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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化研究稀释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各方都是输家，问题不止于此，问题还在于戈兹沃西完全没有任何幽默感，她对荒诞之事也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她很肯定她在书中提到的这些英国作家在他们笔下的巴尔干的人物和环境面前都摆出高人一等的派头，她很肯定他们在嘲笑“东方人”的怪癖，就是因为她的肯定态度让她错过了最佳材料。如果好莱坞制作的《曾达的囚徒》（1937）代表了无情的资本主义剥削所达到的极致，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鸭羹》（Duck Soup, 1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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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兹沃西在她的书里没有提到马克斯兄弟，但在西方流行文化中，说起对有关巴尔干刻板印象的“利用”，他们的电影乃是迄今为止最有名的，尤其是现在德古拉这个电影形象与他在多瑙河的故乡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了。可以肯定的是，《鸭羹》将文学和电影上的刻板印象发挥到了近乎无情的效果，但其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大反转。当我们嘲笑弗里尼亚国时，我们不是在嘲讽塞尔维亚或罗马尼亚；我们是在把电影行业的陈词滥调拿来进行嘲笑。在达雷尔针对巴尔干早期的各种尔虞我诈所写的滑稽模仿作品里面也有与《鸭羹》相同性质的借外面的事情讽刺本国的事情，但戈兹沃西不会告诉你这些。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的《兑换率》（Rates of Exchange, 1983）依赖的是比如《第三人》（The Third Man）这样的早期作品中的“借外讽内”。《兑换率》讲的是一个不幸的英语讲师的故事，故事发生在齐塞奥斯库政权晚期的布加勒斯特。它读来不仅仅是好笑而已，作者在其中描述了当时的事件，其准确的程度令人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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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戈兹沃西不能欣赏许多英国作家所写的关于“巴尔干”的作品中的戏仿、拼贴、自嘲，那么这不只是因为她缺乏欣赏能力，也是因为准确和模仿似乎都让她相当不舒服。她不喜欢英国人（或西欧人）对希腊在巴尔干危机中的失信行为所做的批评（“摆着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是将希腊人‘巴尔干化’的典型做法），她将这归因为偏见和殖民心态。戈兹沃西的确也承认，在她所讨论的一些小说中，20世纪早年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政治动荡的历史得到了相当公正以及善意的体现（现实与小说的主要区别是，在卢里塔尼亚的结局更快乐，残酷也要少一些），但对于这些小说里对现实近乎真实的反映她只是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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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戈兹沃西对她讨论的材料有一种愤恨之情。很简单，外国人在这里不受欢迎，他们不应该到这里来打扰。她在书中用斜体引用了伊迪丝·达勒姆的《阿尔巴尼亚高地》中的一句话：“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厌倦了‘外人’对巴尔干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外人忽视巴尔干地区时，他们在嘲笑和贬低这里。他们若出于文学目的利用这里的资源则是为了自利，而且会给巴尔干地区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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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外国人不辞辛苦地去了解这块土地，甚至出于同情而进行干预，那也是不行的。戈兹沃西写道，近年来，“这片地区就像是一块空白的画布，欧洲政治的无意识禁忌和隐藏的焦虑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在了这块画布上。”她在书的最后部分批判了“基于媒体之上的良心产业”，她认为这种良心产业“在国内外制造了无数新的‘他者’以满足人们对参与的无尽欲望”。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她说的“他者”是塞尔维亚人。然而因为丽贝卡·韦斯特亲塞尔维亚，戈兹沃西很明显对她表现出同情，丽贝卡·韦斯特是书中唯一一位受到优待的英国作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戈兹沃西的视角是多么褊狭，而且她也完全无力抵抗这种褊狭的视角对自己写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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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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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视线从巴尔干地区转到中欧让人有一种解脱之感。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中欧在其历史中所遭受的委屈以及让中欧的人们无法忘怀的过往都是可以和巴尔干地区相提并论的。毕竟，希特勒来自中欧，他对德国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冲突有一种偏执的、挥之不去的念头，这种念头显然根植于当波希米亚仍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历史之中。[5]波兰人或捷克人在本民族最阴沉的历史时期会挣扎于阴郁、怀疑的讽刺和悲伤、自怜的感伤情愫之间。生活在巴尔干地区的人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处境。