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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对“多党民主制”不抱幻想。1945年的战后内阁中的22名成员里有14人曾是共产党民族解放委员会（即“卢布林”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于1944年7月由苏联军队指派负责管理获得解放的波兰。波兰于1946年7月举行了公投，在此之前波兰政府发动了一场暴力镇压，非共产党的活动人士遭到了骚扰和恐吓，公投的结果被操纵，1947年1月大选的结果也一样被操纵：波兰农民党发言人无法使用电台，该党的支持者有数千人被抓；他们的候选人被取消资格，在议会和其他地方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以此来抹黑其领导层。即便如此，为防止选举失败，波兰统一工人党还投了伪票。选举结果引发了国际抗议，但无济于事。1947年10月波兰农民党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law Mikolajczyk）害怕自己性命不保逃往国外。到1949年年初，这些手段让波兰和其他国家成为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非共产党党派仅能作为共产党的盟友或听话的附庸存在，他们的领袖或死或流亡或坐牢。认为美国干预与其有伙伴关系的西欧国家的内政直接导致了这个过程的开始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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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这样细致的历史学家竟会犯这样奇怪的错误，他可能会说这样的错误不会是个意外。他和马克思一样对这些小国家不是很感兴趣，这似乎才是困难所在。霍布斯鲍姆将1950年至1974年之间的二十多年称为“黄金时代”，这个说法对于比如来自布拉格的人而言会很有讽刺意味。关于华沙起义霍布斯鲍姆一反常态地这样写道：“过早发动城市起义会受到惩罚，1944年的华沙就遭到了惩罚，他们当时成功的机会虽然不小，但是这毕竟是孤注一掷之举。”霍布斯鲍姆需要漫不经心到一定程度才能写成这样。如果这是在说城市起义的一般情况，这种说法当然大致没错，但当时的情况是，苏联红军一直等到纳粹摧毁了波兰的抵抗之后才渡过维斯瓦河；往轻了说，霍布斯鲍姆对当时在波兰所发生事情的描述是对历史的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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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和另一位著名的左翼英国历史学家一样，霍布斯鲍姆似乎觉得这块“中间的土地”（指东欧）稍稍有些恼人。［7］否则我们怎么解释他下面这个观点：他认为要避免“如奥匈帝国和土耳其这种古老帝国解体的命运”，布尔什维克模式是唯一的选择，“布尔什维克革命至少让沙皇俄国多民族领土的绝大部分又得以完整保存了74年”。他在书中稍后部分称，因为苏联的解体，“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里雅斯特[4]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首次出现了空白”，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知道，霍布斯鲍姆上面的话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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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这片“空白”中的人们来说，他们看到的20世纪历史与霍布斯鲍姆所看到的非常不同。但他们必然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另外还有宗教）这个主题在这本书中被忽视了。即使从一个纯粹的分析视角来看，这也似乎是个错误；无论怎么看待民族情感（霍布斯鲍姆在这本书中对民族感情很少给予同情，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是如此），以民族感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中所占据的地位来看，肯定不是将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以及其他民族都轻蔑地评价为“群体自我中心主义”就足够了。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民族自决可能是愚蠢的，可能是对其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一种“情绪性”反应；但是这样的表述可能会让我们丢失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不能够充分理解各种信仰——无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信仰，这会给研究20世纪的历史学家造成严重的障碍，且这种障碍还是自己所造成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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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仰的问题让我们回到30年代，回到霍布斯鲍姆与他的材料的关系。虽然他没有受到与苏联有关的任何幻想误导，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承认它没有可取之处（比如他认为苏联维护了欧洲版图的稳定，或者将稳定强加于欧洲之上）。因此，他坚持认为，苏联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将计划经济的思路遗赠给了西方；因此也就是说，苏联在威胁资本主义的生存的同时又给了资本主义存在下去的方法，最终拯救了资本主义，这太讽刺了。30年代的年轻激进分子们对制订计划充满热情，并最终在战后的西欧建立起混合所有制经济，然而这一切并非来自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9］霍布斯鲍姆没有注意到的是，战后的规划者中很多人的想法并非来自莫斯科，而是来自罗马（法国则是来自维希政府）：经常是法西斯主义的规划而非共产党的规划对40年代的技术官僚更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对苏联的“五年计划”唱赞歌在知识分子中间很普遍——比如费边主义者，安德烈·纪德和其他人，还包括霍布斯鲍姆那一代的左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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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霍布斯鲍姆在书中对“大清洗”的叙述相当平淡。他在对苏联高速发展工业化的理由进行总结时用了战时经济来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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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战时经济……人们在确立生产目标时能够且实际上常常必须不去考虑成本和成本效益，这里考验的是这些目标是否可以实现以及何时实现。与所有这种生死攸关的努力一样，实现目标和按时完成任务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下紧急命令全力开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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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段话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当时的苏联并没有战争，面临“生命”危险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死亡”的是上百万人的性命。霍布斯鲍姆说“没有理由”去牺牲那么多人的生命，这是正确的，但我们渴望他对这场悲剧的描述能够更全面，更带有历史的敏感性，更富有人情味。我们来读下面对比鲜明的一段，这是霍布斯鲍姆针对19世纪某些人对于1834年《新济贫法》（The New Poor Law）乐观、好意的辩护所做的犀利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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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说，《济贫法》的改革者真诚地相信在济贫院中把夫妻分开会让贫民在道德上获得提升；对受害者而言，如果他们遭到故意虐待（用不人道和冷酷无情的手段贬低男男女女的精神，摧毁他们的尊严），结果会和《新济贫法》造成的后果一样糟糕，也许后者更糟糕。也许这是历史之必然，甚至是必要。但受害人遭受了痛苦——并非只有见多识广的人才会遭受痛苦。任何不明白这些的历史学家的作品都不值得一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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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声称它支持正义的事业，而且声称这是唯一值得奋斗的事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霍布斯鲍姆这代人中的很多人觉得苏联的罪行不严重。