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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德国的论者所指出的，尽管德国的用意是好的，可是德国必然会引发欧洲的不稳定，这是难题所在。阿登纳与他的同代人一起塑造的欧洲让联邦德国得以重塑其“后希特勒”时代的身份，而这样一个欧洲目前很难维系，战后的解决方案也基本终结。如今，在欧盟内部，德国与奥地利事实上的结盟并不是1938年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将二者相提并论过于夸张，更是误导。德国扩张主义重新抬头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更不用说军国主义了。但是这样一个在欧洲中部、有自己利益的强大德国会让邻国深感不安，这一点自1871年至今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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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过去的欧洲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样一个由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不愿积极介入国际事务。是否会一直如此是另一个问题——纳粹留下的历史问题不可能一直是德国人良心上的负担，总有一天德国的政治家和选民可以不再抑制自己去做其他大国在做的事情：对外派兵，运用武力或者用武力相威胁来达成国家目标等等。但是，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由德国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欧盟成员国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不作为，欧洲各国的集体行动被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只介入不会引起争议的国际事务，比如环境问题或者人道主义性质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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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悲剧的教训首先是让人们看到欧洲软弱的主导权，欧洲一直极力避免介入，除了维持现状，在集体战略利益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这场在南斯拉夫开始于1991年的战争也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德国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德国人自己不高兴，别的人也不喜欢。在塞尔维亚的宣传中（先是针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独立，后来又针对波斯尼亚外部势力“干涉”）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德国和奥地利谋求重建“德国天主教”的“大中欧”[2]，瓦解南斯拉夫是一个“日耳曼——哈布斯堡王朝”的阴谋。正是因为害怕被这样的宣传绑架，德国这个欧洲最强的国家一直没有很积极地介入战争，直到战争进行了4年以后才决定派出一支特遣队，执行的还是非军事的任务；即便如此，这一决定还是遭到了德国知识分子、政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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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是说法国或者英国做了多么堪称典范的事情。但是，法国和英国还是被迫做了一些事情，不管那些事情多么不充分乃至不可靠——人们越发清楚地看到，联合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非常小，令人十分尴尬，英美于1995年向萨拉热窝派出一支“快速行动部队”。[3]但正因为这是一支英美部队，其行动没有得到“欧洲”任何的支持，这确认了巴尔干半岛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人们的另一个教训：“欧洲”这个大厦的内部是空的，它自私地念念不忘财政稳健和商业优势。正如这里没有能够实施有效影响的国际社会，这里也没有可以施加影响的欧洲社会的存在；这里只有各种强大和不那么强大的国家，至少在短时间里，一个由德国领导下的欧洲不会在这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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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与英国会怎样使用由于派兵获得的有限的国际主动权？这取决于它们的政府从此次波斯尼亚派兵所受到的侮辱中吸取怎样的教训。但是，在英美遭遇苏伊士之辱后40年，它们将重新发现相对的外交自主权的好处和负担。美国不再为它们提供保护，“欧洲”也不是可靠的庇护所。1945年到1989年之间发生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像是久远的历史。随着“二战”离我们越来越远，建起一个与之前不一样的欧洲为何那么重要这个问题也越发没有那么迫切。这也是为何我们不仅要提醒自己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也要提醒自己欧洲共同体只是取得这些成果的手段，而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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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我们将欧盟视作一个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案，像高呼咒语一样高呼“欧洲”二字，在顽固的“民族主义”异教徒面前挥舞写着“欧洲”二字的旗帜，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样做不但不能解决欧洲的问题，“欧洲”这个神话反而会阻碍我们认清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它变成了用来掩饰不同地方难题的一种政治正确的说法，好像只要提及统一的欧洲的承诺，便可以不用去解决目前的问题与危机。当然，如同欧洲已经很强大、团结那样去谈论欧洲也有一定“自我实现”的好处。但是，一些事情和问题靠这样说是解决不了的。“欧洲”更多是地理上的概念，无法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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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96年7月的《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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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变几何”（variable geometry）政策，指一种灵活政策，欧盟成员国可以对是否履行部分条约条款进行灵活谈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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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中欧”（Mitteleuropa），德语，德国政治家弗里德里希·诺伊曼（Friedrich Neumann）在1915年呼吁建立由德国主导的“大中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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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然而，人们注意到，在波斯尼亚的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外国军队（尤其是法国和英国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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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3章 罪行与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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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于欧洲历史以及欧洲历史编纂学的分水岭。