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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世界其他地方而言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让以色列对自己的传统描述听上去很荒诞。以色列目前是一个地区性殖民国家，据一些统计数据来看，它是世界上第四大军事国家。以色列是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国家所该有的象征和能力。相比之下，巴勒斯坦当然很弱。巴勒斯坦领导人的缺陷很严重，它的恐怖分子的行径很血腥，以色列拥有事实上的军事和政治主导权，因而，以色列须承担起推动局势走出目前僵局的主要责任（尽管我们也能看到以色列无法负起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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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色列人却看不清这一点。他们自己眼中的以色列仍然是一个由受害者组成的小群体，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十分克制与不情愿地防御着自己。1967年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1]中获得了胜利，以色列因此变得傲慢起来，此后的30年被极度无能的以色列政治领导层浪费掉。在这30年中，以色列人在占领区建起非法定居点，心里滋生出一种对他们所鄙夷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对美国的冷嘲热讽（他们无耻地利用了之前美国出于善意的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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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对叙利亚、黎巴嫩的真主党、哈马斯下属的武装派别或任何其他极端组织都构成不了任何持久威胁。相反，正是因为以色列针对这些组织的攻击均会做出预期的反应，长久以来它们才获得快速发展。但是现在的以色列政府已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于近乎毁灭的境地。上个月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中那些蠢到相信以色列领导人的话的人将被斥为内奸并处决。以色列政府已经基本上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中所有可靠的对话者全部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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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阿里埃勒·沙龙所做出的“杰出成就”，他的所作所为正是以色列恶劣本能的表现。他在以色列军人中以其战略上的无能而臭名昭著（他大胆地开进坦克，虽取得战术上的成功，可是却完全没有能把握大局），沙龙表现得非常糟糕，我们中许多人一直担心他会如此行事。他重复了他在1982年占领黎巴嫩行动中从说辞到其他方面的所有错误（在驱逐阿拉法特事件中他也试图重复这些错误）。沙龙对阿拉法特的“执念”让我想到雨果笔下的督查沙威，沙威倾注自己的全部生活与职业用来做一件事，那就是摧毁冉阿让，他为此目的不惜用任何手段，不顾任何理性，最终自己也失去理性（当然，这样的比喻对于沙龙和阿拉法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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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凭借一己之力使阿拉法特在国际中的地位达到近年来的最高点。如果他有朝一日真的除掉阿拉法特，可是炸弹手却继续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他们肯定会继续攻击），到时候沙龙应该做什么？如果以色列对杰宁和拉马拉的阿拉伯人的所作所为激怒了以色列境内的年轻阿拉伯人，然后这些年轻人决定发动自杀式袭击，沙龙又应该做什么？他会派坦克进入加利利吗？还是在海法市的阿拉伯人居住的区域竖起电铁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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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和以色列政治集团需要为目前的危机负主要责任（更不要说以色列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洗脱起责任来就像彼拉多[2]），但是他们并不是唯一需要谴责的人。以色列无论做什么都假设自己背后有美国支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不管乐意与否都需要为这个烂摊子负责。在过去30年里，从基辛格到比尔·克林顿，只有在美国的催促和干预下，人们才会开始认真努力去实现中东的和平。那么为何布什政府会袖手旁观这么久，进而激起国际不满并且损害美国未来的影响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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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美国总统仍然把提议的内容局限在3月底和4月初提出的虚伪建议之中：在控制自杀袭击者方面“阿拉法特要做到更多”？要知道，这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领袖被困在三间房里，能用的只有一个手机。在当前这个危机的形成过程中，为何科林·鲍威尔这样一个成熟、聪明的人会温顺地接受沙龙所提出的完全没有诚意的要求：开启任何政治谈判先需要有一段“绝对和平期”（以色列方面实施的零星的暗杀除外），时间长短由他决定？据《纽约时报》4月9日消息，“自3月29日以色列坦克和武装直升机开进约旦河西岸，已有2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美国政府为何坐视不理？简单地说，为何美国政府自愿受“恐怖主义”这一说辞的摆布，沙龙什么时候想用都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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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这都是因为“9·11”事件。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即使布什也认识到需要警告以色列不要采取“定点暗杀”行动，他去年8月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但是自从“9·11”事件发生以来，“恐怖主义”、“恐怖分子”这样的词直接让有关外交政策理性的辩论不再可能。沙龙只消宣称阿拉法特是“恐怖分子组织”首领，美国政府便会不无尴尬地支持沙龙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我们被“反恐战争”这个新辞令催眠了：任何政客只要能令人信服地给自己国内或国外的反对者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那么他至少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一般除了关注以外美国政府还会提供更多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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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这个词几乎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头禅，之前我们的口头禅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其他。“恐怖分子”这个词和其他词一样，只要提到它，所有进一步的讨论都无法再进行。这个词的历史很久远：希特勒和斯大林往往都将各自的对手称为“恐怖分子”。当然，恐怖分子的确存在，就好像真正的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也都存在；针对平民实施的恐怖袭击是懦弱者采取的行为。但是问题在于，“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这些词都是一些修辞手法，变化多端，以色列经常用这些词最后可能会自食其果：以色列的建国者中就有许多犹太恐怖分子，另外不久之后联合国可能会通过决议将以色列定为“流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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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中东问题，首先美国得放弃对“反恐战争”这种辞令的执迷，因为这只会对问题的解决不利，而且让美国的外交政策被沙龙所左右。美国需要表现出一个大国应该表现的样子。美国政府不能再听任自己被沙龙胁迫而一直保持缄默，而是应当要求沙龙与巴勒斯坦方面没有被他的行动害死的代表展开对话。在两年前，甚至一年前，先停止一切炸弹袭击然后才进行对话这样的要求，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言还算合理。