然而其他人可能会说，苏联所声称的只能让其罪行加重。［11］这让人对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结论产生怀疑，他说“20世纪没有一个好的结尾”。我们不禁要问：“你说的是对谁不好？”这本书的最后一节那种阴郁和几乎带有世界末日色彩的行文掩盖了一个事实，80年代对于许多人来说是解放的10年，而且不仅在东欧是如此。霍布斯鲍姆在多个场合说过，似乎没有人再能给出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的方案了，我们以后只能在全世界弥漫的迷雾中摸索前进；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过去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那些曾经引导人类的古老地图和航海图不再能够指示我们现在行驶的疆域”。这些都没错。但是，没有了这一类自信、宏大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好事，虽然这并非显而易见；总的来说，这些解决方案所带来的弊端远大于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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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当时的我是霍布斯鲍姆课上的一名学生，我们心中对他充满敬佩，他说的话我们都会全神贯注地听。我记得霍布斯鲍姆当时在谈论学生激进主义的限度。因为他的观点和当时的情绪截然相反，所以他的结论我记得很清楚。他提醒我们，有时候，关键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去解释世界。但为了去解释世界，我们要对它的改变方式有一定的同情。他的这本新著对我们所继承的世界做了很有挑战性的叙述，许多地方很精彩，我们处处能读到他冷静和聪明的文字。如果这本书算不上他的最好作品，那么我们应当想到他设定的标准有多么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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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界发生了一或两个重大变化：比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如，人们不再相信历史，不再相信国家具备改善社会的功能——对此霍布斯鲍姆并非总是感到满意。遗憾的是，这些变化对霍布斯鲍姆的写作带来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有些影响是负面的），对那些最需要阅读它并从中吸取教训的人来说，这本书对他们的作用可能会因此减少。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的无情质疑让他成为希望了解19世纪的人们不可不读的历史学家，可我在他对20世纪的叙述中没有看到这种质疑。霍布斯鲍姆在一篇著名的自辩中提醒我们：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记住其他人希望忘记的事情”。这真是一个苛刻且困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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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95年5月的《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本文是对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所写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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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写于1995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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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德烈·维辛斯基，苏联法学家、外交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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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的里雅斯特（Trieste），位于意大利东北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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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2章 欧洲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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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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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共同体成立距今已近40年，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把成员国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虽然建立欧共体不像其倡导者所宣称的那样功勋彪炳，然而此举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从原则上反对其成立目标的人不多，其成员国从中所获得的实际效益也很明显，比如不受限制的贸易。这也是大家都想加入欧共体的原因。目前，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正进行谈判，商讨实行单一货币，建立共同决策、集体行动的机制；与此同时，向欧洲前共产主义国家许诺它们未来的加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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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共体兑现诺言——促进成员国关系紧密且同时以相同的条件对新成员开放——的可能性很渺茫。首先，1945—1989年之间独特的历史条件无可复制。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对西欧造成的混乱并不比其对东欧造成的混乱小。“二战”后的西欧秩序建立在法德同盟之上，而其根本内涵乃是这样一个对两国而言都可以接受的安排：德国获得发展经济的条件，法国保留政治主导权。战后初期，德国尚未获得它今日的经济实力，法国的优势是真实的。但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那之后，法国之所以能够继续在西欧事务中保持领导地位，完全是因为德国的现实处境——它不可以使用核武器，不可以在欧洲派军，其国际政治地位的由来也是因为三个战胜国在“二战”结束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表现出的宽宏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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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奇特的插曲已经结束了。一个经济事实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从一个制于1990年的图表可以看到，法国的经济影响力只限于“欧洲九国”之内——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原来的六国，再加上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在这九国里，法国是一个产品、服务的进出口大国。然而德国的经济影响力不仅覆盖当前的“欧洲十五国”，还覆盖南欧、东欧的大部分区域。这一经济事实的意义不言自明。法国成了区域强国，其影响范围只局限在欧洲西部一隅。而德国则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之前再次成为整个欧洲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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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影响也给德国带来难题。对于法国而言，国力的衰落和不断下滑的国际地位会让法国人回忆起痛苦的过往；而对于德国人而言，让他们想起伤心往事的则是德国强盛的国力。德国政治家从阿登纳到赫尔穆特·科尔都刻意去淡化德国国力，表示德国会尊重法国的政治主动权，一再强调他们的愿望无非是在繁荣发展的欧洲有一个稳定的德国。如此一来，他们成为自己这套说辞的牺牲品：在1989年之后的欧洲，德国虽然变得非常强盛，却没有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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