匠一般打磨自己的文字，直到它们达到自己内心的标准。在写作上他有一套系统，本书里的所有文章都是按照同样的方法写就的，即使是在2008年到2010年的生病期间（当时他已经四肢瘫痪）写就的文章也不例外。首先，他会尽量阅读有关某个主题的所有资料，并在黄色信笺簿上做大量笔记。然后他开始写概述，他会用不同的颜色标出A，B，C，D，然后再细分：A1i，A1ii，A2iii等（又用掉更多的黄色信笺簿）。然后他会老僧入定般在餐桌上一坐好几个小时，将笔记上的每一行，每个事实、日期、观点或思想在概述中安排一个位置。接下来的是最困难也是最核心的一个环节，他会将所有的原始笔记按照他给其在概述中分配的位置的顺序重新誊抄一遍。等到他坐下来开始写文章的时候，他已经抄写了两遍，需要知道的大部分内容他也都记住了。然后，他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天写作8小时，直到全文完成。最后再对文章进行“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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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倒之后，他的写作方法并没有变。需要有人充当他的助手帮他翻书页、收集材料、上网搜索、打字。他在四肢瘫痪后重新教会了自己在与别人合作的情况下如何去进行思考和写作这些最私人的活动，这要归功于他头脑所具有的非凡的灵活。他有一名助理，但他需要在脑中凭记忆完成大部分工作，写作、整理、编目，按照概述A，B，C，D的顺序在心里面重新抄写一遍笔记。他的工作通常在晚上完成，然后早上由我或者两个孩子或者护士或者他的助手打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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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一种方法，这是他头脑的地图。逻辑，耐心，让注意力高度集中，精心地去构思论点，严谨地关注事实和细节，相信自己的信念——和大多数写作者不同，他的写作很少偏离他最初的想法。他遇到的困难在于内心，而那些又是他无法完全看到或知道的：不是“既成事实”，而是“内在事实”，这些事实就在那里，就像他头脑中的一个事物。这其中最明显的事实便是他作为犹太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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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托尼来说，犹太人的身份是与生俱来的，这个事实很早就存在于他的头脑中。这是他所拥有的唯一明确的身份。他不信犹太教，他从来没有去过犹太教堂，他也从来没有在家里进行过宗教活动；他喜欢引用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所说的“没有犹太人色彩的犹太人”（托尼的父亲乔在他还是个孩子时给了他艾萨克·多伊彻的书）。如果他谈到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也都是在说往事：星期五晚上去伦敦东区讲意第绪语的爷爷奶奶家里吃晚餐；他的父亲（犹太人的特征非常明显）的世俗人文主义（“我不相信种族，我相信人类”）以及他母亲坚决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的态度，英国女王在电视机上出现时她会起立，她不想给她的孙子割包皮，她怕“艰难时代”再次降临；还有他的祖父以诺克，我们俗语里说的“流浪的犹太人”就是在说他这样的人，他的行李总是收拾好的，他让自己一辈子的大多数时间尽量花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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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另一个有关帽子的事实。若干年前，我们去纽约上东区的一座犹太教堂参加一个好友的女儿的成人礼。我们本来就已经去晚了，在我们坐着往城郊方向行驶的出租车快到目的地时，托尼开始惊慌失措起来：他忘记戴帽子了。我问他：帽子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本来已经晚了，如果他回去拿的话会错过成人礼的一些环节。能不能不戴帽子？他表示不行，他不戴帽子不能去。他那种突然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莫名焦虑让我很惊讶。于是他回去取帽子。那是顶很精致的老式帽子，我不记得之前见过这顶帽子。他溜进了教堂去找我，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他是唯一一个戴帽子的人，其他的客人都打着黑色领带。他很愤然，有点生气，但更多是感到迷茫，很显然也感到格格不入。这是哪门子犹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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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曾经有过成年礼。（他父亲后来解释说：“我们尽了我们的义务。”）他在青年时期还是一名充满激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醒悟过来），他的希伯来语水平不错，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他在以色列担任翻译。在我们的孩子年幼时，我们都同意他们至少应该接受一些宗教教育。我是新教徒家庭出身，但我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们很快就放弃了把孩子送到主日学校的想法。我们找来一个犹太神学院的研究生（他叫伊泰），每周到我们在华盛顿广场的公寓教孩子们希伯来语、《圣经》历史和文化。不给孩子们举行成年礼是托尼的决定。这意思在我看来很明确：孩子们接受的显然是美国式教育，托尼想让他们在美国式教育的范围之内知道那顶帽子是怎么来的以及为什么会有帽子。在那之后，一切由他们自己决定。他们后来都坚持认为自己并不觉得自己像犹太人，随后谈话迅速转到了纳粹大屠杀。尼古拉斯不失时机地表示自己并不需要是犹太人才能理解大屠杀的悲惨。