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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能够接受时，他们可能会认识到，对于奥地利和伊斯坦布尔之间这片土地而言，在很漫长的时间里，过多的外国利益和介入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之所在是外国在这里的利益太少了，介入也太少了。《代顿协定》（Dayton Accords）签署的时候我在萨格勒布，我当时和一群克罗地亚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说：“看吧，美国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我问他：“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朋友回答说：“你难道不明白吗？美国想方设法在巴尔干地区获得了军事据点，他们一直在等这一天。现在他们永远不会离开了。”我又说：“可是你告诉我说问题在于西方对这里根本不关心。”他说：“是这样的，他们不关心。”我从来没有想过美国或任何其他西方大国会想在巴尔干地区“获得据点”。我以为真正的问题是西方世界对巴尔干地区彻底的冷漠。然而，不论是克罗地亚的知识分子，还是塞尔维亚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巴尔干地区都是英国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最关心的地区。或者它们应该如此。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否则怎么来解释发生在这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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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的海岸》里平心静气的反思与《发明卢里塔尼亚：想象帝国主义》里愤懑不平的否认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两位作者的方法和关注的问题不同所导致的；捷克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讨论已经能够赶上历史本身前进的步伐了，在匈牙利和波兰也是如此；然而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在罗马尼亚，甚至在希腊这些国家中，展现给民众的本国历史仍然充满禁忌，或者会遭遇学术上的自我审查。在这些地方，对历史的妄想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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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多数西方人对前南斯拉夫所知甚少而且也漠不关心，对此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很多南斯拉夫的作家、学者、艺术家要么对外国的干涉或支持表示愤懑（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存在偏见），要么依旧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派”[8]的一些已然幻灭的错误观念，他们不能头脑清醒地去思考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错过了向世界解释自己国家的机会。南斯拉夫的一些前共产党官员后来转变为了民族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能够让国际社会把他们当作国内领导人和国际上的对话者的原因之一便是知识分子没有尽好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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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1989年之前的几十年里，没有西方领导人被哄骗到认为可以与那些共产党国家的治理者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如亚当·米奇尼克和哈维尔这样的人早期付出的努力，美国或西欧的外交官里没有人会认为可以与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ak）“谈正事”，也没有人会认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甚至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是“政治家”。然而，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和比尔·克林顿却把克罗地亚前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和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当成“政治家”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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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西方盟国和联合国在巴尔干地区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灾难，这些混乱局面不能归因于后殖民主义幻想或类似于卢里塔尼亚幻想。克罗地亚前总统图季曼看起来，并且有时做起事来就像一个现代弗里多尼亚国的独裁者，但他可没有被冷落或嘲笑，国际社会很认真地对待他，于是他自己也把自己看得很重要。西方领导人如果能对不久的过去在巴尔干地区上发生的可怕事件多一些了解，那么他们在说话和选择朋友上面可能会更谨慎一些。这样的知识肯定会让他们更好、更有效地对这里的局势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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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地区有很可怕的过去，那些令人不适的图像的确是真实的。戈兹沃西写道：“在巴尔干地区发生的残暴的战争在20世纪末的欧洲其他地区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尔干不是真正的欧洲。”她轻蔑地称之为20世纪90年代“一种新的东方化的方式”。但事实是，这样的战争在绝大部分欧洲的其他地区的确是不可想象的。这不是因为欧洲大陆的其余部分是优越的——尽管它无疑是比较幸运的，这是因为我们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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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面对现实吧。20世纪在欧洲爆发的战争中，真正称得上残酷的都发生在东欧和东南欧。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甚至西班牙的现代历史都无法和1914年之前、1941年和1948年之间或者自1991年至今（1998年）发生在巴尔干国家的内战和国家间的冲突中人们流离失所的痛苦、凶残的暴力以及持续发作的丧心病狂相提并论。只有德国在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所发动的灭绝战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而且这些灭绝战争在现代社会中早已成为绝对邪恶的象征。“只要西方观察家不去对这片地区进行‘东方化’，那么东欧或东南欧的历史就会和西欧的历史相像”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之所以会如此可怕当然是有其原因的，但它们的确就是可怕的；这不是一个被想象、发明、代表、建构、占有或东方化的结果。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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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为韦斯娜·戈兹沃西的《发明卢里塔尼亚：想象帝国主义》和德里克·萨耶尔的《波希米亚的海岸》所写的书评，最早发表在1998年9月的《新共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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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是：“And what should I do in Illyria?”