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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戴维斯在学术生涯中的很多时候都致力于揭示上述的各种对等，他也花了不少力气去对比犹太人和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各自的特点，他曾称这种对比为“卓有成效的探索思路”。他一定觉得通过这种探索思路获得的成果足够多，多到他认为可以循此思路在这本新著中做出更离奇的对等来：他居然将屠杀犹太人的纳粹警察大队与犹太区不起眼的罪犯（在犹太人被系统屠杀之前，德国人曾把犹太区内的虚权授予了一些人）的贪腐行为对等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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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知道自己这种对比会引起争议，更不消说他使用的语言毫无同情心，并且他反复用这种语言去写犹太人所遭到的迫害，于是他用书中1168页的第99条注解为自己做挡箭牌。他在注解中引用了一位权威人士的话来证明将“纳粹大屠杀”与其他事件对比没有错。这位权威人士便是以赛亚·伯林。他引用伯林的话称那些拒绝将“纳粹大屠杀”与其他事件对比并且坚持“纳粹大屠杀”是“世所仅有”的人都有其“政治目的”。如果伯林真是这样说的，那么这对戴维斯来说是非常强有力的支持。但是问题是，戴维斯并没有理解伯林的意思。戴维斯引用的话出自由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编辑、于1990年在伦敦出版的《未了结的过去：德国历史上的一场争论》（The Unresolved Past: A Debate in German History）一书的第18页和19页，伯林在此处所表达的意思恰好与戴维斯所说的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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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文字里，伯林所质疑的正是那些坚持把一些历史事件做不合情理的对比之人的“政治动机”。他的原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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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如果要去对一历史事件（尤其是恐怖事件）之独特性进行考查，在将其与类似事件进行比对之前不能贸然下结论说该事件乃人类历史中独有。这样的说法（似乎）很合理，目前人们也正如此对待“纳粹大屠杀”。但是，我们来考虑下诸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独特事件：没人去问法国大革命是否世所仅有，它与“光荣革命”，克伦威尔与清教徒，与公元405年发生在希腊的事情，与古罗马帝国早期的元首统治是否有相似之处，如果确实有相似之处，在政治上又该有怎样的结论。乃至于谈及俄国革命（推动者将其与法国大革命做比），无人作文表示认同或反对该革命，也没有人强调俄国革命与此前所发生历史事件相比是否具有独特性、相似性。因而，在谈论某一事件的独特性问题时，将该事件“置于历史背景之中”并非只是为了对其做某种客观的历史评价。很显然，对“纳粹大屠杀”的独特性所做的考察背后有其政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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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这段话本是对戴维斯的研究方法猛烈的批评，可戴维斯却将它用来抵挡别人的批评，这该是对伯林的文章怎样严重的误读。我其实很乐于假设这种误读的发生只是因为戴维斯不能很好读懂学术性强的文本而已。但伯林说得没错，戴维斯的《欧洲史》带有他的政治目的。买他的书的人们要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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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史》还有些失败之处要归咎于戴维斯本人的独特个性，一位报道他的宣传活动的美国记者这样形容他：“历史学家，民粹主义者，自命的挑战传统者”。（比较起英国记者，美国记者和访问者们更早对戴维斯身上不那么可爱的毛病做出了评价。）诺曼·戴维斯缺乏对准确性的关注这点由来已久，尽管如此，他还在书中的引言部分十分傲慢地批评可怜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检查和核对很重要。”他就卡莱尔的历史写作批评道。）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书评作者这样评价戴维斯写于1973年的第一本书（那是一本关于1919—1920年波苏战争的书）：“这位年轻学者书里的错误信息竟如此之多，这实在很难不让人惊讶。”对他的两卷本波兰通史，一些评论家做了如下评论：安东尼·波隆斯基（Antony Polonsky）评价这本书“细节堆积，十分乏味”，莱维特（L.R. Lewitter）说这本书“对波兰语的翻译有许多是错误的，另外还有许多事实错误”，除开这方面，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都是正面的。