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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参见本书第二部分“大屠杀和犹太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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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一部分 1989：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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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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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中存在着“霍布斯鲍姆一代”，这个群体极具辨识性。这些人中有男有女，大约在1959年到1975年之间进入历史学领域；虽说他们对历史所下的许多结论与霍布斯鲍姆不再一样，然而正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影响了他们近年以来的学术兴趣。霍布斯鲍姆于1959年出版了《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该书的内容极具震撼力，影响深远，当时年轻的城市青年通过此书了解到欧洲及其他地区农村的反抗运动。许多学者受这本书启发写出了许多著作，因为这些作品的影响，如今我们对有关乡村反抗运动的历史不再感到陌生。霍布斯鲍姆的《工人》（Labouring Men）,《工业与帝国》（Industry and Empire）以及与乔治·鲁德（George Rude）合著的《斯温大尉》（Captain Swing）改写了英国的经济史和劳工运动史；英国激进运动的历史书写传统几乎被遗忘，这几本著作让学术界重新关注起这一传统，学者们又重新开始研究工匠、工人的生存境况和经验。霍布斯鲍姆的工作令这一研究在方法上成熟起来，还让其获得了十分罕有的知识上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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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的结论和阐释今天看起来似乎中规中矩，可那正是因为霍布斯鲍姆对这些主题做了专门的探讨，我们无法想象在他做这些工作之前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主题的。在他之后的研究者对他的结论和阐释无论是做种种修改还是增添符合潮流的内容都不足以削弱原作持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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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霍布斯鲍姆对我们的历史认知带来的影响最持久的作品是他的“年代三部曲”。这三本书覆盖的时间从1789年始，至1914年终，也就是所谓“长19世纪”的时间范围；其中的第一卷《革命的年代：1789—1848》出版于1962年。我们很难说清楚这本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认知中不可磨灭的部分，在它之后的所有作品要不就是不自觉采用了它，要不就是要挑战它。霍布斯鲍姆在这本书中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剧变进行论述，西欧与北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此期间兴起并进而发挥巨大影响，这个年代的大变局正由此主导。他的这一阐释广为人们所接受，最终成为某种“常规”论述，受到持续不断的批评和修正。“年代三部曲”中的第二卷《资本的年代：1848—1875》于1975年出版，霍布斯鲍姆在书中所用到的材料来源极广，他在其中加入了自己对这段历史深入的理解，对19世纪中期做了一番透彻的审视。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他在其中将维多利亚中期（mid-Vitorian）世界各地的社会转型放到一起书写，形成统一而有力的历史叙事。《帝国的年代：1875—1914》于12年后问世，书中透着哀婉，似乎这位研究19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看到他所研究的历史在自己笔下终结心中充满遗憾。千变万化是这个时代留给人的主要印象，人们为财富和知识的迅速累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期许的时代，人们对更美好、更精彩的未来很是乐观。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中提醒我们，19世纪是“我的年代”；和马克思一样，他尽力去分析19世纪隐匿的发展路径，对于这个时代那许多惊人的成就，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钦羡与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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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当霍布斯鲍姆写出探讨20世纪（1914年到1991年，所谓“短20世纪”）的第四卷时，我感到颇为意外。[1]正如他在书的前言中所写：“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一直回避对1914年以后历史的研究。”他对此给出的理由并不新鲜：我们跟这些历史事件时间隔得太近，没办法保证不带偏见（霍布斯鲍姆出生于1917年，他的人生几乎与他所写的历史重叠），供以解释这段历史的资料尚不够充分，故而现在来说明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意义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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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显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他一直回避1914年以后的历史，对此他也不会否认：这个他几乎一生信奉、追求的政治的、社会的理想与制度在20世纪行将结束时轰然倒塌。我们很难不去看到这个时代的黑暗、阴郁以及其中所充斥的过失与灾难。霍布斯鲍姆与和他同时代的其他身为英国共产党或者前共产党的杰出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爱德华·汤普生（Edward Thompson）］一样，只能将注意力放在以前的革命年代，英国共产党的路线决定了他们不能就近期发生的事件公开发表文章讨论。除此以外，对于霍布斯鲍姆这样一个终生是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严肃学者的人而言，他在解释20世纪的历史时面临许多无可逾越的障碍，这点他在《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中不经意间有所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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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霍布斯鲍姆的这本书从许多方面来看仍然是部杰作。