但是由于沙龙的所作所为，凡是愿意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的巴方代表将不再能满足此等要求。因此，不管有没有炸弹袭击，双方都需要进行谈判并签订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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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色列人会问自己怎么能和那些纵容对以色列发动自杀袭击的人对话。巴勒斯坦人会反诘，他们跟那些声称想要永久和平但是却在过去一年里建了30个新的定居点的人没什么好谈的。双方都有充足的理由彼此猜疑。但是必须要让两边进行对话，除此以外别无选择。［2］再往后两边的人民将不得不开始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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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遗忘的事情有很多。巴勒斯坦人记得1948年发生的大规模驱逐，记得土地征用、经济剥削、约旦河西岸地区被殖民、政治暗杀以及每天发生的数以百计的各种微小的羞辱。以色列人记得1948年的战争，记得阿拉伯国家从1967年以前到现在都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并且反复威胁要把犹太人赶入地中海，记得去年发生的平民被随意屠杀这样的可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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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东的记忆并不独特，甚至在记忆的痛苦程度上也并不突出。20年中，爱尔兰共和军频繁地发动袭击，他们将信仰新教的平民当着他们孩子的面枪杀在自家门口。新教徒们也开枪予以还击。目前暴力事件仍然有，虽然发生的次数大大减少，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温和的新教徒与新芬党中的温和派进行公开谈判，格里·亚当斯[3]和马丁·麦金尼斯[4]合法政治领袖的身份也已被人们接受。1944年，德国党卫军在法国奥拉杜尔村（Oradour）活活烧死了700名法国人，其中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屠杀发生后不到6年，法国和德国便走到一起，两者的合作（舒曼计划）成为新欧洲建设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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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最后的动乱中，许多波兰人被乌克兰人从自己的土地驱逐或杀害，也有众多乌克兰人被波兰人从自己的土地驱逐或杀害，被驱逐和杀害的总人数成千上万。这样一种发生于一个群体内部的疯狂暴力事件非中东所发生的事件可比，就算以目前的伤亡率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还要互相打几十年才能达到与之相当的死亡人数。但是尽管有那样惨痛的回忆，今天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不仅和平共处，而且两国还沿着安宁的边境线展开日益紧密的协作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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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可以做到的。在今日中东，巴以两国各自沉浸在密封的记忆与民族叙事中，对方的痛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是曾经的法国人与阿尔及利亚人，曾经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曾经的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尤其是爱尔兰阿尔斯特省曾经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亦有过这样的经历。要消除处于敌对关系的两个群体之间的隔阂并不是什么神奇事件，但是事情发生的顺序是很清楚的：首先要有政治上的解决方案，一般而言，这个解决方案是由外部力量自上而下地强加在两边民众头上，而且常常发生于双方相互的怨恨已经达到顶峰之时。只有这时，人们才能开始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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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沙龙即将在整个中东地区开启又一轮持久的死亡、衰退的循环，目前可能是阻止它发生的最后时刻，美国总统也终于承认了这一点。对于以色列而言，这毫无疑问是最后时刻。以色列会在阿拉伯人得到他们的土地、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从内部衰落下去。许多人因为害怕被认为支持沙龙而选择不来以色列，很快国际社会中更多人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最终以色列将会被国际社会抛弃。沙龙给巴勒斯坦人带来许多伤害，可是他们将比沙龙活得长。以色列的前景就不那么确定了。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中东危机意味着爆发国际战争的风险加大，也意味美国的反恐战争（无论怎么描述这场反恐战争）可能会失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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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东观察家出于好心，他们有时将信心寄托在交战双方能对各自的利益有理性、开明的认识。这些观察家认为，巴勒斯坦人应当接受以色列的主导地位，以此换得物质上的繁荣和人身安全，这样一来他们的处境会好很多，他们迟早也就会放弃追求完全的独立。他们甚至要说沙龙派进坦克背后有战略考虑，那就是：只要能吓倒阿拉伯人，他们就会知道如果打下去他们将会有多大损失，从而答应以色列的条件停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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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所有的殖民幻想中最危险的。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在法国统治之下的生活毫无疑问要比在取代法国的本民族专制政权统治下的生活更好些。这样的说法放在许多曾经由英国统治的前殖民地身上也成立。但是，衡量一个地方的生活好坏不完全是从当地的收入水平、人均寿命甚至安全来考虑。正如阿隆所指出的那样：“假设人们会为利益而牺牲他们热爱的东西，我们这个世纪所获得的经验就会被否定了。”这就是为何在对待阿拉伯人的方式上，以色列人在走向一条不归路。除了进行和平谈判并最终解决问题以外别无他途。如果现在不开始，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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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2年5月《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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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7年6月初，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它发生在以色列和毗邻的埃及、叙利亚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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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彼拉多，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的犹太总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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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新芬党主席。亚当斯于20世纪60年代加入了反对英国统治北爱尔兰的运动中，他在加入该组织后积极主张以暴力解决北爱尔兰问题，并参与策划多起暴力袭击事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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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丁·麦金尼斯（Martin Mc Ginnis），未成年便参与民权运动，随后加入新芬党，曾是爱尔兰共和军高级将领，也是推动北爱和平进程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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