之前由于斯坦福大学拒绝给戴维斯教授职位，二者之间的纠纷受到许多人关注，后来斯坦福的教务长不得不将学术审评人的意见公开了一部分，其中有人认为戴维斯有“为巧妙措辞而牺牲准确性的倾向”，还提到了他“下结论反复无常，表达过于笼统”，“许多事实错误似乎由于仓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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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史》一书中许多其他的恼人之处可能是因为戴维斯渴望能够语出惊人。之前讲到他公开宣称要成为吉本，在书中戴维斯专门用一个“知识窗”写牛津出版社，他列出了牛津出版社曾经出版过的伟大作品，其中包括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公祷书》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威廉·布莱克斯通（Sir William Blackstone）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爱丽丝漫游仙境》……以及诺曼·戴维斯的《上帝的游乐场》！在戴维斯的书中潜藏着一种怨恨，这种怨恨偶尔化为偏执。戴维斯在《欧洲史》中好几处地方有要和别人“算账”的意思，都对书本身有所减损，令人遗憾。他先是指责斯坦福和其他北美一流大学对欧洲史的教学没有下足够的力气，随后他又谴责一名剑桥的历史学家，原因是他认为这名历史学家对匈牙利在欧洲历史的重要地位了解不够，戴维斯在书中写道：“这只说明马扎尔人没有到过剑桥。”他还嘲讽牛津的中世纪研究学家莫里斯·基恩（Maurice Keen）写于1969年的《鹈鹕鸟丛书：中世纪欧洲史》（Pelican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是西欧中心论。牛津现代历史学部也因长期注重中世纪（西欧）文本而被他抨击，戴维斯在书中表示，在英国“多数人常常会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从牛津这个知识最高峰上传下来的……”看多了此类批评和责难以后，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柳林风声》[5]中的蛤蟆先生一路上自吹自擂的话以及他唱给自己听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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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的聪明人知道所有事，但是他们中没有人比聪明的蛤蟆先生懂的一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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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声称只有像他那样的东欧研究专家才能真正从整体意义上理解欧洲历史，从他的这种言论中透露着蛤蟆先生不自知的傲慢。他在发表于《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中一篇名为“我如何征服欧洲”（文章标题起得就很有戴维斯的风格）的文章中表示：“如果要写整个欧洲的历史，那就必须是我们中的人来写。”读到“我们中的人”这种表达，我们知道戴维斯对“他们”（指西欧历史学家）的怀疑与许多东欧的民众及历史学家（当然不是全部）的观点合而为一了：他们总能看到许多阴谋小团体用计谋及其他手段故意将“他们”的欧洲排除在西方文明之外。用戴维斯自己愤愤不平的话来说就是：“总的说来，很多人说起西方文明时，并没有将欧洲的全体都涵盖在内（尽管它会把欧洲以外遥远的其他地方算在西方文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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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不但没有合乎逻辑地表达这个观点，而且在事实上直接把这个观点给毁掉了。很久以来，西欧一直需要去重塑对欧洲的过去和现在的理解，即不再只着眼于更幸运的西欧，而是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但是戴维斯认定西欧文明“几乎所有方面的品质都是非常恶劣的”；他谴责诸如“斯拉夫之魂”这样的词语是由“西欧的想象力”生造出来的；对东欧国家倾向于把自己遭受的不幸算到外部邪恶势力头上这点他也表示同意，且不管这种做法只会削弱东欧；最后，他基本上把他写的欧洲史变成了一种宣传，旨在为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而摇旗呐喊。戴维斯偏离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职，而且偏离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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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在对有关犹太问题的发言也是如此。他坚称自己不是反犹主义者，我们要相信他的话。他声称如果要公正地来写东欧，那就没法不得罪一些人；另外，东欧现代历史中大多数时候都跟犹太人的历史纠缠在一起，问题重重，只要谈到某些主题就会有伤害许多人感情的风险。即便如此，这依然无法很好地解释戴维斯在面对批评时所做出的反应。此前他曾跟一位美国记者说过这样的话：“有些地方的人读我写的有关东欧的文章就会觉得不合胃口，尤其是美国的一些人。”那么他所指的这些人又是谁呢？斯坦福大学拒绝给他教授职位之后，他对斯坦福的教务长做了一个回复，他说任何一个触及东欧或者波兰的学者“都注定会撼动很多既得利益者，其中比如说就有国际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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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很清楚了。