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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极端的年代》一书很强调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和宽泛的世俗模式（这是霍布斯鲍姆的写作特征），它也是霍布斯鲍姆最有个人色彩的一本书；这本书的情绪在相当正式的解释性视角和一种密切的、几乎是私人性的评论之间来回摇摆。他说自己通过“观察和倾听”来研究20世纪，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3］霍布斯鲍姆的祖父是奥地利人，他在书里写到他祖父从到期的保险单中取出的钱只够他在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馆里喝一杯咖啡。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货膨胀的情况；霍布斯鲍姆写到了60年代城市的衰败景象，这种景象令他在审美上感到厌恶，他将其与自己童年的回忆中维也纳的那些“自由资产阶级的伟大建筑”做对比。书中有些内容基于霍布斯鲍姆自己的回忆，他在书中提及1939年的自己并不认为殖民帝国的崩溃很快就会到来；他和其他一些来自英国及英国殖民地的人当时在一所为年轻共产党人设立的学校中学习，他们当时都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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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巴勒莫的社会变革、圣保罗的失业情况或者在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风险的证据，他可以引用与西西里的强盗、巴西的工人运动组织者和中国共产党官员的谈话（在《名人录》中他将“旅行”列为自己的消遣不是没有缘故的）。作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他认识阿兰·图灵（Alan Turing）这位命运多舛的电脑发明者，而共产党的关系让他可以引用博洛尼亚市长（他是共产党）谈论有关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农业、工业经济有利条件的个人言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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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在讲述自己20世纪的个人经历时坦率且诚实，很能博得读者的信任。［5］他曾经听过卡斯特罗几个小时漫无边际的讲话，他称自己是“专心致志、不加质询的群众”中的一员；他提醒我们，“左派的传统”不承认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人在法西斯主义掌权以后会支持法西斯主义；他写过一个生活在伦敦的英国共产党组织者，此人在发现考文垂的工人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时表现出了天真的震惊：“你知道那里的同志们有汽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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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时会犯错，他也会说自己犯了错。他曾多次对一些职业记者能够看到他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者错过的事情表示钦佩。一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40年前预言，到21世纪时，共产主义会在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地方消失，共产主义在中国会被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霍布斯鲍姆承认当时这个预言让他震惊，但是今天这个预言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在书的最后，霍布斯鲍姆在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进行沉思时也承认：人类“给自己带来的问题自己并非总是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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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本书的优点来自作者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个人品质，那么它的一些缺陷也是来自于此，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唯一一个缺陷正来源于此，因为其实只有这一个缺陷，尽管这个缺陷的表现形式多样。因为20世纪的主要事件和冲突发生在霍布斯鲍姆的有生之年（他最近在BBC提醒我们，他从青年时期便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所以他在这些事件和冲突逐一发生时看待它们的眼光与他在反观历史时看待它们的眼光并无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左与右，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进步和反动这一组组分类似乎牢牢树立在霍布斯鲍姆的观念中，自从30年代他第一次知道这些分类以后，它们在霍布斯鲍姆的观念中就没有过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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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霍布斯鲍姆错失了良机。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西班牙内战所塑造的联盟和忠诚仍然是“唯一显得纯粹和有吸引力的政治目标，即使现在回顾起来也依然如1936年一样”。但也就是因为这个，西班牙内战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30年代不同情况下的诸多争端导致了许多错误观念的产生，给根本上重新思考这些错误观念造成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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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霍布斯鲍姆不仅没有讨论斯大林利用西班牙内战以反法西斯战争为由在西班牙和国际上进行各种清算，他也没有考虑国际共产主义在20世纪头20年中经过在军事、经济和战略上的灾难之后，“团结一致反法西斯”的经历是怎样帮助国际共产主义建立新形象的。