书中所持论点明确，从该书的三层结构中也可以看出来：第一部，“大灾难的年代”涵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三帝国覆灭；第二部，“黄金时代”记录的是自50年代开始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这一前所未见的非凡时代终止于70年代中期，于是便到了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分，“天崩地裂”，这部分主要记述过去20年间的历史[2]。每部分都有一个主题，围绕主题展开对该阶段历史细节的叙述。在霍布斯鲍姆笔下，自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这个世界在之后的40年间“从一个灾难跌跌撞撞走向下一个灾难”；这个时代充斥着凄惨与恐怖的景象，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在欧洲次大陆上无助地漂泊；此前经过几个世纪才得以艰难建立的战争规则被彻底抛弃。（“二战”中，550万苏联战俘约有330万人死亡，这样的死亡率以及很多其他统计数据在之前的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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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谓“黄金时代”，霍布斯鲍姆认为它开启于“二战”结束，人类中的80%走出了“中世纪”；欧洲列强放弃了其在亚非大陆的殖民地，这些宗主国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动与紊乱不亚于那些前殖民地国家。战后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成功，经济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越来越多的人收获了发展的红利，但是在这样的成功中也埋着堕落与腐朽的种子。霍布斯鲍姆对他所掌握的史料进行精妙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这点很具有标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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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扩张、创新的经验令我们有了新的期望与制度，而它们的出现令我们的世界变得难以辨认，前人的实践无法得到承继，不同世代、职业之间缺乏延续性与一致性。只举一例，随着知识与资源（包括武器）为广大民众所拥有，此类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不受管控的个人手中，资本主义这个让知识、资源能够为更多人所有的制度也可能随之遭到破坏。没有了共同的惯例、共有的文化与目标，我们的世界便“失去了方位，滑向动荡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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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霍布斯鲍姆笔下的20世纪历史是一个文明走向衰落的故事，这个世界全面实现了19世纪的物质和文化潜力，却背离了19世纪的承诺。在战争时期，某些国家恢复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化学武器（在伊拉克，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不受控制的市场力量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和“环境不公平”（environmental inequities）现象有上升的趋势，而人们那种共同利益、共同传承的感受却迅速萎缩了。在政治方面，“由于有组织的群众性政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和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或以意识形态和阶级两者为基础的政党）的衰落，那个把男男女女变成政治上活跃的公民的社会引擎不复存在”。在文化方面，所有的一切现在都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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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化，后帝国时代，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古腾堡或者其他一些什么。这些前缀像葬礼一样，它们对死亡做了正式的承认，却没有对死后生命的本质达成共识，也不认为死后生命的本质具有某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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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的叙述里有着一种末日迫近的悲观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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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没有减损这本书的优点。《极端的年代》跟霍布斯鲍姆以前的作品一样，他用简洁、明快的文字来描述和分析，完全没有术语，亦没有傲慢和虚饰。他会用简单、醒目且时常巧妙的语句来表达一些重要的观点：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影响做了这样的评论，“从法国边界到日本海，所有旧政权都荡然无存”；他提醒我们希特勒对民主国家的评价很低，“让他认真对待的唯一的民主国家是英国，他认为当时的英国不是完全民主的国家，这点他说对了”。霍布斯鲍姆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60年代新左派相当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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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轻、有前途的左派引用毛泽东取得革命胜利的战略——动员农村百万人包围城市这个现状维护者的据点，然而就在那时候，数以百万计人却正在放弃他们的村庄，迁入城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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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提到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这一点提醒我们，虽然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以欧洲为中心并对此很坦然，但他所涉及的范围很独特。