他们的矛盾心理让托尼感到惊讶，但他没有为此感到烦恼；他们毕竟没有他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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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屠杀，一个很了解托尼的朋友曾经对我说托尼从来没有写过关于大屠杀的文章，他说托尼的研究中心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历史，然后就直接跳到战后的历史了。这没有错，但是，战争和杀戮在《战后欧洲史》这本书中居于中心位置，他的许多其他作品也是如此，即使战争和杀戮并非这些作品的主题。《战后欧洲史》的“跋”的标题是“来自死亡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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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欧洲史》出版后不久，我对托尼把这本书献给我表达了谢意，但是我也告诉他我知道他在内心深处也将这本书献给了“托妮（Toni）”。他听到后哭了，他不是一个轻易或者经常哭泣的人。这个与托尼同名的女孩是他父亲的表妹，她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她是这本书中的魂，长久以来有关她的记忆一直萦绕在托尼心中。是内疚吗？也许。可这并不是幸存者会感到的那种内疚，毕竟他1948年才出生，但是我慢慢相信，这种感觉成了他的脑海中的某种黑洞，沉重，就像邪恶或魔鬼，不可被理解，历史上的这一刻和他犹太人身份的这一面都在这个黑洞之中。这种感觉并不分明，很感性，但在我看来很清楚的是托妮的悲剧成了他生活的一份责任，从某种程度上托尼的“真诚之心”也与之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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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谈到以色列了。托尼从2002年开始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希望能够找到务实的解决方案。我希望这些文章能让人知道他是怎样谈论这个敏感的话题以及为何要去碰它的。《另求他途》一文发表于2003年，文章发表后，媒体上许多人对托尼发出丑恶的威胁，并对他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悲的事实：公开讨论这个问题至少在美国是不可能的。托尼在这篇文章以及之后的文章中表达的意见读者读文章便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托尼的立场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另外，他为以色列的政治变得越发顽固和种族主义而感到深深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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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的那篇有关犹太定居点的文章于2009年6月发表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随后他的一个同事写信给他：还要做什么？他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答，但是当时他病了，且病情迅速恶化，随之而来的并发症让他疲于应对。尽管如此，他仍然很坚定地要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后来写了一篇充满活力、雄心勃勃的回应。他的助理不知疲倦地协助他写作，在托尼口述文章并对文本进行修订期间，他的助理经常连吃饭或者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他给这篇文章起的标题是：“还要做什么？”我们对文章进行了详细讨论。我觉得这篇文章达不到他平时的水平，我也这么跟他说了。托尼当时的身体情况让他很懊恼，因为无法将文章的论点打磨到能让他满意的水平，于是便将这篇文章搁在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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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来读这篇文章，我发现我并不是完全清楚托尼将它搁置一旁的原因。他在文中表达的这些想法依然很有说服力，虽然有些地方有漏洞（也只在这些地方有漏洞）。他为何没有把文章完成呢？我现在来发表它是正确的做法吗？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但我把这篇文章收到本书里，因为我能在这些文章中看到一种真正的智识的勇气，也许正因为它还处于没有被完全加工的状态。托尼反对教条，反对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做法，反对顽固的立场；他不拒绝随着事件的发展重新谈论之前的问题（读者们可以注意到在这篇文章里他重又回到了两国解决方案[1]），最大程度地去发挥想象力，让历史、道德以及务实的态度（既成事实）对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产生影响。在这样一个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政治而言都无可奈何的处境下，他希望能给出自己诚实、明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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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阿莫斯·埃隆和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这两个给托尼带来最大智力支持的人去世了。托尼给他们两人都写了纪念文章，即使当时的他也正面对自己的死亡并对此做准备，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喜欢说凯恩斯的一句话：“我们终有一死。”托尼其实没有自己的英雄，但许多已经故去的人一直陪伴着他，其中有他认识的人，也有他只在书里认识的人。我对他们也都熟知了。凯恩斯是其中一位。