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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当今世界无法容许一个“犹太国”存在呢？如果这样一个“两族一国解决方案”实现的可能性不但越来越大，而且同时也是最理想的结果又该如何？其实这个方案并不是什么奇怪的想法。正在读此文的读者大多生活于民族和文化早就变得多元的国家。很遗憾，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M.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所说的“基督教欧洲”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的西方文明由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人（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其他群体）组成，任何一个去过伦敦或者巴黎或者日内瓦的人都会知道这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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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以色列实质上也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只不过名义上不是罢了；然而它依旧用民族与宗教的标准来给予以色列公民不同的称呼和等级，这就让它在民主国家中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在现代国家中以色列显得怪异，这并不是那些偏执的以色列支持者所声称的：因为它是所谓“犹太国”，因为世界上的人们不希望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人们之所以会这样觉得是因为在这个“犹太国”里，犹太人这一个族群位居所有其他族群之上。这样的国家在现在这个时代的确无处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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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来，以色列对于犹太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1948年以后，以色列接收了几十万犹太幸存者，他们很无助也无处可去；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的存在，他们将会陷入绝境。以色列需要犹太人，犹太人也需要以色列。由此，以色列的诞生条件让以色列的身份与“纳粹大屠杀”的联系变得无法分割。因此，所有针对以色列的批评都不可避免地牵扯到“纳粹大屠杀”的相关回忆，美国国内为以色列辩护的人十分可耻地对这点迅速加以利用。批评以色列便是对犹太人有恶感，哪怕是仅仅设想一下中东格局的其他出路，也会被认为是对所谓“在道义上与种族灭绝无异”方案的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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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的一些年中，几百万没有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因为以色列的存在而常常感到心安。他们想的可能是，如果反犹主义复活，以色列可以是他们的退路，或者仅仅把以色列看作一个犹太人对世界的提醒：犹太人可以并且会做出反击。以色列建国之前，生活在基督教社会的犹太人总要小心谨慎，保持低调；但是1948年以后，他们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生活。然而最近几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可悲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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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非以色列籍的犹太人再次为他们没有做的事情而受批评和攻击。但这次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是一个犹太人建立的国家的所作所为把他们绑架了。生活在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不能影响以色列的政策，但是他们还是会在心里认同这些政策，尤其是以色列坚持要求他们对自己效忠，他们也就更会去认同这些政策。以色列自称“犹太国”，因而它的行为自然会影响到所有人看待犹太人的方式。年轻的穆斯林对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的袭击事件越来越多，他们发动这些目标失当的袭击主要是为了报复以色列。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以色列目前的行为不但对美国不利（尽管的确很不利），甚至不仅对以色列自身有害（许多以色列人也已默认了这点），今日的以色列还害了整个犹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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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日益交融，不同种族间随意通婚；由文化与民族造成的交流上的障碍几乎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有不止一种政治身份（elective identities），如果我们只能听从其中一个，那么我们会觉得自己被限制了，而且这种限制是虚假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现在的以色列的确是个不合时宜的存在，它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它目前的运转也出现了障碍。在当今的“文化的冲突”之中，在开放、多元的民主国家与好战、不宽容且由宗教驱动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中，以色列其实面临着掉入错误阵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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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色列从一个“犹太国”变成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并非易事，虽然也并非像听上去那般不可行，因为这个过程在事实上已经开启。但是，这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带来的影响将远远小于以色列在宗教和民族上的敌人所宣称的那样。无论如何，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谁有更好的想法：任何真诚地认为现在以色列所建的极具争议的“电子隔离墙”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一定对过去50年的历史一无所知。这个所谓的“隔离墙”其实是由壕沟、围栏、传感器、沙土路（人走过可以留下足迹）以及高28英尺（约8.5米）的墙组成的武装区域，它侵占、隔断、窃用了阿拉伯人的农田；它会毁掉村庄和人们的生计，毁掉阿、犹共同体尚且存在的部分。这种电子隔离墙每建1英里（约1.6千米）需要花费大约100万美元，它给两边生活的人带来的没有别的，只有羞辱和不适。就如柏林墙一样，这个电子隔离墙恰恰印证了它要保护的政权在道德和制度上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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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建起这样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离不开美国的主导，它需要美国勇敢、持久的参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安全要由国际部队来保证——尽管一个合法成立的、两族共存的国家管控境内各类武装分子会更容易，然而没有这样的国家，武装分子可以自由地从外部渗透进来。这点对目前巴以两边愤怒、没有政治权利的民众而言无疑很有吸引力。［5］要在中东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中间需要形成一个新的政治阶层。这个想法混杂着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中东当然算不上是能实现它的最合适的地方。然而如果不走这条路而是其他路，那么后果会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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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3年10月的《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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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撰写于2003年，这里作者说布什缺席是指布什可能会在2004年的选举中落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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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8章 游说团体非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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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推崇的英国刊物《伦敦书评》在2006年3月23号这一期刊发一篇题为“以色列游说团体”（“The Israel Lobby”）的文章。