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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两位教授提出的令人不自在的问题恰恰在以色列国内得到最充分的传播，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以色列日报《国土报》（Haaretz）的一位以色列专栏作家如此描述美国的外交政策顾问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和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他们在对美国政府的忠诚与以色列利益之间的分寸拿捏得很好。”保守立场鲜明的《耶路撒冷邮报》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有“很强的亲以色列情绪”。我们是否也应该指责以色列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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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在讨论以色列问题时害怕被认为是反犹主义，这种恐惧会造成三重破坏。首先是对犹太人不利。当然，反犹主义的确真实存在，我在50年代的英国长大，对此有所体会；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更不能将反犹主义与在政治上对以色列或它的美国支持者提出的批评混为一谈。其次是对以色列不利。美国对以色列承诺无条件援助，这样做也就是鼓励以色列去不顾后果地任意采取行动。以色列记者汤姆·塞格夫（Tom Segev）认为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文章“傲慢”，但是同时也承认：“他们说得没错。如果美国之前能把以色列从其自身中解救出来，现在我们的生活会更好……美国的以色列游说团体损害了以色列真正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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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自我审查对美国自身不利。美国人的这种恐惧令其无法加入快速变化的国际对话。前以色列和平谈判代表丹尼尔·利维（Daniel Levy）在《国土报》上撰文指出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文章应当是一个警钟，它提醒人们以色列游说团体正对美、以两国造成伤害。但是我想更进一步地说，这篇由两位在巴勒斯坦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现实主义”政治学学者完成的文章是一个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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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伊拉克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并未开启中东民主新时代，但它却终结了始于1967年战争的时代，在这段时间中，美国与以色列结盟主要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因素，是美国出于“冷战”的战略考量；另外一个因素，是美国人当时对“纳粹大屠杀”记忆的敏感以及对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亏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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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上讨论的内容一直在变化中，东亚地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我们拙劣的努力没能改造中东，此败举及其对我们在中东地位可能造成的持久影响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现在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打仗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在这里其实已经完全没有影响力了。最有可能的是，“纳粹大屠杀”对于现代人来说越来越遥远，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看来，一名以色列士兵的不当行为不能因为他的曾祖母丧命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而被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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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强大的实力和国际名声为何会与这样一个极富争议的中东小附庸国紧密相连？这个问题对于将来几代的美国人将不再不言自明。欧洲、南美洲、非洲或者亚洲民众已经无法理解此事，他们在问：美国在这件事情上的判断为何会与国际社会的判断存在差距？美国人可能不会喜欢这样的问题背后的含义，但是它却很紧要，因为它直接与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相关，而与反犹主义无关。我们不能对其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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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针对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刊于《伦敦书评》上题为“以色列游说团体”一文的回应文章首次刊于2006年4月的《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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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指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秉持的理想国际主义，也被后人称为“威尔逊主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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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9章 在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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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6岁那年第一次读汉娜·阿伦特便是读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这本书现在在我看来依然是阿伦特的代表作品。它不是阿伦特最具哲学思辨的作品，书里面的观点也不尽然都正确，最后，它肯定不是阿伦特最受欢迎的作品。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并不喜欢，我当时是个热血的社会主义者加犹太复国主义者，阿伦特在书中的结论让我非常不安。