如果要去“发明”波希米亚，或对人们所知甚少的中欧书写一部补偿性质的历史书，那么这本书一定会是一本悲伤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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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德里克·萨耶尔（Derek Sayer）的《波希米亚的海岸》（The Coasts of Bohemia: A Czech History）不是一本悲伤的书。这是一本有关捷克人的艺术、文学和政治的雄心勃勃的书，作者的笔触优美，富有同情心。他在书中集中讲述了组成捷克的三个地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历史，但最主要的部分是在写波希米亚，特别是布拉格，书的时间跨度从19世纪的民族觉醒到捷共统治下几十年的衰落期，萨耶尔在捷克几个世纪里的宗教、神话和历史之间沉稳、优雅地来回穿梭，他热情、投入，却不受那些常见的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民族幻觉蛊惑。对于几百年间来自国外的伤害或忽视，他几乎从不会矫枉过正。也许萨耶尔的书里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书中的材料过于丰富，所以他偶尔会在书里列举各种人名和艺术作品的清单，连续数页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例子，有时读起来像是百科全书，甚至让人觉得有些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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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耶尔在他书的开头流露出了一点要防御的意思，他提醒读者捷克在历史上一直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他坚持认为，波希米亚不属于东欧，它甚至不是特别的“放荡不羁”[6]。如果波希米亚的发展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也可以像西方一样，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再说，历史上它也几度就像西方一样。“我们”只有在它的危机与历史的主流交汇时才会考虑到它，比如1620年的白山战役（Battle of White Mountain，该战役发生于“三十年战争”早期，许多新教徒在波希米亚的庄园被反宗教改革的军队毁坏），1938年（《慕尼黑协定》），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及1989年（天鹅绒革命）。除此以外，波希米亚是不在西方意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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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耶尔认为，波希米亚应有的地位不仅在其自身的历史而且也在西方人的历史中被剥夺。有多少西方人知道捷克在语言学或者现代艺术上取得的成就？萨耶尔抱怨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曾经举办过一个名为‘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及其遗产’的‘全面’回顾展，展览图录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然而无论在其文本部分或是其非常详细的年表或者索引中都没有任何有关布拉格或捷克斯洛伐克超现实主义团体（the Czechoslovak Surrealist Group）的内容。”他没有说错，另外他没有对此大做文章，因而他的观点能够很好被人接受。1948年后，在欧洲的版图被重新划分之前，像卡雷尔·泰格（Karel Teige）这样的捷克前卫艺术家在西方确实更为人所知道以及理解——尽管在《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前，创作了以波希米亚的史诗为主题的画作［《斯拉夫史诗》（The Slav Epic）］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邮票插画的伟大民族画家阿尔丰斯·慕夏（Alfons Mucha），当时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世纪末”巴黎装饰派艺术海报设计师（他的名字被人拼写为Alphonse Mucha），且现在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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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萨耶尔找到自己的节奏感以后，他的书读起来让人感到十分惬意，他照例将现代捷克艺术、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和英国历任首相的狭隘、无知做对照，对被战争、占领、外国的无视扼杀的世界主义（彼时在捷克正处于最盛时期）致以了必要的敬意。本书所用的原始资料几乎都是捷克语的：百科全书、回忆录、古文物研究者所写的手记、传记、展览和博物馆目录、旅游指南以及很多其他的材料，包括捷克前一代人的历史研究，这本书本身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形式的补偿性学术研究。但萨耶尔在书里对这些材料的利用可称为典范，唯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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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外是：根据萨耶尔在书中的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时间里，匈牙利曾对斯洛伐克的学校和说斯洛伐克语进行过打压。他所用的数据和材料几乎全部来自捷克。但事情从匈牙利的角度看则相当不同。另外，萨耶尔在书里的其他地方也承认，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中，没有人清楚所谓“斯洛伐克”语指的是什么语言，“斯洛伐克”农民指的又是什么人。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说斯拉夫语的匈牙利农民，并且这样的说法也同样成立。