在《上帝的游乐场》一书中，戴维斯如是告诉读者：“……把波兰的生活抹得越黑对犹太复国运动越有利。”在《欧洲史》中，我们读到马雷克·埃德尔曼（Marek Edelman，他是华沙犹太人起义的幸存者，他后来选择继续留在波兰）因为“反对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在‘纳粹大屠杀’上的观点”而受到“抨击”。（这不是戴维斯第一次在书中“强迫”不幸的埃德尔曼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了，有时候戴维斯会对埃德尔曼说的话的意思做微小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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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似乎我们可以合理地做出推断，戴维斯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当然和反犹主义大不相同——尽管在1948年之后的东欧社会环境中，人们在用这两个词时并不做区分，关于这点戴维斯很熟悉，而且还很引以为傲。因此，在《欧洲史》一书有关“纳粹大屠杀”的一节里，从戴维斯给读者的注释里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材料有许多来自所谓“历史修正主义者”[6]，其数量和他引用的严肃学者的材料一样多，这实在是非常不恰当的做法。《欧洲史》毕竟是一本面对普通读者的书，戴维斯的做法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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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在批评所谓的“大屠杀产业”[7]时引用了一些材料，其中一个是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ey）所作的《他们敢于发声》（They Dare to Speak Out）。保罗是一位心怀积怨的美国前国会议员，他的这本书是为反对“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作，书里多是过火而又不着边际的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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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西奥多·拉布（Theodore Rabb）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对《欧洲史》评价不高，这与此书在英国受到的充满溢美之词的吹捧形成鲜明反差。去年12月《每日邮报》就拉布的这篇文章采访了戴维斯，记者问他怎么看拉布对自己作品的批评。他给出了好几个拉布为何会批评他的解释，但其中没有一个谈到拉布作为一个职业历史学家对一本历史著作在准确性、均衡性等方面的关切；戴维斯说的是：“拉布是在给他的同志们发出一些信号，告诉他们我这本书里涉及犹太人问题，当然他必然不会明说。”考虑到拉布在他的书评里谈及戴维斯对犹太人问题的处理只写了两句话，戴维斯的这番话实在太奇怪。总是保持警惕的戴维斯于是将拉布的批评全部归结到这样一个不足凭信的理由上。另外，拉布的“同志们”是谁？也许是“贤士们”（Elder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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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戴维斯既不反犹太人，也不反犹太复国主义，他甚至也不是亲东欧。他只亲波兰，而这才是了解戴维斯这个人、他的这本书以及各种争议的关键。他此前在芝加哥对着慕名而来的听众开玩笑说他写《欧洲史》其实是“偷偷另为波兰立史”。在他的书里，自查理曼大帝以后的统治者中只有一位被他写进“知识窗”，而这位统治者“恰好”是一位波兰君主。在整本书里，戴维斯念念不忘、反复强调的是波兰人，他也一直为波兰人打抱不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欧”只是一个幌子。故而，在索引中找不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šMasaryk），而从索引上看，原波兰的省级城市利沃夫（Lvov）在书里出现的次数不仅比曼彻斯特、米兰和马赛多，而且比布达佩斯、布拉迪斯拉发、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加在一起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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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戴维斯对波兰的爱，他才会在书里对几个“开明君主国”、犹太人以及1939年以后的西方国家的历史只做简要叙述，并且语言尖刻；他这样写的原因是：几个“开明君主国”瓜分了“使人思念”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犹太人抛弃了波兰；1939年西方国家也抛弃了波兰。也是因为戴维斯对波兰的爱，他对俄国从彼得大帝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有歪曲且有偏见。