但是从那以后到现在的这么多年中，我认识到阿伦特最优秀的品质都在此书中得到展现：直面让人痛苦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不附和官方观点；不但在她的批评者中间也在她的朋友间激起论争；最重要的是，她会挑战被人广泛接受的观念，让人们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观点。阿伦特在她的政治写作中在这个主题上花费的心血比其他主题都要多，我想谈谈我的想法，来纪念阿伦特这样一位“人们内心平静的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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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欧洲战事结束后，阿伦特在她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里谈到，“邪恶的问题将会是战后欧洲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如同‘一战’后死亡是根本问题一样”［1］。在某种意义上，她当然是绝对正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死亡的记忆令欧洲人的精神饱受创伤：主要是在战场上死亡的人数多到令人难以想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暴力和死亡充斥在诗歌、小说、电影和艺术中，多数情况下是对暴力和死亡的批判，但是时常也会带有怀旧的情绪，比如见荣格（Ernst Jünger）或者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的写作。“一战”的武装暴力当然也渗进了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平民生活之中，形式很多样：准军事小队、政治谋杀、政变、内战，还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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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二战”之后，对暴力的崇拜在欧洲人的生活中基本消失了。在“二战”中，不仅仅是士兵受到暴力伤害，平民更是备受暴力蹂躏（“二战”中发生在占领区的种族清洗及种族灭绝的死亡人数，要多于在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欧洲各国无论战胜战败都已被战争消耗殆尽，没有人会对战斗之光荣或死亡之荣誉再心存幻想。对于这场战争中发生的规模空前的残暴和罪行，欧洲各地的民众当然都不陌生。人类何以如此相互残害？最重要的是一个欧洲民族（德国人）何以会试图灭绝另一个欧洲民族（犹太人），他们为何会这样做？在阿伦特这样敏锐的观察者看来，这些问题将不言而喻地成为欧洲摆脱不掉的问题。她所说的“邪恶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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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阿伦特当时是正确的。但是她的观点经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被人理解。希特勒被打败以后，在纽伦堡审判中，律师、立法者的确在有关“反人类罪”以及对“种族灭绝”这个新罪行的定义等问题上花了很大精力——在那之前，“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词甚至都不存在。但是当法庭正对这些在战争期间于欧洲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定义时，欧洲人却在尽力忘掉这些罪行。从这个意义上说，阿伦特说错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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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许多年里，绝大多数欧洲人没有去反思有关邪恶的问题，而是决绝地置之不理。今天我们会觉得这很难理解，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在许多年中，针对德国人计划将欧洲的犹太人集体灭绝[1]这一罪行的思考并不是战后欧洲（或者美国）精神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在内，都尽其所能地忽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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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欧，人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有四个原因。首先，“二战”中对犹太人犯下罪行的主要地方在东欧，尽管这些罪行是由德国发起，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中主动帮助德国人施暴的民族也不少，比如波兰人、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其他民族都曾经参与过。于是在东欧的许多地方，人们急切地需要忘掉曾经发生的事情，对这些无比可怕的往事避而不谈。［2］第二个原因是，许多非犹太民族的东欧人本身也是暴行（德国人、苏联人以及其他民族所实施的暴行）的受害者，所以当他们回忆起战争，他们自然想到的是自己本民族所受到的苦难以及所遭受的损失，而不会想到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犹太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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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到1948年，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区域已经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苏联官方将“二战”描述为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在苏联境内称其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对于苏联政府而言，希特勒主要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至于他的种族主义则不是那么重要了。苏联境内死去的数百万犹太人当然被算入苏联死亡的人数，但是在历史书和公开纪念活动中，他们作为犹太人的身份则被淡化甚至是被忽略。最后，在被共产党统治几年之后，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压迫替换了它们被德国占领的记忆，有关犹太人被灭绝的事情也就被看得更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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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欧的情况完全不同，但是遗忘也在那里同步发生。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以及1943年以后的意大利在“二战”中被占领的经历对这些国家来说是羞辱，战后这些国家的政府倾向于忘记战争中自己的通敌行为及其他屈辱，只强调英勇的反抗运动、民族起义、解放和烈士。