他们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什么人在使用什么样的数据以及为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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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耶尔在描写细节和列举实例时从来不知疲倦，他对该地区精神财富所做的描述和分类胜在广度，而非质量（从波希米亚民族觉醒到60年代初）——萨耶尔在书中不辞辛苦地列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作曲家、画家、诗人的名字，他没有对他们做事无巨细的介绍。如果国家确实是构建出来的或是想象的产物，那么“捷克性”的诞生便是个非常好的例子，它可以说明这种构建或想象可以在非常广阔的范围进行：从广告牌到书籍插图，从图片画廊到体育俱乐部，再从公园到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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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的情况由于许多原因显得十分有趣（毕竟其他地方也有着与捷克相似的经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种捷克的身份感（“捷克性”）早在扬·胡斯（Jan Hus）发起宗教改革（比马丁·路德早一个世纪，远远早于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之时便已经存在了。扬·胡斯于1415年被罗马天主教会以异端的罪名处以火刑，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以内，布拉格和波希米亚依然是文学和宗教的堡垒；1620年，它们被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的军队攻破，波希米亚王国的统治阶级受到惩罚，他们或被流放或被处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群讲德语的随军人员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政治精英。在之后的200年中，捷克语（以及遗留下来的独特的捷克身份）被驱赶到乡下，虽然它继续存在了下来，但只限于口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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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维多利亚中期，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人口仍然由讲德语的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以及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以斯拉夫语为母语的农民组成。这些农民与世隔绝，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然而，到了1910年，由于民族觉醒的倡导者和工匠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再加上工业化的快速进行，许多讲捷克语的村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城镇，布拉格和其他多数大城镇都以说捷克语为主（尽管德语仍然是“有教养阶层”的语言）。1918年捷克宣布脱离奥地利独立，捷克人将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民族，这个新的民族的界定方式是：只有他们会说的语言以及随着这门语言所形成的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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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语言、身份以及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民族神话（另外还有伪造历史创造和维持这些民族神话）以及身份和认同感在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用途，萨耶尔要说的话很多。即使是他书中最被推崇和被神圣化程度最高的主要人物托马什·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萨耶尔也不抱任何幻想。这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任总统撰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名为“捷克问题”（The Czech Question）的著作。这是一本教导性质的书。出于政治上的权宜考虑，托马什·马萨里克在该书中很机会主义地利用了宗教偏见和民族神话，以此宣称捷克的民族认同其来有自；对此萨耶尔也毫不避讳。对于阿尔丰斯·慕夏的《斯拉夫史诗》（这是一组以中世纪时捷克的神话到现代捷克历史为素材的巨型油画，全部画作于1928年完成），他写道：“从一个层面来看，阿尔丰斯·慕夏对宗教图案的滥用证明宗教当时已经变得非常世俗化，但是这组作品同样见证了国家和民族上升到了神圣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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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耶尔对最敏感议题的处理方式令人印象尤其深刻，这又是一个东欧国家共同拥有但带有鲜明捷克特色的主题。尽管按照当时中、东欧地区的主流标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自由、法治和平等的社会，然而它还远远不够完善。1918年后，捷克人在总人口中仅占一半，其余还有斯洛伐克人、德国人、犹太人、匈牙利人以及次喀尔巴阡山脉的鲁塞尼亚人（现在那里是乌克兰西部的一部分）。萨耶尔谈及捷克在独立前从各种艺术主题到街名都会强调“捷克性”：“当然，这个当时新近被国有化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文化表征，体制将其强加在人口的现实情况之上，这个现实就是捷克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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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族神话、古迹、博物馆、学校课程等首先都会强调“捷克性”，强调20世纪捷克民族复兴以及捷克在诗歌、音乐、语言等方面的辉煌。在讨论到1918年之后的捷克人将19世纪的文化史用于民族主义和反对德国的政治目的时，萨耶尔写道：“国家博物馆、斯特恩贝克宫的画廊、波希米亚皇家学会以及其他机构并不是捷克民族复兴在早期的体现。