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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德烈·维辛斯基，苏联法学家、外交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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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的里雅斯特（Trieste），位于意大利东北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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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2章 欧洲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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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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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共同体成立距今已近40年，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把成员国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虽然建立欧共体不像其倡导者所宣称的那样功勋彪炳，然而此举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从原则上反对其成立目标的人不多，其成员国从中所获得的实际效益也很明显，比如不受限制的贸易。这也是大家都想加入欧共体的原因。目前，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正进行谈判，商讨实行单一货币，建立共同决策、集体行动的机制；与此同时，向欧洲前共产主义国家许诺它们未来的加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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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共体兑现诺言——促进成员国关系紧密且同时以相同的条件对新成员开放——的可能性很渺茫。首先，1945—1989年之间独特的历史条件无可复制。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对西欧造成的混乱并不比其对东欧造成的混乱小。“二战”后的西欧秩序建立在法德同盟之上，而其根本内涵乃是这样一个对两国而言都可以接受的安排：德国获得发展经济的条件，法国保留政治主导权。战后初期，德国尚未获得它今日的经济实力，法国的优势是真实的。但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那之后，法国之所以能够继续在西欧事务中保持领导地位，完全是因为德国的现实处境——它不可以使用核武器，不可以在欧洲派军，其国际政治地位的由来也是因为三个战胜国在“二战”结束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表现出的宽宏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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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奇特的插曲已经结束了。一个经济事实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从一个制于1990年的图表可以看到，法国的经济影响力只限于“欧洲九国”之内——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原来的六国，再加上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在这九国里，法国是一个产品、服务的进出口大国。然而德国的经济影响力不仅覆盖当前的“欧洲十五国”，还覆盖南欧、东欧的大部分区域。这一经济事实的意义不言自明。法国成了区域强国，其影响范围只局限在欧洲西部一隅。而德国则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之前再次成为整个欧洲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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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影响也给德国带来难题。对于法国而言，国力的衰落和不断下滑的国际地位会让法国人回忆起痛苦的过往；而对于德国人而言，让他们想起伤心往事的则是德国强盛的国力。德国政治家从阿登纳到赫尔穆特·科尔都刻意去淡化德国国力，表示德国会尊重法国的政治主动权，一再强调他们的愿望无非是在繁荣发展的欧洲有一个稳定的德国。如此一来，他们成为自己这套说辞的牺牲品：在1989年之后的欧洲，德国虽然变得非常强盛，却没有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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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就是，今天的德国国家议程已经满得不行。除了在将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许多经济、政治问题，德国人还需要处理两德统一前的“新东方政策”所造成的矛盾现象：许多德国政客，尤其是左倾的，此前大多十分满足于现状，他们很乐于见到柏林墙晚点再倒。德国人还需要考虑由其国力带来的种种尴尬：德国能够并且显然在事实上已经在领导欧洲，那么德国应该将欧洲领向何处？德国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的欧洲的天然领袖？是由法国建造的西欧，还是符合德国利益的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在这样的欧洲中，德国位居其中而非东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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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一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德国让人回想起过往：许多人，其中可能大部分是德国人，自1949年便寻求不要将德国置于这样的位置。但是下面这样一种德国形象没有多少说服力：德国已经彻底摆脱令其苦恼的东欧记忆而与其战后的西方盟友紧紧抱团，似乎只要有它们在，德国民族就可以远离令其痛苦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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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基本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自欧洲煤钢共同体于1950年宣布成立以来，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西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和近乎充分的就业。