1945年之后的很多年里，即使一些对战争期间发生的事情很了解的人（比如戴高乐）也故意去宣传本民族英勇受难的民族神话以及大量民众英勇抵抗外敌的事迹。战后的联邦德国，人们起初的情绪也是为德国受到的苦难而自我怜悯。“冷战”开始以后，新的敌对关系随之而来，再去强调“冷战”中已经是盟友的国家以前发生的罪行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所以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德国、奥地利还是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希望回忆犹太人的受难史或者导致犹太人受难的世所仅有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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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何当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1946年将他写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经历的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Se questo è un uomo）拿给意大利大出版商伊诺第（Einaudi），结果却被当场拒绝。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了。在当时以及之后的一些年里，纳粹主义恐怖行径的标志是伯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和达豪集中营（Dachau）而非奥斯维辛集中营；强调一些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被驱逐更符合战后各国对战时本民族抵抗行动的叙述——这种叙述很宽慰人心，而因种族原因被驱逐则与这种叙述不是太吻合。后来莱维的书最终出版了，但是出版这本书的是一个地方小出版社，只印了2500本。几乎没有人买，很多册书就存放在佛罗伦萨的仓库中，1966年被一场大洪水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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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历可以证实，在那些年里人们对“纳粹大屠杀”（Shoah）没有太大兴趣。我在英国长大，英国是战胜国，英国本土也从未被占领过，于是英国对战时发生的罪行并无过多忧虑。但是即使在英国，有关“纳粹大屠杀”的话题也没有怎么被讨论过，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媒体上。直到1966年，我开始在剑桥学习现代史，老师教我们法国史（包括维希法国的历史）时几乎没有涉及有关犹太人或者反犹主义的内容。没有人写这方面的文章。没错，我们研究了纳粹对法国的占领，研究了维希政府中与纳粹合作的官员以及法国的法西斯主义，但是我们读到的材料（无论英文或法文）都没有谈到法国在“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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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自己就是犹太人，而且我家庭中就有成员在死亡集中营中遇难，我当时也并不觉得不谈这个问题有什么奇怪。沉默似乎很正常。回过头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去解释人们会自愿接受那些本无法接受的事情呢？为何不正常的事情看起来却是正常的，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呢？原因可能很简单，也很令人沮丧，正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写的那样：“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境况不能适应，特别是当这个人看到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已适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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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之后，一切都开始改变。改变的原因有很多：时间的流逝，新一代人的好奇心，也可能是国际紧张局势开始缓和。［3］对于希特勒所发动战争的恐怖，联邦德国要负主要责任，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对纳粹德国曾经犯下的严重罪行及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联邦德国的民众有着一种不寻常的自觉。到80年代，有关欧洲的犹太人被屠杀的事通过书、电影和电视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自90年代以来，欧洲不再分成两大阵营，官方道歉，国家纪念遗址，纪念馆以及博物馆都变得很普遍；即使是在剧变后的东欧国家，犹太人受到的苦难也开始存在于官方的历史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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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天，全世界人都将“纳粹大屠杀”视为以古鉴今的历史事件。有关“最终解决方案”，或纳粹主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在全世界的高中教科书里都是必修内容。在美国的一些学校，学生在学习有关现代欧洲的历史时只会学习这些内容；甚至在英国的一些学校里也是如此。如今，有关战时欧洲犹太人被灭绝的历史有着数不清的记录、重新讲述和研究，关于这个主题有各种专题文章、哲学文章、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调查，还有自传、小说、电影、访谈等许多其他体裁的内容。阿伦特的预言似乎成真了：有关邪恶问题的历史成了战后欧洲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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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一切都很好了？既然我们已经对黑暗的过往进行了调查，给它起一个属于它的名字（指“纳粹大屠杀”），然后我们就可以发誓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我来谈谈我们现在对“纳粹大屠杀”（Shoah，现在每个学生都会用“the Holocaust”这个词）的关心可能会造成的五个难题。第一个难题与不相容的记忆困境有关。西欧社会普遍关注有关“最终解决方案”的历史（尽管出于可理解的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民众对该历史不是太关注），但是，东欧各国1989年以后才重新“回归”欧洲，它们对于“二战”的记忆以及“二战”给它们带来的教训和西欧各国很不同，原因我在上文已经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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