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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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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欧洲没有回旋余地；苏联所依赖的常规地面部队远远优于北约，北约所依赖的机载核武器远优于苏联。由于这种僵局的存在，一些动向和误解有可能会在其他地方产生。最新的证据表明，杜鲁门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假设斯大林想要借朝鲜进攻韩国来转移西方列强的注意力和军事力量，或者以此作为在欧洲发动军事行动的前奏。他们想错了，但他们确实相信这一点；他们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加强北约的力量，另外计划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这些举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理性和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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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的政策的特点是不把在欧洲以外发生的事件看作当地局势进展中的事件，而是当作欧洲局势的某种信号，或者干脆当成欧洲局势在这些地方的翻版；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3]在中东“屡屡失误”（加迪斯语）到在越南发生的灾难都是此类政策的结果。但美国的这种倾向来自这样一种认识，即无论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冷战”的中心在欧洲；必须防止“冷战”在欧洲变成热战，并且只有在欧洲才可能结束“冷战”。我们现在知道，苏联当时也差不多有同样的看法。斯大林勉强地支持了朝鲜进攻韩国的计划，他和他的继任者都对中国的行动表示严重怀疑。但最终，他们纵容了在朝鲜、越南和其他地方的冒险举动，可他们绝不会在德国或巴尔干地区批准类似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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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苏联垮台以后，一些对历史所做的解释依然顽强存活，但是随着档案的开放，这些解释不再具有说服力。一厢情愿地寻找美国负有发动“冷战”的主要责任的“修正主义”现在注定是要失败的。当然，欧洲的分裂以及世界被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让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大受裨益，但这在1947年时还很不明朗。无论如何，是英国人［尤其是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而非美国人第一个在战后做出无妨暂时不去解决德国问题的结论。受罗斯福的传统影响的美国谈判者一直试图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直到耗费了很多时间以后才停止了这样的努力。还有另一种修正主义所运用的策略，即提出“冷战”和相关的军事冲突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的社会和政治进程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有人需要对某件事情的发生负责，但是实际上不能将责任归到任何一方。用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的话说，“谁发动了朝鲜战争？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问”［12］。但这种立场并不成立。我们只从很普遍的意义上才会去说所有直接原因都有长期的决定因素。现在因为有了更好的信息，关于1947年在德国举行谈判的破裂、朝鲜战争爆发、在柏林发生的数次冲突以及其他事件，我们也许可以在苏联头上找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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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圈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受人厌恶：情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间谍会严重影响事件的进程。有时人们会把那些寻找西方负有责任的证据、持修正主义观点的人跟这种观点联系在一起。鉴于西方国家和苏联情报界在对结果预测上的糟糕记录，这种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证明这种偏见并不正确。间谍在“冷战”时期（尤其在初期）非常重要，而且他们不仅在著名的窃取原子弹机密案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苏联安插在法国外交部和英国统治阶层中的情报人员多年间大量泄露情报，在巴黎的苏联使馆以及在柏林的苏联间谍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内幕信息。苏联的情报网络明显优于西方国家，因为它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在一些国家部署好了情报网络。苏联的弱点在于它的领导人不听或者不能理解情报人员试图告诉他们的信息（这是一个苏联长期存在的问题）；最恶劣的一次发生在1941年春，斯大林拒绝相信情报人员对他发出的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所有警告。正如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某个地方所说的，“我们有这样的对手真是幸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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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许多西方的“冷战”分析人士虽然明白情报以及现实政治在那个时代的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可他们始终没有领会到的是：如果说苏联表现得像一个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大国，然而它毕竟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帝国，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帝国。新史料披露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其中一个便是：在苏联领导人考虑问题时意识形态所占据的位置，对此加迪斯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三个相互竞争的学说。第一个学派认为，应当把苏联的决策者的行为和思维想得与美国人大致一样：他们也需要给国内的利益集团好处，他们要计算本国在经济或军事上的优势；他们追求的目标与其在西方国家的对手所追求的很相似，虽然相互间存在竞争关系。他们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无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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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学派坚持认为苏联的决策者们继承了沙皇的传统：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应当视他们所使用的意识形态语言具有偶然性，不用太重视，在处理它们时不需要过多考虑。第三个学派认为，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领导人在描述这个世界时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他们所理解的语言；因此，要了解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他们受意识形态影响下所做的各种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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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学派支配了美国的“苏联学研究”很多年，一直以来它都可悲地没有能够理解苏联这个政治体制，如今它和苏联一起不复存在了。第二个学派显然可以成立，乔治·凯南是该学派最老练的代言人。即使我们知道一点共产主义，但只要我们对俄罗斯的历史有充分的了解，我们仍然可以参照“传统的”外交标准大致理解1939—1990年之间苏联的外交政策。