如果我们要了解20世纪，那么我们就要理解共产主义所经历的这种彻底的形象重塑（1943年后又小小地重复了一次）。然而，霍布斯鲍姆在这本书中对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模式的描述与当时人们的理解基本一样，甚至连他使用的语言和分类都和以前一样，所以他只使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自己很有限的语言，而没有分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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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因此非常明确地把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之后在俄国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视为“将落后国家转变为先进国家的方案”，很多“修正主义者”和抱有同情态度的左派批评家在解释列宁的革命为何会变成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时都曾用到霍布斯鲍姆的理路。霍布斯鲍姆对“第三世界”所发生的政变（革命的现代化拥护者夺取首都，强行夺取政权）做了非常精彩的描述，可他并没有考虑这些政变是不是最早、最伟大的“将落后国家转变为先进国家的方案”。两者的区别似乎很小，却至关重要。霍布斯鲍姆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不是单纯的“政变”，他自始至终都坚持认为是“群众”让这场革命获得了成功，如此共产主义革命的独特品质才得以保存。如今共产主义革命已经过去，霍布斯鲍姆所坚持的对20世纪的解释似乎越来越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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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类似，霍布斯鲍姆在书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处理没有考虑到希特勒所发动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在欧洲发生的事实上的重大革命。这场战争改变了中欧和东欧，为战后“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扫除了障碍，而这些政权是建立在希特勒所带来的根本性改变之上的——特别是希特勒对中、东欧知识分子阶层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毁灭：首先是犹太人被屠杀，之后是战后德国人从获得解放的斯拉夫土地上被驱逐。因为他希望淡化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成分，故而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述方式十分陈旧，他忽略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即希特勒在中、东欧的所作所为日后恰为斯大林铺平了道路。在我看来，这似乎也是用当时看待世界的眼光看历史的结果，彼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都爆发了全面冲突，而斯大林则代表了“左派”胜利的“启蒙主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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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的这种研究方法所导致的最明显的结果是他在书中对东欧的处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不处理”；在这本将近600页长的书中，只有6页在写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土地上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而有关50年代臭名昭著的摆样子审判的内容则不到一个段落。霍布斯鲍姆对“冷战”起因的描述带有轻微的修正主义，他认为，美国先在法国和意大利将共产党排挤出政府（1947年5月），并且发出威胁如果1948年的意大利大选走向“错误”则将对之进行干预，“苏联才紧跟其后，将多党的‘人民民主国家’中的非共产党党派排除出去，并将这些国家重新界定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用他的话说，在那之前，“苏联控制下的附庸国和该地的共产主义运动明确不照搬苏联模式，它们实行的是多党议会民主制度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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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分配“冷战”的责任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苏联在东欧选择什么时间实施共产主义战略以及实施该战略的目的肯定是明确的。无论1945年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心中对于东欧地区所谓“友好”政权的定义是什么，它必然不是指“多党制的民主政权”。用政治学家肯尼斯·乔伊特（Kenneth Jowitt）的话说就是，1948年4月意大利大选前苏联就已经开始在“相邻的各国建立相同的政权”了。最明显的例子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3]1945年2月到达罗马尼亚，他来决定谁可以加入“联合”政府，谁不能加入；在保加利亚，农民党领袖尼古拉·佩特科夫（Nikola Petkov）于1947年6月被捕，在接受了可耻的摆样子审判后，于同年9月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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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到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情况都比较混乱。在匈牙利共产党的恐吓下，支持率很高的匈牙利小农党（Smallholder Party）代表被迫退出议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即使捷共有很强的民众支持，并且已经在1946年的选举中获得了38%的选票，到了1947年，他们的选举支持率也大幅下跌。