为了给波兰人1918年在伦贝格（利沃夫）制造的暴乱、杀戮开脱责任，戴维斯专门在书里开了一个“知识窗”，写“俄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另外，戴维斯认为“冷战”结束主要是因为波兰，他把80年代的国际史和武器条约处理得非常糟糕，为的就是能自圆其说。戴维斯开始习惯形容自己为“长期受苦的作者”，他的这种顾影自怜、愤愤不平也许是波兰在历史上一段时间里自我形象的反射——波兰视自己为唯一一个受苦受难的“欧洲的基督”（Christ of nation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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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在对俄国和苏联的处理中表现出了最严重的恶意，仅就这一点，他的这本书就不能被当成严肃的历史著作。他这样的处理是为与主流历史叙述（戴维斯贬之为“同盟国钦定历史”）进行对比。在戴维斯看来，“同盟国钦定”的历史视角自1941年以来就是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流，这些学者研究德国“有一种如同研究恶魔般的迷恋”，他们对俄国很宽容，对大西洋国家一往情深，对东欧国家则漠不关心、一无所知。戴维斯又一次用力过猛，击错了目标。西方阵营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或者在其之后的时间里）达成的协议当然忽视了众多无助的受害者（可是一名历史学家应当告诉读者为何会这样以及当时的西方决策者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另外，英美的学者、作家有些时候的确不了解并不久远的过去在维也纳以东地区曾发生的罪行及其历史的复杂性。但是，如果说他们不了解或者不谈论斯大林的罪行就实在太荒谬了。戴维斯在书中写道：“‘二战’结束半个世纪的今天，对于许多与‘同盟国神话’相抵触的历史事件依然不被正视或看重。”戴维斯这样的表达又如何能够矫正历史叙述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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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要教给我们两件事。第一件，自17世纪以来的俄国史就是一部漫长的侵略史，其中主要的侵略对象就是波兰。俄国的沙皇们伙同普鲁士、奥地利摧毁波兰——立陶宛王国（波兰于1772—1795年之间被三国三次瓜分）；沙皇们吞并波兰土地，驱逐波兰勇士。他们还要为在立陶宛犹太人（“Littwaks”）中间兴起的激进犹太复国主义负责，这些立陶宛犹太人来到波兰以后破坏了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友好关系，后来波兰的反犹情绪高涨，人们却很不公平地只谴责波兰人。沙皇之后，苏俄又再次与德国合谋（1939年）摧毁波兰，许多波兰人被流放，两万多名波兰军官在卡廷被杀害，之后苏俄又派犹太人到波兰搞破坏，这次犹太人又充当了波兰共产党政权的警察，再次给波兰人造成可想而知的伤害，于是犹太人才在战后的波兰遭到不幸的对待。这些西方人都不知道也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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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要教给我们的第二件事是：正因为我们没有认清俄国的真面目，所以才会对德国以及其他俄国的敌人不公；所以我们才会紧紧抓住“纳粹大屠杀”不放，才会不知道俄国给波兰带来的灾难和德国给波兰带来的一样多，且这样的灾难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戴维斯甚至几乎要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人（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辩护：“人们认为（原文如此！）他们拒绝了西方的朋友或认为他们与敌人勾结。”戴维斯自然要专门在一个“知识窗”里讲1945年2月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但是他在叙述此事件时做了“特别处理”：他将此次轰炸写作是苏军请求空中支援的结果，将德国受害者描述为“数十万因苏军部队进军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如此一来，德累斯顿大轰炸变成了苏军发动、盟军共谋的罪行。正如我所预料到的，《欧洲史》的注释中有一条引用了大卫·欧文（David Irving）的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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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在书中的一个“知识窗”里写了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切尔诺维兹（Czernowitz），他这样哀叹道：由于苏联的原因，“这个曾经居住过犹太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罗森尼亚人等诸多民族的生活丰富多彩的地方如今却成了乌克兰的一个了无生气的落后省城”。可是他却没有提及纳粹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犹太人曾经是这里人数最多的民族，纳粹导致了他们的灭绝。最后，戴维斯在书中正文插入詹姆斯·巴克切（James Bacque）的一段话，詹姆斯·巴克切认为，1945年以后，在美国政府故意忽视或者直接允许的情况下，德国战俘大量死亡。戴维斯漫不经心地在书中引用这样的论断是一种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读者若读到本书第1170页第4条注释便会知道，这一论断已经受到数位可靠的历史学家的“强烈质疑”。