此外，只要曾经与上一代的东欧共产党“干部”打过交道，就绝对不会认为这些人是受更高理想驱动或是为了保持共产主义理论的一致性而去做事。然而，现在看来已经很清楚了，在“冷战”时期，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领导人在考虑问题时，意识形态的确有一定作用。这点对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来说也是一样，他们对世界的预设塑造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苏联领导人的预设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到了斯大林去世的时候，这些预设的内容也就不过是粗糙的经济决定论再加上对国际范围阶级斗争最终胜利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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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一个事例，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听说了杜鲁门主义之后，他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第一次会议所做的报告中表示这是英美之间存在裂痕的证据，而且这样的证据越来越多，因为美国“将英国从其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势力范围排挤了出去”。1946年克里姆林宫的内部备忘录完全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描述杜鲁门，称他代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驻柏林的情报官员将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举动和讨论（他们对此倒很是灵通）分析为他们之间“经济关系紧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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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苏联一次又一次将西方国家的行为简单地假设为纯粹为了经济动机和利益而行事。从莫洛托夫到最低级的情报人员或共产党干部是否真的相信他们所说的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他们彼此之间说的和对外部世界说的任何事情都是用这种死板、含混不清的语言来表述。即使戈尔巴乔夫（或者说，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是三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的产物）也经常用这样的语言思考和说话，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产生的结果时真的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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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迪斯正确地批评了西方的“现实主义”研究者的一个缺陷，他认为这些研究者没有理解到：并非只有客观的或可测量的利益才会让人去做出某种行为，人所想的、所相信的东西也会有这样的效果。但是，他又进了一步写道：是“老人用力过度的行为模式”（他指的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让“冷战”从其发源地欧洲蔓延到亚洲以及一些最不可能的地方（比如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安哥拉，特别是古巴）。这些人到了晚年时在异国他乡重新找到了自己青年时期的革命浪漫情怀，这时他们似乎不再是衰老的共产党干部，而是又一次变成了革命的布尔什维克。这样写似乎想象力过于丰富了，不过确实也是多余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意下面这样的说法：除非我们认真对待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观点，同时承认莫洛托夫所说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机会出现，他们会去做能够促进自己政治利益的事情，否则我们完全没法理解苏联的历史（因而也就不能理解“冷战”的历史）？当然，他们也会用革命的理由来为苏联干预外国事务正名；另外，我们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知道，古巴人的热情真的打动了赫鲁晓夫。但是，作为人类行为的动机而言，人的兴趣、信念、情感之间本来就不是互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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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迪斯强调苏联领导人身上存在着“老年人”的谬见，这将我们带回了我的出发点。从美国的角度来看，1947年战时同盟国联盟的崩溃宣告了“冷战”的开始（直到最近，大多数有关“冷战”的历史著作必定是从美国——尤其是美国的角度来写的）。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曾经指出，在1946—1947年大约18个月的时间里，华府的政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美国的国家政策和舆论从那以后变得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14］但是，加迪斯希望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冷战”，他让我们不要将“冷战”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一起不幸的国际事故，而是将其看作这场战争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尤其是斯大林渴望吞并苏联军队所占领的新领地所致的结果）。但是，为什么不更进一步去看呢？毕竟，在当时的人看来，1945年的欧洲不只开启了一个未知的未来，它也延续了那个令人记忆犹新的真实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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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政治家的角度看（大多数高层领导人可以凭借个人的回忆和亲身参与的经验来看这些年），1900—1945年的欧洲面临着四个难题，而且这四个难题相互之间又存在关联（它们是欧洲所面临的难题，因而也就是全球所面临的难题）。这四个难题分别是：如何恢复1871年之后由普鲁士主导的德国崛起所打乱的国际均势；俄国革命在国际范围内造成了影响，如何平稳地让俄罗斯重新回归国际社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了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如何拯救国际经济并让经济重新恢复到1914年之前的稳定和增长水平；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经济和政治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英国国力渐渐衰落，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随之减小，如何去填补这个变化带来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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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4—1947年间，人们对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辩论，而不论哪种方案，人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理所当然地将它们与过去联系在一起。如果法国能仿效1894年的俄法同盟关系与苏联结盟，那么这将会是法国很大的成功，然而法国没有什么可以给苏联人的东西。［15］许多联邦德国人，特别是阿登纳，完全不反对放弃东部的普鲁士（这些信仰天主教的莱茵兰人反正非常不喜欢普鲁士，而且普鲁士让他们感到非常恐惧）以此来换取与他们在历史上熟悉的土地更紧密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西欧地区单个的民族国家，法国社会党领袖莱昂·布鲁姆和丘吉尔很有前瞻性，他们都对西欧国家组成一个共同体抱有热情，他们希望这个共同体可以弥补西欧各国在战争中间所遭受的损失。