捷共对此采取的措施有：运用其在警察和内政部的影响力诽谤和诋毁他们的对手（尤其是斯洛伐克民主党和捷克国家社会主义党），并在1948年2月（该年意大利大选的两个月前）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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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对“多党民主制”不抱幻想。1945年的战后内阁中的22名成员里有14人曾是共产党民族解放委员会（即“卢布林”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于1944年7月由苏联军队指派负责管理获得解放的波兰。波兰于1946年7月举行了公投，在此之前波兰政府发动了一场暴力镇压，非共产党的活动人士遭到了骚扰和恐吓，公投的结果被操纵，1947年1月大选的结果也一样被操纵：波兰农民党发言人无法使用电台，该党的支持者有数千人被抓；他们的候选人被取消资格，在议会和其他地方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以此来抹黑其领导层。即便如此，为防止选举失败，波兰统一工人党还投了伪票。选举结果引发了国际抗议，但无济于事。1947年10月波兰农民党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law Mikolajczyk）害怕自己性命不保逃往国外。到1949年年初，这些手段让波兰和其他国家成为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非共产党党派仅能作为共产党的盟友或听话的附庸存在，他们的领袖或死或流亡或坐牢。认为美国干预与其有伙伴关系的西欧国家的内政直接导致了这个过程的开始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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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这样细致的历史学家竟会犯这样奇怪的错误，他可能会说这样的错误不会是个意外。他和马克思一样对这些小国家不是很感兴趣，这似乎才是困难所在。霍布斯鲍姆将1950年至1974年之间的二十多年称为“黄金时代”，这个说法对于比如来自布拉格的人而言会很有讽刺意味。关于华沙起义霍布斯鲍姆一反常态地这样写道：“过早发动城市起义会受到惩罚，1944年的华沙就遭到了惩罚，他们当时成功的机会虽然不小，但是这毕竟是孤注一掷之举。”霍布斯鲍姆需要漫不经心到一定程度才能写成这样。如果这是在说城市起义的一般情况，这种说法当然大致没错，但当时的情况是，苏联红军一直等到纳粹摧毁了波兰的抵抗之后才渡过维斯瓦河；往轻了说，霍布斯鲍姆对当时在波兰所发生事情的描述是对历史的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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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和另一位著名的左翼英国历史学家一样，霍布斯鲍姆似乎觉得这块“中间的土地”（指东欧）稍稍有些恼人。［7］否则我们怎么解释他下面这个观点：他认为要避免“如奥匈帝国和土耳其这种古老帝国解体的命运”，布尔什维克模式是唯一的选择，“布尔什维克革命至少让沙皇俄国多民族领土的绝大部分又得以完整保存了74年”。他在书中稍后部分称，因为苏联的解体，“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里雅斯特[4]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首次出现了空白”，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知道，霍布斯鲍姆上面的话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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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这片“空白”中的人们来说，他们看到的20世纪历史与霍布斯鲍姆所看到的非常不同。但他们必然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另外还有宗教）这个主题在这本书中被忽视了。即使从一个纯粹的分析视角来看，这也似乎是个错误；无论怎么看待民族情感（霍布斯鲍姆在这本书中对民族感情很少给予同情，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是如此），以民族感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中所占据的地位来看，肯定不是将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以及其他民族都轻蔑地评价为“群体自我中心主义”就足够了。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民族自决可能是愚蠢的，可能是对其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一种“情绪性”反应；但是这样的表述可能会让我们丢失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不能够充分理解各种信仰——无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信仰，这会给研究20世纪的历史学家造成严重的障碍，且这种障碍还是自己所造成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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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仰的问题让我们回到30年代，回到霍布斯鲍姆与他的材料的关系。虽然他没有受到与苏联有关的任何幻想误导，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承认它没有可取之处（比如他认为苏联维护了欧洲版图的稳定，或者将稳定强加于欧洲之上）。因此，他坚持认为，苏联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将计划经济的思路遗赠给了西方；因此也就是说，苏联在威胁资本主义的生存的同时又给了资本主义存在下去的方法，最终拯救了资本主义，这太讽刺了。30年代的年轻激进分子们对制订计划充满热情，并最终在战后的西欧建立起混合所有制经济，然而这一切并非来自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9］霍布斯鲍姆没有注意到的是，战后的规划者中很多人的想法并非来自莫斯科，而是来自罗马（法国则是来自维希政府）：经常是法西斯主义的规划而非共产党的规划对40年代的技术官僚更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对苏联的“五年计划”唱赞歌在知识分子中间很普遍——比如费边主义者，安德烈·纪德和其他人，还包括霍布斯鲍姆那一代的左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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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霍布斯鲍姆在书中对“大清洗”的叙述相当平淡。