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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屠杀，一个很了解托尼的朋友曾经对我说托尼从来没有写过关于大屠杀的文章，他说托尼的研究中心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历史，然后就直接跳到战后的历史了。这没有错，但是，战争和杀戮在《战后欧洲史》这本书中居于中心位置，他的许多其他作品也是如此，即使战争和杀戮并非这些作品的主题。《战后欧洲史》的“跋”的标题是“来自死亡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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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欧洲史》出版后不久，我对托尼把这本书献给我表达了谢意，但是我也告诉他我知道他在内心深处也将这本书献给了“托妮（Toni）”。他听到后哭了，他不是一个轻易或者经常哭泣的人。这个与托尼同名的女孩是他父亲的表妹，她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她是这本书中的魂，长久以来有关她的记忆一直萦绕在托尼心中。是内疚吗？也许。可这并不是幸存者会感到的那种内疚，毕竟他1948年才出生，但是我慢慢相信，这种感觉成了他的脑海中的某种黑洞，沉重，就像邪恶或魔鬼，不可被理解，历史上的这一刻和他犹太人身份的这一面都在这个黑洞之中。这种感觉并不分明，很感性，但在我看来很清楚的是托妮的悲剧成了他生活的一份责任，从某种程度上托尼的“真诚之心”也与之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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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谈到以色列了。托尼从2002年开始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希望能够找到务实的解决方案。我希望这些文章能让人知道他是怎样谈论这个敏感的话题以及为何要去碰它的。《另求他途》一文发表于2003年，文章发表后，媒体上许多人对托尼发出丑恶的威胁，并对他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悲的事实：公开讨论这个问题至少在美国是不可能的。托尼在这篇文章以及之后的文章中表达的意见读者读文章便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托尼的立场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另外，他为以色列的政治变得越发顽固和种族主义而感到深深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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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的那篇有关犹太定居点的文章于2009年6月发表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随后他的一个同事写信给他：还要做什么？他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答，但是当时他病了，且病情迅速恶化，随之而来的并发症让他疲于应对。尽管如此，他仍然很坚定地要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后来写了一篇充满活力、雄心勃勃的回应。他的助理不知疲倦地协助他写作，在托尼口述文章并对文本进行修订期间，他的助理经常连吃饭或者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他给这篇文章起的标题是：“还要做什么？”我们对文章进行了详细讨论。我觉得这篇文章达不到他平时的水平，我也这么跟他说了。托尼当时的身体情况让他很懊恼，因为无法将文章的论点打磨到能让他满意的水平，于是便将这篇文章搁在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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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来读这篇文章，我发现我并不是完全清楚托尼将它搁置一旁的原因。他在文中表达的这些想法依然很有说服力，虽然有些地方有漏洞（也只在这些地方有漏洞）。他为何没有把文章完成呢？我现在来发表它是正确的做法吗？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但我把这篇文章收到本书里，因为我能在这些文章中看到一种真正的智识的勇气，也许正因为它还处于没有被完全加工的状态。托尼反对教条，反对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做法，反对顽固的立场；他不拒绝随着事件的发展重新谈论之前的问题（读者们可以注意到在这篇文章里他重又回到了两国解决方案[1]），最大程度地去发挥想象力，让历史、道德以及务实的态度（既成事实）对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产生影响。在这样一个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政治而言都无可奈何的处境下，他希望能给出自己诚实、明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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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阿莫斯·埃隆和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这两个给托尼带来最大智力支持的人去世了。托尼给他们两人都写了纪念文章，即使当时的他也正面对自己的死亡并对此做准备，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喜欢说凯恩斯的一句话：“我们终有一死。”托尼其实没有自己的英雄，但许多已经故去的人一直陪伴着他，其中有他认识的人，也有他只在书里认识的人。我对他们也都熟知了。凯恩斯是其中一位。另外还有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雷蒙·阿隆（Raymond Aron），A. J. P. 泰勒（A. J. P.Taylor），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他生前和托尼是朋友），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让·雷诺阿（Jean Renoir）和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斯兄弟和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马克斯兄弟的作品和奥逊·威尔斯出演的《第三人》是托尼经常重看的电影）。最让托尼亲近的人是加缪和奥威尔，他们也是他最崇敬的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加缪的照片。奥威尔则无处不在，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他站在这些人的肩膀上，怀着真诚之心，努力做得和他们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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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尼人生的最后一个月里，他转向了另一个紧迫的话题，他开始写一篇名为“来世”的文章。