它们中很多后来才被用来为‘民族复兴工程’服务，有关它们的建立过程后来也被‘盗用’进了捷克民族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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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后的捷克在整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面前呈现的形象相当狭隘——而且，它被标榜为自由和世界主义的国家，这会对人产生误导作用。鲁塞尼亚人和匈牙利人被忽略了。大多数斯洛伐克人仍然是最多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民，他们则受到蔑视。犹太人没有受到歧视，但他们因为说德语，也因为他们的犹太人身份而需要面对潜在的反犹主义情绪。德国人只有在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北部和南部的“苏台德”地区在人口上占多数，他们历来遭人憎恨，在政治上也被轻视。慕尼黑协议签订以后，捷克土崩瓦解，匈牙利和波兰各抢占一个小角，斯洛伐克宣布独立，德国人拿走了剩下的土地，只有捷克人感到悲伤（还有犹太人，他们后来认同了捷克共和国，不过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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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耶尔没有忍住，表现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怀旧情绪。它就像德国魏玛，在政治变得越来越丑陋的同时，创新艺术却在蓬勃发展；但他很快也承认那一股国家民粹主义的暗流正是从民族觉醒时期延续而来，这种民粹主义暗流一直都是不祥之兆。“二战”期间，捷克没有受到过大损失。萨耶尔提醒我们，在希特勒所残害的36万捷克和斯洛伐克受害者中，有26万是犹太人，这个事实在战后的纪念中被刻意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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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先是将捷克土地上的犹太人几乎全部灭绝，之后到了1945年，捷克人又通过武力将剩下的德国人和匈牙利人驱逐了出去。其结果是，在战后重建的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只有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因为希特勒的原因，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们所宣称的话成真了：这里的土地只属于捷克人，这里的人都是捷克人（或勉强包括斯洛伐克人）。“这个国家复杂的民族和社会问题不复存在了，到了这个时候，在这里实施一个属于单一民族的行动方案的时机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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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捷克共产党于1948年2月掌权。萨耶尔在书中谈论了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对此问题他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捷克的共产主义不是俄国人强加的，它深深根植于捷克政治和文化的土壤之中。为了证明他这个观点，他不仅引用了1946年那个广为人知的选举结果：那一年捷克共产党在捷克的三个地区举行的自由、公开选举中表现得比欧洲其他地方的共产党都要好（在斯洛伐克人们则表现得要沉默许多）。他还指出，捷克共产党成功地将“二战”前在捷克国内流行的大量在艺术、音乐、历史、教育、民俗方面的标志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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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耶尔提醒读者，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总统于1945年5月和1948年2月间颁布、支持的法律为共产主义在道德和物质上奠定了基础：剥夺所有者财产，驱逐少数民族，企业国有化，惩罚政敌的手段包括监禁或不允许参与公共生活。他正确地得出结论，如果捷克共产党能够建立起一个如此具有压迫性的、一致的、无情和充满怨恨的政权（甚至按照共产主义的标准来看也很严酷、压抑），其责任必须部分由捷克共产党前面的民族自由主义者（national-liberal），乃至社会主义者承担：这些人强调“我们”与“他们”，捷克人与外国人以及人民与贪婪的统治者和其他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区别，捷克共产党的工作因此而变得轻松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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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捷克的共产主义时代之前还是之后，捷克民族感情之中那种狭隘在一个流行于19世纪的短语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这个短语便是“Male ale nase”，它的意思是“虽然小，但它是我们的”，这个词的使用范围包括从国内风景到体育运动的成绩。另外萨耶尔也注意并记录了一个捷克短语“U nas”，这个短语的使用情境非常多样，它可以用来指“今晚来我们家吃饭”这句话里的“我们家”，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祖国”，“我们”这个词含蓄地将所有不是来自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排除在外。萨耶尔还应该补充一点，这种语言上表现出的从温馨的家庭生活轻易地滑向种族中心的排外主义倾向也存在于许多其他欧洲语言中，包括匈牙利语、其他斯拉夫语言以及德语（Bei Uns）和法语（Chez nous）。相比之下，英语和意大利语中没有这种倾向。将hearth（壁炉前的地面）、home（家庭）、homeland（家园）、homogeneity（均匀性）以及heimat（故乡）如此轻易地混为一谈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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