他在对苏联高速发展工业化的理由进行总结时用了战时经济来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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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战时经济……人们在确立生产目标时能够且实际上常常必须不去考虑成本和成本效益，这里考验的是这些目标是否可以实现以及何时实现。与所有这种生死攸关的努力一样，实现目标和按时完成任务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下紧急命令全力开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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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段话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当时的苏联并没有战争，面临“生命”危险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死亡”的是上百万人的性命。霍布斯鲍姆说“没有理由”去牺牲那么多人的生命，这是正确的，但我们渴望他对这场悲剧的描述能够更全面，更带有历史的敏感性，更富有人情味。我们来读下面对比鲜明的一段，这是霍布斯鲍姆针对19世纪某些人对于1834年《新济贫法》（The New Poor Law）乐观、好意的辩护所做的犀利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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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说，《济贫法》的改革者真诚地相信在济贫院中把夫妻分开会让贫民在道德上获得提升；对受害者而言，如果他们遭到故意虐待（用不人道和冷酷无情的手段贬低男男女女的精神，摧毁他们的尊严），结果会和《新济贫法》造成的后果一样糟糕，也许后者更糟糕。也许这是历史之必然，甚至是必要。但受害人遭受了痛苦——并非只有见多识广的人才会遭受痛苦。任何不明白这些的历史学家的作品都不值得一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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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声称它支持正义的事业，而且声称这是唯一值得奋斗的事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霍布斯鲍姆这代人中的很多人觉得苏联的罪行不严重。然而其他人可能会说，苏联所声称的只能让其罪行加重。［11］这让人对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结论产生怀疑，他说“20世纪没有一个好的结尾”。我们不禁要问：“你说的是对谁不好？”这本书的最后一节那种阴郁和几乎带有世界末日色彩的行文掩盖了一个事实，80年代对于许多人来说是解放的10年，而且不仅在东欧是如此。霍布斯鲍姆在多个场合说过，似乎没有人再能给出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的方案了，我们以后只能在全世界弥漫的迷雾中摸索前进；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过去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那些曾经引导人类的古老地图和航海图不再能够指示我们现在行驶的疆域”。这些都没错。但是，没有了这一类自信、宏大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好事，虽然这并非显而易见；总的来说，这些解决方案所带来的弊端远大于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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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当时的我是霍布斯鲍姆课上的一名学生，我们心中对他充满敬佩，他说的话我们都会全神贯注地听。我记得霍布斯鲍姆当时在谈论学生激进主义的限度。因为他的观点和当时的情绪截然相反，所以他的结论我记得很清楚。他提醒我们，有时候，关键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去解释世界。但为了去解释世界，我们要对它的改变方式有一定的同情。他的这本新著对我们所继承的世界做了很有挑战性的叙述，许多地方很精彩，我们处处能读到他冷静和聪明的文字。如果这本书算不上他的最好作品，那么我们应当想到他设定的标准有多么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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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界发生了一或两个重大变化：比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如，人们不再相信历史，不再相信国家具备改善社会的功能——对此霍布斯鲍姆并非总是感到满意。遗憾的是，这些变化对霍布斯鲍姆的写作带来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有些影响是负面的），对那些最需要阅读它并从中吸取教训的人来说，这本书对他们的作用可能会因此减少。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的无情质疑让他成为希望了解19世纪的人们不可不读的历史学家，可我在他对20世纪的叙述中没有看到这种质疑。霍布斯鲍姆在一篇著名的自辩中提醒我们：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记住其他人希望忘记的事情”。这真是一个苛刻且困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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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95年5月的《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本文是对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所写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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