于是，人们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此前半个世纪困扰欧洲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已被彻底破除，这种信心在经合组织（OECD）所发布的一系列对未来经济形势所做的乐观预测中亦有反映。1974年的石油危机本应当终结这种幻想。在1950年的西欧，石油只占到其能源需求的8.5%，其主要需求仍由欧洲出产的价格低廉的煤矿所提供。到1970年，石油占到欧洲能源消耗的60%。石油价格翻两番之后，欧洲连续25年享有的廉价能源不再，制造业、交通、日常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在联邦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动，国民生产总值在1974年下降了0.5%，1975年下降了1.6%；然后到1981年、1982年又再次分别下降0.2%和1%。1976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降低了3.7%，“二战”以后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在增长，没有降低过。自此，无论德国还是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没有再像之前那样高速增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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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欧共体（后来的欧盟）本身造成了严重影响。欧共体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去很好地满足各个成员国的不同需要；不同国家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岁月有非常不同的经历和记忆，各自的需要也非常不同。令比利时人和英国人最感惶恐的是失业问题，法国人要竭力避免此前数十年的马尔萨斯式的经济停滞，德国人害怕货币不稳定、通货膨胀。1974年之后，由于欧洲停滞的经济，各国均出现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物价大幅上涨。回到过去的伤痛是谁都没有料想到的。当时不断扩张中的欧共体无力给未来的加入者（潜在受惠者）提供经济奇迹所带来的利好，它甚至无法确定是否能持续给现有的成员国提供利好。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让这个问题得到公开化，但是欧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在1974年就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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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问题在各国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法国在整个3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为3.3%，所以失业在当时的法国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但是在20年代的英国，失业率就已经达到7.5%，30年代更是达到11.5%，无论哪个政党的政客还是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都发誓这样的失业问题不会再出现。当时的比利时和德国的失业率近9%，在两国国内，人们也有类似的看法。正是因为如此，五六十年代能够维持接近充分就业这一项成了战后西欧经济的光辉功绩之一。60年代西欧的年平均失业率大约在1.6%，70年代涨到4.2%。到80年代晚期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当时的欧共体年平均失业率为9.2%；1993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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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中看到令人极度不安的模式。1993年六个欧盟国家（西班牙、爱尔兰、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里的登记失业人员中，年龄低于25岁的男女青年超过20%。这六个国家外加英国、荷兰以及前联邦德国，长期失业者人数在总失业者中占1/3以上。80年代的通货膨胀再分配效应令失业率的影响加剧，进一步扩大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经济回升不再有其在50年代后经济繁荣时期的效用，比如吸收剩余劳动力，提升穷人生活水平。现在谁还能记得60年代的那些幻想，当时的人们盲目乐观地认为生产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就只是如何分配生产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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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快速增长和之后的经济停滞不仅给西欧带来新的经济不安全的威胁（40年代后期以来的欧洲人不知何为经济不安全），而且也造成自工业革命早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混乱与固定资产损失。荒凉的卫星城、朽败的郊区还有城市里令人绝望的贫民区在今天的西欧都可以见到。甚至如伦敦、巴黎、罗马这样的首都也不如30年前那般干净、安全、满怀希望。在这些首都和如里昂、吕贝克这样的省城中，贫困阶层的人数正不断增长。这一切之所以没有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引发更为剧烈的后果，完全是因为西欧国家在1945年之后所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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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的危机便是欧盟此前的成就和许诺不能无限延续的第三个原因。西欧人口正在老龄化。自从60年代中期开始，总体趋势是每个家庭养育的新生儿减少，以至于一些国家的人口不增反降，最明显的国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1993年，西班牙每千人的出生率仅为1.1，创历史低点。欧洲人现在需要养活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而这个重担落在了人数不断减少的年轻人身上，这其中许多人还没有工作。设计这样一种慷慨的社会服务制度有其前提条件：这个经济体在持续蓬勃发展中，老弱病残人口相对较少，他们的社会需求可以由人数众多的年轻就业者来满足；而目前，这种制度处于巨大压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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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0年代至今，北欧和西欧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已经增加了12%—17%（具体数字因国家而异）。