［2］特别是他对拉丁美洲带有同情的第一手知识让他在叙述起大萧条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的这部分内容变得丰富起来；他将波兰团结工会与巴西工人党放在一起比较，二者都是在80年代发展起来的反对专制政权的全国性劳工组织，这种比较具有原创性并且可以激发人们去思考。可以肯定的是，他广泛阅读有关南半球的文献，对东半球涉猎甚少，这种侧重所产生的不幸结果下面将会讨论到；他显然对有关秘鲁的激进分子和那不勒斯的土匪的文献很熟悉（霍布斯鲍姆跟这些人也很熟悉），他在讨论社会和经济改革在落后社会中的作用中使用了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也可以毫不费劲地从1982年出版的《食物和食物生产大百科全书》（Food and Food Production Encyclopedia）中找到证据来说明他对消费主义的某个观点（题为“Formed, Fabricated and Restructured Meat Products”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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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提醒我们，无论从所受训练还是从个人偏好来看，霍布斯鲍姆都是一位经济史学家，他善于分析。他在讨论大萧条或者战后经济繁荣的性质和后果时非常出色，他会尽力避免从军事或政治角度讨论问题。他对苏联经济的荒谬之处所做的说明明显优于他对苏联社会政治方面的研究。他认为苏联是“生产能源的殖民地加上一些先进的工业经济体（主要是苏联在其西方的卫星国）”，他将其社会主义经济称为“建立在铁和烟雾基础上的陈旧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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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类似，他更安心于将法西斯主义看作世界经济危机的产物，而对政治方面的根源则只做非常简要的讨论。他对1989年东欧剧变的描述接近经济决定论，我并不是否认债务危机和经济管理不善是东欧剧变的重要因素，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些都是重要因素；但霍布斯鲍姆所讨论的因素显然是他熟悉的领域之中的内容，他也更喜欢停留在他熟悉的领域里。然而，他对西方国家在1974年的转折点之后发展的描述也因此变得更有说服力，他对国际经济的长期困境做出了明确和令人信服的分析。他对国民福利经济学的危机的描述也同样清晰：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为避免经济衰退所带来的政治成本，试图通过对日益萎缩的劳动人口征税来补贴他们政策的受害者，国民福利经济学的危机因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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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极端的年代》一书很强调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和宽泛的世俗模式（这是霍布斯鲍姆的写作特征），它也是霍布斯鲍姆最有个人色彩的一本书；这本书的情绪在相当正式的解释性视角和一种密切的、几乎是私人性的评论之间来回摇摆。他说自己通过“观察和倾听”来研究20世纪，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3］霍布斯鲍姆的祖父是奥地利人，他在书里写到他祖父从到期的保险单中取出的钱只够他在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馆里喝一杯咖啡。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货膨胀的情况；霍布斯鲍姆写到了60年代城市的衰败景象，这种景象令他在审美上感到厌恶，他将其与自己童年的回忆中维也纳的那些“自由资产阶级的伟大建筑”做对比。书中有些内容基于霍布斯鲍姆自己的回忆，他在书中提及1939年的自己并不认为殖民帝国的崩溃很快就会到来；他和其他一些来自英国及英国殖民地的人当时在一所为年轻共产党人设立的学校中学习，他们当时都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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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巴勒莫的社会变革、圣保罗的失业情况或者在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风险的证据，他可以引用与西西里的强盗、巴西的工人运动组织者和中国共产党官员的谈话（在《名人录》中他将“旅行”列为自己的消遣不是没有缘故的）。作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他认识阿兰·图灵（Alan Turing）这位命运多舛的电脑发明者，而共产党的关系让他可以引用博洛尼亚市长（他是共产党）谈论有关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农业、工业经济有利条件的个人言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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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在讲述自己20世纪的个人经历时坦率且诚实，很能博得读者的信任。［5］他曾经听过卡斯特罗几个小时漫无边际的讲话，他称自己是“专心致志、不加质询的群众”中的一员；他提醒我们，“左派的传统”不承认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人在法西斯主义掌权以后会支持法西斯主义；他写过一个生活在伦敦的英国共产党组织者，此人在发现考文垂的工人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时表现出了天真的震惊：“你知道那里的同志们有汽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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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时会犯错，他也会说自己犯了错。他曾多次对一些职业记者能够看到他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者错过的事情表示钦佩。一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40年前预言，到21世纪时，共产主义会在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地方消失，共产主义在中国会被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霍布斯鲍姆承认当时这个预言让他震惊，但是今天这个预言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在书的最后，霍布斯鲍姆在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进行沉思时也承认：人类“给自己带来的问题自己并非总是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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