另外还有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雷蒙·阿隆（Raymond Aron），A. J. P. 泰勒（A. J. P.Taylor），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他生前和托尼是朋友），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让·雷诺阿（Jean Renoir）和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斯兄弟和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马克斯兄弟的作品和奥逊·威尔斯出演的《第三人》是托尼经常重看的电影）。最让托尼亲近的人是加缪和奥威尔，他们也是他最崇敬的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加缪的照片。奥威尔则无处不在，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他站在这些人的肩膀上，怀着真诚之心，努力做得和他们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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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尼人生的最后一个月里，他转向了另一个紧迫的话题，他开始写一篇名为“来世”的文章。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我此生从来没有相信过上帝。”对于他这样一个启蒙运动之子（这是他真正的身份）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因为他的这种表述让这个问题稍稍有了回旋的余地。毕竟，事实可能在你死后发生改变。在此期间，他开始就遗产、纪念物以及我们可以留下来的东西展开论述，这些都是他能够知道的有关“来世”的内容。他能留下的当然是他的回忆和他的著作。他没有写完这篇文章，只留下笔记和一些零散的思想。他在笔记中这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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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为了获得影响力或者获得某种回应去写作。因为如果你那样去写的话，这种回应会被扭曲，写作本身会被腐蚀。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就像往月亮发射火箭，你得接受一点，那就是等火箭到达月球时，它所到达的与你最初瞄准的并不是一个地方。你首先应该知道你为何要发射火箭，它能否安全降落就别太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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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不能预料得到未来你的读者的动机会是怎样的。因此，你能做的就是写你应该写的。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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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参见本书第二部分“大屠杀和犹太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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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一部分 1989：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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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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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中存在着“霍布斯鲍姆一代”，这个群体极具辨识性。这些人中有男有女，大约在1959年到1975年之间进入历史学领域；虽说他们对历史所下的许多结论与霍布斯鲍姆不再一样，然而正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影响了他们近年以来的学术兴趣。霍布斯鲍姆于1959年出版了《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该书的内容极具震撼力，影响深远，当时年轻的城市青年通过此书了解到欧洲及其他地区农村的反抗运动。许多学者受这本书启发写出了许多著作，因为这些作品的影响，如今我们对有关乡村反抗运动的历史不再感到陌生。霍布斯鲍姆的《工人》（Labouring Men）,《工业与帝国》（Industry and Empire）以及与乔治·鲁德（George Rude）合著的《斯温大尉》（Captain Swing）改写了英国的经济史和劳工运动史；英国激进运动的历史书写传统几乎被遗忘，这几本著作让学术界重新关注起这一传统，学者们又重新开始研究工匠、工人的生存境况和经验。霍布斯鲍姆的工作令这一研究在方法上成熟起来，还让其获得了十分罕有的知识上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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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的结论和阐释今天看起来似乎中规中矩，可那正是因为霍布斯鲍姆对这些主题做了专门的探讨，我们无法想象在他做这些工作之前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主题的。在他之后的研究者对他的结论和阐释无论是做种种修改还是增添符合潮流的内容都不足以削弱原作持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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