它的作者是两位杰出的美国学者：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们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网站上刊登了这篇文章的加长版，全文共计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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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们所预见的，他们在《伦敦书评》上刊发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纷纷责骂和驳斥该文。批评者称两位作者的学术水平低劣，文中所宣称的观点则被视为站在“隐晦却明白无误的立场”之上［引号中的文字来自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这里说的立场当然是指反犹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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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应很让人遗憾。虽然该文起了一个很具争议性的名字，但是作者在写作此文时参考的资料多样且来源广泛，文中的内容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但作者在文中提出两个确切且重要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美国在数十年中不加批评地支持以色列并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关于这个论断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地进行讨论；第二个观点则更具争议，作者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近年来受到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团体，即所谓“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而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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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在解释美国的海外行动时喜欢把矛头指向美国国内的“能源集团的游说团体”。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归咎于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1]或者“冷战”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行事方式。但是，只要是了解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就不会否认一个强有力的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存在。该游说团体的核心组织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其边缘组织包括各种全国性的犹太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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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以色列游说团体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外交政策？当然会影响，这本来就是这个团体的目标之一。在这方面它相当成功：以色列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最大接受国，另外，美国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基本不做批评或者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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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色列游说团体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否足以改变美国政府的决定？这就看怎么判断了。以色列的重要领导人以及支持他们的美国人都极力敦促美国政府入侵伊拉克，但是假如没有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存在，美国政府可能依然会入侵伊拉克。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称，以色列“会损害（美国的）反恐战争以及它在对付流氓国家上做出的各种努力”，的确如此吗？我以为的确如此，但是也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展开合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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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美国之外的人们对这篇文章及其提出的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讨论，但是在美国国内情况则完全不同，主流媒体几乎都保持了沉默。为何会这样？有这样几个解释可能说得通。一是一般读者对这样一篇相对不知名的学术论文不太关心；二是这种认为犹太人拥有过大公共影响力的观点并不新鲜，针对这种观点进行的讨论必然会引起各种政治极端势力的兴趣；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是，有观点认为无论怎样华盛顿都充斥着此类“游说团体”，它们会向决策者施压，干扰决策者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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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因素也许可以合理解释主流媒体对这篇文章最开始的冷淡。但这篇文章在学术界、犹太人群体、评论杂志、各种网站以及除了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均引起激烈辩论之后，美国的主流媒体却依然保持沉默，这时再来看，前面提到的这几个解释就无法令人信服了。我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因素是恐惧。人们害怕被认为只要谈论这篇文章就表示他们赞成合法地谈论“犹太阴谋”；人们害怕被认为反以色列，于是，最终他们害怕由此将导致对“反犹主义”言论的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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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没能去考虑这个公共政策中的重大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事。你可能会问，欧洲人如此热情地就此问题进行辩论是为何？难道欧洲不是反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是反犹主义）的温床吗？这些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攻击以色列及其美国盟友。事实上，正是《伦敦时报》的专栏作家戴维·阿罗诺维奇（David Aaronovitch）撰文对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提出批评，不过他也承认自己“同情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希望矫正当前的现状，美国一直没能真正了解巴勒斯坦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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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朋友德国作家克里斯托夫·伯特伦（Christoph Bertram）在《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上撰文称：“现在罕有具备打破禁忌的愿望和勇气的学者。”要知道，在德国，每一个公共人物在面对有关犹太人问题时都会格外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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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两位教授提出的令人不自在的问题恰恰在以色列国内得到最充分的传播，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以色列日报《国土报》（Haaretz）的一位以色列专栏作家如此描述美国的外交政策顾问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和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他们在对美国政府的忠诚与以色列利益之间的分寸拿捏得很好。”保守立场鲜明的《耶路撒冷邮报》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有“很强的亲以色列情绪”。我们是否也应该指责以色列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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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在讨论以色列问题时害怕被认为是反犹主义，这种恐惧会造成三重破坏。首先是对犹太人不利。当然，反犹主义的确真实存在，我在50年代的英国长大，对此有所体会；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更不能将反犹主义与在政治上对以色列或它的美国支持者提出的批评混为一谈。其次是对以色列不利。美国对以色列承诺无条件援助，这样做也就是鼓励以色列去不顾后果地任意采取行动。以色列记者汤姆·塞格夫（Tom Segev）认为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文章“傲慢”，但是同时也承认：“他们说得没错。如果美国之前能把以色列从其自身中解救出来，现在我们的生活会更好……美国的以色列游说团体损害了以色列真正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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