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我此生从来没有相信过上帝。”对于他这样一个启蒙运动之子（这是他真正的身份）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因为他的这种表述让这个问题稍稍有了回旋的余地。毕竟，事实可能在你死后发生改变。在此期间，他开始就遗产、纪念物以及我们可以留下来的东西展开论述，这些都是他能够知道的有关“来世”的内容。他能留下的当然是他的回忆和他的著作。他没有写完这篇文章，只留下笔记和一些零散的思想。他在笔记中这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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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为了获得影响力或者获得某种回应去写作。因为如果你那样去写的话，这种回应会被扭曲，写作本身会被腐蚀。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就像往月亮发射火箭，你得接受一点，那就是等火箭到达月球时，它所到达的与你最初瞄准的并不是一个地方。你首先应该知道你为何要发射火箭，它能否安全降落就别太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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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不能预料得到未来你的读者的动机会是怎样的。因此，你能做的就是写你应该写的。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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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参见本书第二部分“大屠杀和犹太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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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一部分 1989：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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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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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中存在着“霍布斯鲍姆一代”，这个群体极具辨识性。这些人中有男有女，大约在1959年到1975年之间进入历史学领域；虽说他们对历史所下的许多结论与霍布斯鲍姆不再一样，然而正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影响了他们近年以来的学术兴趣。霍布斯鲍姆于1959年出版了《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该书的内容极具震撼力，影响深远，当时年轻的城市青年通过此书了解到欧洲及其他地区农村的反抗运动。许多学者受这本书启发写出了许多著作，因为这些作品的影响，如今我们对有关乡村反抗运动的历史不再感到陌生。霍布斯鲍姆的《工人》（Labouring Men）,《工业与帝国》（Industry and Empire）以及与乔治·鲁德（George Rude）合著的《斯温大尉》（Captain Swing）改写了英国的经济史和劳工运动史；英国激进运动的历史书写传统几乎被遗忘，这几本著作让学术界重新关注起这一传统，学者们又重新开始研究工匠、工人的生存境况和经验。霍布斯鲍姆的工作令这一研究在方法上成熟起来，还让其获得了十分罕有的知识上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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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的结论和阐释今天看起来似乎中规中矩，可那正是因为霍布斯鲍姆对这些主题做了专门的探讨，我们无法想象在他做这些工作之前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主题的。在他之后的研究者对他的结论和阐释无论是做种种修改还是增添符合潮流的内容都不足以削弱原作持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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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霍布斯鲍姆对我们的历史认知带来的影响最持久的作品是他的“年代三部曲”。这三本书覆盖的时间从1789年始，至1914年终，也就是所谓“长19世纪”的时间范围；其中的第一卷《革命的年代：1789—1848》出版于1962年。我们很难说清楚这本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认知中不可磨灭的部分，在它之后的所有作品要不就是不自觉采用了它，要不就是要挑战它。霍布斯鲍姆在这本书中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剧变进行论述，西欧与北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此期间兴起并进而发挥巨大影响，这个年代的大变局正由此主导。他的这一阐释广为人们所接受，最终成为某种“常规”论述，受到持续不断的批评和修正。“年代三部曲”中的第二卷《资本的年代：1848—1875》于1975年出版，霍布斯鲍姆在书中所用到的材料来源极广，他在其中加入了自己对这段历史深入的理解，对19世纪中期做了一番透彻的审视。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他在其中将维多利亚中期（mid-Vitorian）世界各地的社会转型放到一起书写，形成统一而有力的历史叙事。《帝国的年代：1875—1914》于12年后问世，书中透着哀婉，似乎这位研究19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看到他所研究的历史在自己笔下终结心中充满遗憾。千变万化是这个时代留给人的主要印象，人们为财富和知识的迅速累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期许的时代，人们对更美好、更精彩的未来很是乐观。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中提醒我们，19世纪是“我的年代”；和马克思一样，他尽力去分析19世纪隐匿的发展路径，对于这个时代那许多惊人的成就，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钦羡与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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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当霍布斯鲍姆写出探讨20世纪（1914年到1991年，所谓“短20世纪”）的第四卷时，我感到颇为意外。