“二战”结束50年后的今天，有关这场战争的善与恶及其后果的许多假设都被动摇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已近10年，西方国家对列宁在20世纪历史地位的传统认识也有了重大修正。欧洲帝国的终结以及东欧的复兴让几乎所有有关这块旧大陆的通史著作彻底过时。我们需要新的视角去对欧洲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做一番全新的描述，这个时机现在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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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这本新书初看似乎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本有关欧洲大陆历史的新作，他从欧洲的地质起源一直写到1992年，很有雄心壮志。[1]该书在英国很受欢迎，十分畅销，它因其时间跨度、写作形式及气魄而广受好评，一些历史学家、记者和编辑将这本书选为“年度图书”。要在不到1400页的篇幅覆盖3000年历史且做到全书通俗易懂自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通过本书，我们能够看到戴维斯阅读面甚广，看到他对书中所谈论的主题情有独钟。戴维斯是一个研究波兰的历史学家，他承诺要更多关注东欧，他号称自己的书在同类书籍中独一无二，其原因正是他的书里有更多对东欧的关注。这本书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书中散布着300个“知识窗”（概要介绍），大约每页一个。在这种“知识窗”中，戴维斯会用轻快、独特、易懂的语言描述一个人、一个地方、一种思想或者一个事件；其中写“音乐”（“Musike”）和“圣哥达”（“St. Gotthard”）的文字很有娱乐性和知识性。书中也附有许多图表、家谱和地图等常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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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史》没有能够实现作者的雄心壮志。它根本不是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希望理解欧洲历史的读者不要选择这本书作为自己的参考读物。这还不是因为这本书里存在的各种瑕疵。戴维斯那原本可爱的自吹自擂逐渐让人不能忍受，他在自我吹嘘上完全不知羞耻（他甚至鼓励别人将自己比作吉本）。他似乎对艺术或者观念史知之甚少（他对音乐史比较了解），对经济发展史更是所知无几。他在书中引言部分对几乎以前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大加嘲讽，还嘲弄以前的历史学家视角歪曲，可是他也没有可以指导自己的目标。书中还有些小地方惹人不快：他的章节以及“知识窗”的标题语言晦涩、指涉模糊，他不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而只为秀自己的博学；这些“知识窗”占到每页1/4的篇幅，其内容与所在部分文中的内容没有多少相关性，因而常常会影响叙述的流畅；书中几乎所有有关欧洲政治的地图都被毫无意义地转了90度，如此一来葡萄牙在上方，而华沙就总在图的正中心（这样的制图背后的意识形态昭然若揭）；另外书中的索引不足，注释编排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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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绝大多数雄心勃勃的通史都有这些缺陷或者类似的缺陷，但戴维斯书中的失当之处要严重得多。它不符合一部负责任的历史纲要作品的要求；另外，最严重的问题是，它实在是一本令人生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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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的是，戴维斯在书中有许多事实错误。我这么说的意思不是说他仅仅搞错了几个日期、人名，我想说的是他的书里随处可见各种令人难堪、震惊的谬误，他的老师若是看到了会直斥其为“小学生水平的错误”。在这本书里，戴维斯把英王亨利八世和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一次重要会议的时间弄错，两位国王中有一位在戴维斯写的时间甚至都还没有继位；英国都铎王朝的四位君主（共五位）在位时间都写错了，只有一位的在位时间是正确的；荷兰起义的爆发日期有好几个，戴维斯只写对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在他写300年后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时再次出现）；帕斯卡尔成了罗亚尔港（Port Royal）的“囚徒”。19世纪历史这部分也有很多错误，其中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的时间提前了4年，英国的托尔帕德尔受难者（the Tolpuddle martyrs）被挪到了别的地方，1894年法俄同盟则是连名字和日期都被戴维斯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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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看占全书1/5的20世纪史的错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建立日期错了；可怜的西班牙人拉尔格·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明明是善意的社会主义者，却被写成了共产党党魁；在书中，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在国会得到了纳粹代表的支持，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Kurt von Schleicher）则成了国会成员，而他也并不是；德军占领维希区的时间在书里是1943年，而实际上是1942年；法国、比利时解放时以及之后受到惩罚的通敌者人数被夸大了，比实际人数多了几千人；戴维斯将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的姓氏错拼为Schuman，和他毫无关系的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成了他的兄弟［罗伯特·舒曼比莫里斯·舒曼大25岁，他的名字和“舒曼计划”（Schuman Plan）中的“舒曼”在索引中也被拼错］，戴维斯还在书中写二人在战后组建过一个重要的政党，而事实上戴维斯又张冠李戴了；《核不扩散条约》的签订日期被戴维斯从1968年提前到了1963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时间也被提前了三年；书里说大英帝国在非洲殖民的终结始于1951年尼日利亚的独立，而事实上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加纳，它独立于1957年，尼日利亚要到三年后才宣布独立；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的名言（我很爱德国，爱到一个嫌不够两个才好的程度）被安在了一个没有具名的法国部长头上；还有，柏林墙倒掉的时间迟了约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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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列出来的谬误还只是我读第一遍时发现的，我都还没有列举书中对历史文本或者事件的误读。