此外，年龄低于65岁的人口也不能自动全部算入“有生产力”的部分：在联邦德国，自60年代以来的20年中，60岁到64岁之间的男性就业率由72%降低到44%；在荷兰，这一数据是从81%降低到58%。目前就业不足的老龄人口还仅仅是一个昂贵的负担，然而等到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2010年左右），这样一群庞大、沮丧、无聊、无生产力、身体欠佳的老龄人口可能会给社会造成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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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欧洲政治家很清楚地知道，维持这样一个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的成本总有一天会大到令人无力承担。难题在于先得罪谁：是先得罪数量不断减少的生产者，还是得罪数量不断增加的不自觉的受益者。两边都有选票。到目前为止，一方面是因为习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良好愿望，人们倾向于尽可能地保留更多的社会福利。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有关福利的争论中，另一个因素严重搅乱了民众在政治上的判断，这个因素本不至于大到可以造成这样的影响。这便是所谓的“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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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更多劳动力，良好的就业前景吸引大量来自前殖民地、地中海边缘地区的移民，到60年代，西欧在20世纪首次出现外来移民人数多于移出的人数。到1973年，在西欧的外国劳工人数达到一个高点，欧共体国家加上奥地利、瑞士、挪威和瑞典的外国劳工人数共计7500万；其中有500万人在法国和德国，占到两国各自劳动人口的10%左右。尽管之后各国政府出于经济和政治考虑开始限制移民人数，外来移民人数随之锐减，但在一些国家中移民群体依然十分壮大。1990年的数据显示，外国人在以下各国的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德国，6.1%；法国，6.4%；荷兰，4.3%；英国，3.3%。这些数字不包括已入籍移民或外国人在当地出生的孩子；尽管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德国，这部分人仍然被算作外国人，不能享受完整的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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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女成了“本土人口”怨恨和恐惧的对象。极端分子及主流政客都对此种情绪大加煽动并加以利用。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的地步从法国就能看到。1989年5月，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戴高乐派支持者中有28%的人宣称“全面认同”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国民阵线制订的计划中关于移民的看法。1991年，这一人数增加到了50%。如果说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选民变得不那么有同情心了，那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已经转而支持勒庞：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勒庞获得了工人群体30%的选票，而法国社会党候选人莱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仅获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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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法国主流选民中，有这样一群相对人数不多，绝对数字可观的人认可勒庞的移民政策，而且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光彩之处；而实际上，20年前的人们会觉得这样的政策接近法西斯主义［勒庞于1991年11月提出“解决移民问题的五十条措施”，其中有一条是撤销已经授予的国籍，在法国上一次采取这种追溯性的非正义行为的是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政府］。在奥地利，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的极右翼政党奥地利自由党在1995年的全国大选中获得22%的选票。德国也一样，德国政府对“外来劳工”和有移民意向者施以越发严苛的限制，并称这样做是“出于他们的利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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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治”不会很快退场，因为跨大陆和洲际移民再次成为欧洲社会的一个特征，由于本地人对移民存在着恐惧和偏见，移民问题将会一直与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其在政治上可以一直被利用。对波兰、意大利或葡萄牙移民的偏见最终消失了，因为无论从宗教、语言还是肤色，这些国家移民的后代已融入当地人群而变得无法区分。而土耳其、非洲、印度或者安的列斯群岛的移民没有这种文化、外貌上的相似性，从而无法享受在他们之前到来的波兰、意大利、葡萄牙等地移民的“隐形优势”。欧洲其实并没有接纳真正的外来人口的传统，也做不到“多元文化主义”。在对西欧现已稀少资源的竞争中，外来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将成为“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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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欧洲，这些“输家”一直仰赖建立于各国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区域援助系统，这种系统既复杂又昂贵。这种系统也就是一种制度化的救济，它不会改变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只是会一直不断地矫正让财富与机会不断向富庶的欧洲西北角集中的畸形市场。南欧国家，欧洲边缘地带的国家（如爱尔兰、葡萄牙、希腊），贫困阶层再加上外来移民，他们组成了“弱势群体”；一方面，欧盟是他们获得援助的唯一来源（若没有来自布鲁塞尔的援助，西欧的许多地方，无论是萧条的矿区还是不赚钱的农村都会陷入更大的麻烦），而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嫉妒和怨恨。哪里有输家，哪里也就会有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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