斯大林的举动让人想到俄罗斯帝国——扩充领土是其悠久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事情，另外他也吸取了近期的经验教训，他对德国的弱点加以利用，以此来确保苏联帝国能够拥有西部腹地（如同之前的俄国统治者利用18世纪的波兰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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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环境给推行这些熟悉的策略造成了以下几个困难：第一，德国与俄罗斯之间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国家；第二，苏联政权本身具有的显著特征；第三，德国西部没有了可以与之形成对抗之势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问题都不存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罗马尼亚的大部分国土在1914年还在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以及俄罗斯帝国境内。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这些国家的独立地位得到了确立，可如果缺少西欧国家的意志和力量，它们的独立地位无法维持；1938年时的西欧国家没能表现出它们的意志和力量（希特勒证实了这点），而到了1945年，刚刚经历过战争的西欧国家压根儿就没有了意志和力量（这次由斯大林证实）。但是因为这些中东欧国家曾经获得过独立，这才让苏联对它们的占领尤其令人厌恶。与此同时，对于被战争削弱的西欧国家而言，比较起过去俄国沙皇在中欧或东南欧的意图，共产党政权的性质让苏联的野心的威胁更大。英国的经济当时处于衰竭状态，法国在国际政治上不再有影响力，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只能说服美国来取代自己的位置，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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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冷战”其实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它持续的时间那么长。让美国介入欧洲事务是为了防止发生进一步的变化，西欧因此获得了进行重建所需要的稳定和保护。讽刺的是，美国的表现就如同沙皇俄国在1815年拿破仑战败之后的20年中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成为欧洲大陆的警察，保证不受控制的革命力量不会进一步破坏现状。苏联可以在它的势力范围内进行独裁管治，西方国家承诺不对中东欧进行干涉，苏联则承诺不会再向西扩大势力范围——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实际上对这个安排感到相当满意。［16］这个结果自然让几百万波兰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高兴不起来；但因为同盟国的大多数决策者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当作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他们在解决方案中没有占据重要地位也就根本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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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因此在欧洲和全球的历史中占据了很长的时间。以下两个原因让事情变得复杂。首先，在欧洲发生的结盟以及分裂与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去殖民化的政治交织在一起，这给有关各方带来了有严重误导作用的后果。一种奇特的“贸易”在1956—1974年间发展了起来：西欧和美国将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出口到发展中国家，把资本主义的西方作为这些国家模仿的榜样并敦促它们接受自己的习俗和惯例；西欧和美国换来的是一些革命神话及原型，这些革命神话和原型的目的是挑战西方国家的平淡以及相对的繁荣。苏联进行了类似的交易。它也出口了19世纪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社会主义，它得到的是新的渴望成为革命者的人虚假的忠诚，他们的活动在短时间里让已经黯淡无光的布尔什维克遗产过往的信誉恢复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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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核武器的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核武器的存在给决策过程带来了混乱并因而带来风险。苏联在军备竞赛中几乎总是远远落后（虽然波将金公爵的后继者们运用纯熟的技术将这一事实在美国面前隐藏了许多年）；但苏联在这方面的缺陷只会让其领导人出于补偿的目的而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同时，美国的决策者花了很多年（也花了大笔的钱）才理解核武器作为治国的手段并无用处，而杜鲁门似乎一开始就本能地理解了这点。核武器毕竟不是长枪短矛，你只能备而不用。然而，作为一种威慑力量的核武器有它的用途，但这也只有在当你和你的对手都确信你最终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时才有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总会觉得这场“冷战”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制造巨大的恐怖，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或这场“冷战”大多数参与者的意图，人们的这种预想就显得太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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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种新的因素存在，“冷战”的性质似乎发生了改变，它变得与此前发生的事件都极为不同。“冷战”结束的时候，苏联解体，有些人因而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自1990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情况不完全如此。世界自1950年以来肯定已经完全改变：马和煤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所象征的社会性格和工作形式也没有了。伟大的改革工程没有了，至少暂时如此。但是，现在我们赢得了“冷战”，我们能够比以前更好地看到这场“冷战”要去处理（或遮蔽）的一些困境现在仍然伴随着我们。我们从最近的历史可以知道，我们需要的解决方案依然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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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为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著《我们现在所知的：重新思考“冷战”史》（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和由朱利亚诺·普洛卡奇所编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48、1949三次会议纪要》两本书所写的书评，本文最早发表在1997年10月的《纽约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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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格鲁吉亚人，苏共高级领导人，长期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首脑，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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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Giuliano Procacci, ed.,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1947/1948/1949（Milan: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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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年2月25日—1959年5月24日），美国共和党籍政治人物，于1953年至1959年出任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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