我毫不怀疑其他比较熟悉某段历史的读者读此书时也会有与我相似的疑虑；有一点我很肯定，那些对古典史学跟我一样不太熟的读者会惊奇地发现，“早熟”的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时间早了一个世纪。戴维斯甚至在书中第865页“故意犯错”，如果他没有那么多的“无意犯错”，这个“故意错误”看起来可能不会显得那么愚蠢。当所有这些错误累积在一起时，读者对于本书的信心就完全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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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另外一个问题是他把握不好分寸。他在书里反复重申自己对西方世界忽略东欧感到沮丧，这种感情本来很合理，但是因为他重复得太多而变得令人生厌。东欧历史上的落后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虚弱有着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原因，而这些基本都被他忽略了。戴维斯在书里用催人泪下的语言长篇大段地描述东欧所遭遇的不幸，但是却很少解释为何会有这些不幸（虽然他追究起过错来毫不含糊，常常是别的国家承担罪责）。光从索引部分就能看到戴维斯在写作此书时对东欧的倾向性和“补偿”：毕苏斯基（Pilsudski）在书中出现11次，多于查理大帝、俾斯麦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领导人出现的次数，连波兰民族主义煽动家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都出现了三次，但是梅特涅（Metternich）、弗洛伊德只出现了两次，曾三度出任总理的法国社会党人士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则是一次都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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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的语言中也有歪曲的地方，特别要说的是他对“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词的滥用。他将法国大革命描述为“法国人对法国人实施的种族灭绝”，在这段历史时期，反革命的朱安党人（戴维斯对朱安党人的“道德操守”非常关心）“遭到革命党人毫不犹疑对其施加的种族灭绝手段”。一个半世纪以后，纳粹对波兰人的政策也被戴维斯定义为“种族灭绝”。这样的用词是很愚蠢的。在18世纪的法国，革命党屠杀的反革命者一般只有几十或者几百人，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屠杀里，革命党一共杀了2000人。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志们毕竟不是波尔布特[2]那一类人的原型，他们没有制订计划去杀掉一半法国人。与之相似，纳粹计划在波兰被占领区除掉了所有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而没有去搜捕、关押以及屠杀任何一个波兰人，这点戴维斯也认同。现代社会所发生的真正的种族灭绝（对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与过去几个世纪发生的针对一些群体和种族（阿尔比教派、胡格诺派、犹太人、爱尔兰人、波兰人和其他人）的屠杀并不相同，虽然都很凶残，但后者的规模要小许多，目的也完全不同；然而，戴维斯对“种族灭绝”一词使用得粗疏导致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本书中没有写清楚。他自己似乎也搞不清二者之间的区别，读者也会受他影响而无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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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戴维斯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就不只是分不清类别了。他会非常不恰当地将一些事物放在一起对比，将另一些视作同等（他称之为“并置对比”），书中许多次这样的对比、对等与全体犹太人和“纳粹大屠杀”有关。事实上，戴维斯的《欧洲史》对犹太人十分关注，尽管这种关注方式很奇怪。比如，在一个标题名为“巴达维亚”（“Batavia”）的“知识窗”中，戴维斯没来由地在最后提醒读者，研究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的一流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是英国学者，他是荷兰犹太人的后代”。当一篇美国的书评问及此点，戴维斯非常恼怒地回复说他这样写和他提醒别人他自己是一位兰开夏郡人没有区别。这样的回答充其量也只能叫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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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现代艺术的一段里，戴维斯称康定斯基为俄罗斯流亡者，称毕加索为加泰罗尼亚流亡者，却称夏加尔为“犹太流亡者”（从哪里流亡呢）。“尽管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有宽恕的信条，但是让二者视彼此为同一个传统的同路人却非常困难。只有基督教徒中最像基督教徒的人才会考虑称犹太人为‘我们的长兄’。”但是几百页之后，当戴维斯写有关犹太解放运动（Jewish emancipation）一段时又这么写道：“现代社会人们在思虑反犹主义的根源时往往忽略了犹太人自己严格实施的与异族隔离的法律。”这是严重的误导：在犹太解放运动之后，即使有信仰的犹太人都放弃了在隔离的社群生活的要求。戴维斯在这里以及在书中其他部分谈到此类话题表现得比教皇更像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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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并置对比”到这里还没有完。在一个命名为“溺刑”（“Noyades”）的“知识窗”中，戴维斯提到了发生在南特的溺杀事件（旺代叛军及其支持者先被赶上船，然后船被凿沉），他先是夸大了死亡人数（他说有数千人被杀，实际的数字在2000到2500人之间），然后他很快转向他的真实意图。1793年发生在南特的悲剧事件戴维斯只用了寥寥10行（他还把年份弄错了），紧接着他用一页半的篇幅将在南特发生的事件与毒气室和焚尸炉进行“并置对比”。他表面想表达的是每一代人都发明过可以用于大规模屠杀目的的技术，但是他真正要强调的其实是别的。他的意思在下面一段选文中表达得很充分：“我们也许可以考虑这样一种观点，纳粹的毒气室其实是一种‘人道主义’，类似于秩序井然的屠宰场。如果犯人怎么都得死，那还不如让他们死得痛快一些，不要让他们在旷日持久的痛苦或是饥寒交迫中死去。而事实上，很多证据表明，纳粹的死亡营的日常运行中伴随着无端兽行的发生。”我们应当从这样的表述中做出怎样的推断？是否可以说，“我们也许可以考虑这样一种观点”，“事出有因”的兽行是可以存在的？一个勤勉认真的历史学家可以把旺代叛军的屠杀视作一场内战中的恐怖主义复仇行为，这样的认识有它的价值。但是，这又怎么能够用来解释系统灭绝一个民族（只因这个民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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