选自莎士比亚《第十二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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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里塔尼亚”（Ruritania）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国家，出自英国作家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的小说《曾达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Zenda）。——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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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alkanize，“巴尔干化”（将某地区分裂成敌对区域）；balkanized，“四分五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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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鸭羹》是一部滑稽的喜剧作品，拍摄于1933年，由莱奥·麦卡雷执导，格鲁乔·马克斯和哈勃·马克斯两兄弟担任主演。该片主要讲述的是两个虚构的国家：弗里多尼亚国（Freedonia）和西尔凡尼亚国（Sylvania）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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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他的《巴尔干的鬼魂》（Balkan Ghosts）一书中做了这样的暗示，他认为希特勒背景里的中欧元素带有某种“巴尔干特质”，对此戈兹沃西对他进行了斥责，戈兹沃西的批评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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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ohemian（放荡不羁）这个词是从地名Bohemia衍生出来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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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古舟子综合征（the Ancient Mariner syndrome），源自柯勒律治的经典诗作“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文译作《老水手之歌》或《古舟子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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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主义“实践派”（Praxis school of Marxism）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该流派的活动中心在贝尔格莱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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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二部分 大屠杀和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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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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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阿尔及利亚危机上升到了最严重的程度，阿拉伯人炸毁法国人在阿尔及尔开的咖啡馆，法国政府默许驻扎在当地的法国军队使用酷刑，伞兵上校要求使用一切手段结束恐怖袭击。在这样的时候，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出版了一本名叫“阿尔及利亚与共和国”（L’Algérie et la République）的小册子。［1］阿隆不去讨论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双方各自诉诸感情上的和历史上的主张，只用他独有的文风解释为何法国应当从阿尔及利亚退出。法国既无意愿亦无手段强行统治阿拉伯人或者在法国国内给予阿拉伯人平等的地位。如果法国人不离开，则事态会持续恶化，最终法国人还是要离开，只不过时间晚一些，但是若拖到那个时候，形势肯定要糟糕许多，阿拉伯人的怨恨将会更严重。法国给自身造成的损害其实要比它对阿尔及利亚人造成的损害更大。应该做的选择很简单，那就是法国必须离开阿尔及利亚，无论这个选择看起来多么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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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过后，有人问起阿隆他为何没有对彼时许多人热烈讨论的问题（酷刑、恐怖主义、法国政府实施的政治暗杀、阿拉伯的民族主张、法国的殖民传统）发言。阿隆回答说：“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些问题，我又何必参与讨论？要紧的不是去分析悲剧的根源，也不是去指责谁造成了这样的悲剧，要紧的是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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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中东的灾难各路人的评论和指责混乱不堪，阿隆冷静、清晰的头脑让人倍加怀念。因为解决巴以冲突问题的方案也十分明显。以色列的存在需要被正视。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阿拉伯人最终要接受这点，许多人已经接受了。以色列不能将巴勒斯坦人从所谓“大以色列”中驱逐出去，也无法让他们融入进来：如果把巴勒斯坦人驱赶到约旦，那么约旦就会爆发危机，从而给以色列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巴勒斯坦人需要一个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国家，他们也将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巴勒斯坦国。两国的国境线将按照双方于2001年1月在塔巴举行的谈判中绘制的地图进行划分，根据该地图，1967年的国境线将有所调整，但是几乎所有现在被以色列占领的区域都将归还巴勒斯坦。在占领区域中的以色列定居点的命运已定，其中大部分将会被拆除，许多以色列人私下都承认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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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无法拥有回到原先居住地的权利，同样的，犹太人也应该抛弃重返曾经的家园这个过时的想法。耶路撒冷基本上已经是按照种族被划分成不同区域，它最终将成为两国共同的首都。局势稳定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它们也有共同关切的安全问题，它们最终需要学会合作。对于如哈马斯这样以社群为基础的组织需要给予其机会，让其由恐怖组织转型为政党，最终它们会转型。这样的先例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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