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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Davies，Europe: A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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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尔布特（Pol Pot），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1975年带领发动红色高棉运动，奉行极左政策和大屠杀，在他统治期间，被处死或者饿死的人数为100万到300万，占当时约800万人口的1/4。——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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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波林》，音译，原名为Polin，一份研究波兰裔犹太人的杂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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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贝塔尔组织（The Betar Movement），贝塔尔运动是由吉夫·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Ze’ev Vladimir Jabotinsky）于1923年在拉脱维亚的里加成立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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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一部经典童话，书中讲述了四个要好的动物朋友——鼹鼠、河鼠、獾和蛤蟆的冒险故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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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里的“历史修正主义者”指的是要对犹太人在东欧遭受的悲惨境遇“翻案”的人，主要是一些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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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谓“大屠杀产业”是指，针对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纳粹大屠杀”的叙述以及将其用作建立以色列国的理由，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嘲讽这种将“纳粹大屠杀”用于政治目的的做法并形容其为“产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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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此处的Elders出自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中文译名包括“锡安长老议定书”“犹太人贤士议定书”。这是一本于1903年在沙俄首度出版的反犹太主题的书，原始语言为俄语，作者不详，其内容为描述所谓“犹太人征服世界”阴谋的具体计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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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波兰人视自己的国家为“基督”，虽然受难，但终将“复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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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卫·欧文是一位专门研究“二战”军事史的右翼英国作家，因其在有关纳粹德国的著作中同情第三帝国和反犹主义、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而广受争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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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夜空的暗淡群星”（“meaner beauties of the night”）出于亨利·沃顿爵士（Sir Henry Wotton，1568—1639）的诗歌《波西米亚女王》（The Queen of Bohemia）的第一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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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4章 “冷战”为何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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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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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战后的伦敦长大，当时的伦敦还在烧煤、用蒸汽机，市场里的商贩还骑着马，汽车不常见，没人听说过超市是什么（超市里卖的大多数东西也没人知道）。无论从社会地理、气候环境、阶级关系、政治联盟，还是从其工业贸易以及社会上遵从权威的习惯来看，半个世纪前的人都可以立刻认出1950年之前的伦敦。连战后工党政府的各项“社会主义”伟大计划也是来源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的改革思想。当然，战后的伦敦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一样，无论是现实图景还是道德风貌都被战争和经济衰退改变。然而，正因为这个原因，遥远的过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离当时更近，也让人更感熟悉。在一些重要方面，20世纪中期的伦敦还是一个19世纪晚期的城市。即便如此，“冷战”早已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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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50年前的世界是多么不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在他的优秀著作《我们现在所知的：重新思考“冷战”史》（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中所着力强调的观点。“冷战”持续的时间很长：从战后与苏联的谈判失败（1947年）到1990年德国统一一共持续了43年，这个时间远超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无休止的战争所持续的时间，比17世纪臭名昭著的“三十年战争”的时间更长，也只比托马斯·杰斐逊去世（1826年）到列宁出生（1870年）之间相隔时间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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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朝鲜战争正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那个时候的欧洲领导人出生于非常不同的年代：1871年，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统一了德国，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德国总理阿登纳在此后不久出生（丘吉尔出生于1874年，阿登纳出生于1876年）；他们刚刚开始注意公共事务的时候，俾斯麦还是国际外交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即使比他们两位稍微年轻些的同时代人，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领袖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de Gasperi）或斯大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0年也已成年，由于更早时代的格局和冲突的影响，他们对政治尤其是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早已定型。在我们轻易地将“冷战”与后原子弹时代的种种困境混为一谈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发动“冷战”的这些人看待世界的视角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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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迪斯对这方面的考虑很敏感，这是本书的众多特质之一。这本书其实不是一本关于“冷战”的历史著作，而是许多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有关重大主题和危机的系列文章，如欧洲的分割、德国问题、亚洲的冲突、核战略的矛盾等等。加迪斯的文字明晰，他运用常识性的、不会引起争论的方式去处理极有争议的问题；另外加迪斯对涵盖范围极广的英文二级文献的知识让人印象深刻。他凭借对美国外交政策历史的专门知识已经写就四本有关“冷战”的长篇幅研究著作。［1］但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将迄今为止在苏联和东欧档案中发现的丰富史料以及最近从美国披露的史料汇合在一起，并给出一个涵盖了我们目前知识状况的对“冷战”的一般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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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本书的标题才会用“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个可能让人感到遗憾的标题。加迪斯在这个标题中强调“现在”的意思是，他总结了我们对过去50年历史的知识状况，等到我们知道更多信息时，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读者和一些评论家一样，可能很希望这本书可以自信地给出对终局的论断：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很遗憾，这本书并不提供这种论断，因为加迪斯非常清楚地知道，无论刚刚解封的档案看起来多么有价值，过高估计从中所获得的知识和对历史的理解是危险的。毕竟，无论“档案”中是共产党讨论会议记录，还是从外国政府截获的信息、间谍的报告，甚至是警察的线人和“合作者”的名单，我们都不能从中得到真相。我们必须考虑各种因素：制作这些文件者的动机和目标，这些人有限的知识，下级给上级的报告中存在的八卦或奉承，意识形态或偏见所造成的对事实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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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能以某种方式确保某个信息是真实且重要的，将来的某个时间里披露出来的任何一份文件都无法最终解决某个重大的历史争论——例如，18世纪法国的档案很久前就已经公开，然而这么多代人一直在就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和意义进行着史学史上的激烈辩论，这些辩论到现在仍在继续。而在“冷战”问题上，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还缺什么样的文献资料（来自双方的史料）。因为现在无法阅读到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档案，这意味着历史学家仍然无法给出对苏联时代所做的决定或最高层的决策过程的描述。［2］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谨慎是必需的。在一些国家里，一些档案和个人文件被有选择性地公开，还有一些档案和个人文件被公开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这种行为的危害甚大；一些地方（特别是在法国）出版的流行历史书从新近公开的苏联和东欧档案中搜寻史料，为的是“揭露”过去的叛徒，这种做法损害了整个相关历史书籍的声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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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迪斯很谨慎。一些学者的著作利用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的史料，他在书中充分利用了这些著作以及《“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Bulletin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这份刊物会讨论许多新近正被考证的史料。但他使用这些史料主要是提供说明，他很少用这些史料来解释；1950年金日成与斯大林的通信被他用来解释当时的情况，他的结论是，斯大林起初不愿支持金日成的计划，直到斯大林明确地知道将由中国人采取行动并承担责任才同意支持金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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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迪斯在书中引用的历史学家一样，他认识到无论新史料多么有趣，它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事情都不是我们一无所知的。例如，在南斯拉夫与斯大林发生争吵期间选择性公布的文件，或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在1956年和1968年进行“共产主义改革”的短暂时期公布出来的材料，发生在苏东集团内部有关各种决定和冲突的历史对我们来说从来都不是空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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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果来看目前已经出版了的和正在被讨论的新信息，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多得惊人。如果我们将来自各方参与者的回忆录、部分主要文献、第一手的敏锐观察以及判断准确的历史分析都考虑在内，我们会发现其实“冷战”的历史早就有了。用两位大量使用新的主要文献的学者的话说：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西方的‘冷战’史学认为苏联在‘冷战’期间对东欧实施了统治，这从根本上来看正中目标”［4］。一些西方政客（以及学者）之所以没能够把握“冷战”的性质（特别是在其初期），不是因为缺少文献，而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说：“华盛顿的国家领导人没有想到，而且很可能也无法想象到苏联在贝利亚[1]时代的秘密警察支持下进行的占领对被占领的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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