[1]正如他在书的前言中所写：“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一直回避对1914年以后历史的研究。”他对此给出的理由并不新鲜：我们跟这些历史事件时间隔得太近，没办法保证不带偏见（霍布斯鲍姆出生于1917年，他的人生几乎与他所写的历史重叠），供以解释这段历史的资料尚不够充分，故而现在来说明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意义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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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显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他一直回避1914年以后的历史，对此他也不会否认：这个他几乎一生信奉、追求的政治的、社会的理想与制度在20世纪行将结束时轰然倒塌。我们很难不去看到这个时代的黑暗、阴郁以及其中所充斥的过失与灾难。霍布斯鲍姆与和他同时代的其他身为英国共产党或者前共产党的杰出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爱德华·汤普生（Edward Thompson）］一样，只能将注意力放在以前的革命年代，英国共产党的路线决定了他们不能就近期发生的事件公开发表文章讨论。除此以外，对于霍布斯鲍姆这样一个终生是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严肃学者的人而言，他在解释20世纪的历史时面临许多无可逾越的障碍，这点他在《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中不经意间有所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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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霍布斯鲍姆的这本书从许多方面来看仍然是部杰作。书中所持论点明确，从该书的三层结构中也可以看出来：第一部，“大灾难的年代”涵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三帝国覆灭；第二部，“黄金时代”记录的是自50年代开始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这一前所未见的非凡时代终止于70年代中期，于是便到了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分，“天崩地裂”，这部分主要记述过去20年间的历史[2]。每部分都有一个主题，围绕主题展开对该阶段历史细节的叙述。在霍布斯鲍姆笔下，自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这个世界在之后的40年间“从一个灾难跌跌撞撞走向下一个灾难”；这个时代充斥着凄惨与恐怖的景象，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在欧洲次大陆上无助地漂泊；此前经过几个世纪才得以艰难建立的战争规则被彻底抛弃。（“二战”中，550万苏联战俘约有330万人死亡，这样的死亡率以及很多其他统计数据在之前的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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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谓“黄金时代”，霍布斯鲍姆认为它开启于“二战”结束，人类中的80%走出了“中世纪”；欧洲列强放弃了其在亚非大陆的殖民地，这些宗主国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动与紊乱不亚于那些前殖民地国家。战后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成功，经济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越来越多的人收获了发展的红利，但是在这样的成功中也埋着堕落与腐朽的种子。霍布斯鲍姆对他所掌握的史料进行精妙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这点很具有标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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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扩张、创新的经验令我们有了新的期望与制度，而它们的出现令我们的世界变得难以辨认，前人的实践无法得到承继，不同世代、职业之间缺乏延续性与一致性。只举一例，随着知识与资源（包括武器）为广大民众所拥有，此类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不受管控的个人手中，资本主义这个让知识、资源能够为更多人所有的制度也可能随之遭到破坏。没有了共同的惯例、共有的文化与目标，我们的世界便“失去了方位，滑向动荡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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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霍布斯鲍姆笔下的20世纪历史是一个文明走向衰落的故事，这个世界全面实现了19世纪的物质和文化潜力，却背离了19世纪的承诺。在战争时期，某些国家恢复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在伊拉克，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不受控制的市场力量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和“环境不公平”（environmental inequities）现象有上升的趋势，而人们那种共同利益、共同传承的感受却迅速萎缩了。在政治方面，“由于有组织的群众性政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和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或以意识形态和阶级两者为基础的政党）的衰落，那个把男男女女变成政治上活跃的公民的社会引擎不复存在”。在文化方面，所有的一切现在都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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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化，后帝国时代，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古腾堡或者其他一些什么。这些前缀像葬礼一样，它们对死亡做了正式的承认，却没有对死后生命的本质达成共识，也不认为死后生命的本质具有某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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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的叙述里有着一种末日迫近的悲观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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