事实上，无论是该论断还是詹姆斯·巴克切本人都已经被证明完全不可信。这点戴维斯可能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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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曾称法国共产党为“异族党派”。借用下这个说法，诺曼·戴维斯就是“异族历史学家”。他已经“波兰化”了，波兰人所特有的偏见他也有。像他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基思·希钦斯（Keith Hitchins）也是这样的“异族历史学家”。基思·希钦斯是美国人，最近刚出版《牛津罗马尼亚史》，这本书的写作基于罗马尼亚某些通行的民族历史的假设，该书的学术水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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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细致、周密地对待研究对象，追求对它的同情式理解，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完全认同它。牛津大学已故历史学家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他就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因为长期在法国历史、文化中浸淫，他获得了一种如他在一本书中所写的“第二身份”，但是在学术研究中，他总是会回到自己的第一身份。另外，科布在自己的工作中一直抵御法国当代的各种偏见；他毕生的工作就是持续不断地反击占据主流位置的现代法国国民革命的神话。另外一位已故的英国伟大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很敢于打破常规，戴维斯表示自己很敬仰泰勒，可是与科布一样，泰勒也是与戴维斯错误的历史研究方法相反的例子。泰勒的学术生涯中也是一直发出令同行震惊的言论，挑战传统观点，可是他对事实一丝不苟，另外就是他会反其道而行之，背离自己的偏见来写历史。泰勒非常不喜欢德国，但是他在他的那本极受争议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中却试图为希特勒推卸其在“二战”中的责任。虽然他的判断是错的，但是这本书却是一部杰作。更好的历史著作可能需要一个历史学家背弃一个民族的陈词滥调以及令其安慰的事物才能写得出来。这样的想法戴维斯似乎从来没有过，他只会走捷径，对所谓“同盟国钦定历史”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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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戴维斯的这本书会在英国受到这样的赞誉呢？（得再过一段时间才会有更深思熟虑的评论出来。）当然，英国学者在评论这本书时都指出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尽管发现了问题［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认为书中对“在战争期间协助轴心国者过于宽容”，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觉得书里的“错误多得让人尴尬”，尼尔·阿彻森（Neal Ascherson）提到书中的“并置对比”“让人感觉冷酷无情”，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 Armesto）认为书中“新闻学上的学识不够”，蒂莫西·布兰宁（Timothy Blanning）和雷蒙德·卡尔（Raymond Carr）认为这是一部“沉溺于自我”的作品］，但都表示这是一本杰出的历史著作。很少人对戴维斯做出的论断或是他对史料的运用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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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新引进的集中式的学术评价体系让英国曾经尖刻无情的书评文章无法再犀利，在这种评价体系中，某院系是否可以获得学校评分（以及资金）将取决于院系外的学者的评价。直到今年以前，戴维斯都是伦敦大学的资深教授；在审读那些实力雄厚的同事发表的文章或著作时，人们都会表示几分敬意，以期他日同行评审时自己也能得到同样对待。无论是否有意识，这种习惯都会影响审阅者的心理。不管是否是这个原因，它都无法解释剑桥大学的布兰宁教授在其文章中的言论：在他《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题为“吉本东行”（“Gibbon Goes East”）的文章里，他对戴维斯毫无同情心的“并置对比”仅做出了以下很令人不安的评价：“本书中一些章节的部分会给某些人造成很大冒犯。”这种回避问题的做法非常不光彩。戴维斯的章节如果造成了冒犯，布兰宁应当说出来，然后给出恰当结论；如果这些章节没有冒犯到谁，则应当做出结论，我们各自所属的民族或所信仰的宗教决定了我们在伦理和学术上不会对书中所谈论的问题有相同的敏感。可布兰宁却拿出了一个肤浅的多元文化的借口放弃了批评的责任，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这样的刊物上不应当有这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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