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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我们主要从“纳粹大屠杀”的视角（有时候只从这个视角）来教“二战”的历史，那么我们所教的历史可能会有问题。“纳粹大屠杀”在我们目前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比“二战”中被占领地区人们生活中的位置其实要重要得多，这个事实让我们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理解邪恶的真正含义，理解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的用意何在，那么我们必须记住：犹太人被灭绝最可怕的不是这件事曾经多么重要，而是它曾经如此为人所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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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难题与“邪恶”这个概念有关。现代世俗社会对“邪恶”这样一个观念一直感到不甚自在。我们更倾向于对好与坏，对与错，罪行与惩罚做出理性的和法律上的定义。但是近些年，“邪恶”一词慢慢重新回到道德甚至政治话语中。［4］然而，“邪恶”这个概念虽然已经重回我们公共讨论的语言中，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概念。我们对此感到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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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被看成是“世所仅有”的罪行，这种罪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是一个例证、一个警告：“再也不会发生了！”但是另一方面，为了许多不同和并不独特的目的，我们依然会使用“此种邪恶绝无仅有”的语言。近年来，政界人士、历史学家、记者均用“邪恶”一词去描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规模屠杀和种族灭绝造成的后果：从缅甸到卢旺达，从土耳其到塞尔维亚，从波斯尼亚到车臣，从刚果到苏丹。在谈及现代独裁者们时，人们常将他们比作希特勒，以此说明这些现代独裁者们的“邪恶”本性和用意；于是我们得知，从朝鲜到伊拉克，从叙利亚到伊朗，希特勒们遍及各处。我们对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邪恶轴心”这个说法都很熟悉了，现在人们对“邪恶”这个词进行冷嘲热讽多半是因为他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滥用了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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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希特勒、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犹太人被种族灭绝是绝无仅有的邪恶，那么为何我们常常要去警告人们类似的邪恶可能会在任何地方发生，或者去警告这种邪恶会再次发生？每次只要有人在法国的犹太教堂的墙上绘制反犹主义内容的涂鸦，我们就要警告这个“绝无仅有的邪恶”又再次在我们身边出现了，1938年又要重演了。我们失去了区分人类正常的过错、荒唐（愚蠢、偏见、机会主义、哗众取宠和狂热）与真正的邪恶的能力。20世纪极左、极右的政治性宗教有强大的蛊惑力，它们的存在很普遍，它们很现代，因而也才真正是邪恶的，而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毕竟，如果我们在哪里都看到邪恶，我们又怎么能认得出真正的邪恶呢？60年前汉娜·阿伦特担心未来的我们将不知道怎么去谈论邪恶，因而也就无法理解它的含义。今天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邪恶”，可是结果依然一样：我们无法理解它的含义，因为它的含义被我们稀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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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关心的第四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将所有情感和道义资源都倾注在一个问题上，不管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这种做法都会有风险。美国政府眼中只有恐怖主义的邪恶，因此一心要打“全球反恐战争”，这种狭隘的视野所造成的损失之大有目共睹。问题不是恐怖主义是否存在——它当然存在。问题也不是应不应该打击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当然应该打击。问题是我们会忽略另一些邪恶或者制造这些邪恶——如果我们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个敌人身上，为了打击这个敌人，我们会对自己所犯下的许多较轻的罪行找到合理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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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今天我们对反犹主义问题的过度关心以及对它的绝无仅有的重要性的强调。反犹主义和恐怖主义都不是新问题。另外，即使是恐怖主义和反犹主义的轻微爆发都会让我们想起之前因为人们对此类事件不够重视所导致的后果。但是，无论是反犹主义还是恐怖主义，它们都不是世界仅有的邪恶，它们的存在不能成为我们忽略其他罪行和苦难的理由。现在我们的做法是：将恐怖主义或者反犹主义从其具体情境中剥离而成抽象的事物，视为西方文明或者民主制度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于是要和恐怖主义或反犹主义的支持者无限期地战斗下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危险就是我们会忽略这个时代许多其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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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问题阿伦特也发表过看法。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有关极权主义的书籍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她自然很清楚极权主义对开放社会有怎样的威胁。但是在“冷战”中，“极权主义”的角色颇像今天的恐怖主义和反犹主义，它让西方思想家和政治人物欲罢不能，几乎占据了他们思考的全部内容，其他的一切都被排除在外。鉴于此，阿伦特曾有过这样的警告，这段话放在今天仍然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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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极权主义为本世纪诅咒之最大危险莫过于因视界、思想为其所占据而忽视众多或小或大之邪恶。通往地狱之路即是由此众多邪恶所铺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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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令我担心的事是有关欧洲“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与以色列国的关系问题。自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与“纳粹大屠杀”之间就形成了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欧洲犹太人几乎被灭绝，这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犹太人在不属于犹太人的土地上无法生存并壮大，他们在民族和文化上融合进欧洲是一个悲剧的幻想，犹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一个很普遍的观点认为：欧洲的犹太人也要为自己没落的命运负责，因为他们就像“走向屠宰场的绵羊”；从这可以看出起初以色列的身份建立在对犹太人过往的抛弃之上，犹太人所遭受的灾难被视为软弱的证据——以色列的命运就是要培养出新型犹太人以克服这种软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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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年来，以色列和“纳粹大屠杀”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当以色列因粗暴对待巴勒斯坦人以及它于1967年占领的土地遭到国际社会批评时，以色列的守卫者们倾向于重视“纳粹大屠杀”的回忆。如果你对以色列批评得非常激烈，他们会警告你说你的批评会唤醒反犹主义这只恶魔；事实上，他们表示对以色列激烈的批评不但会激起反犹主义，这本身就是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将通向前面或者说回到以前的路：回到1938年，回到“水晶之夜”，然后再从那里回到特雷布林卡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你想知道通向何方，你只需去参观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和华盛顿的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或是遍布欧洲的任何一个纪念馆和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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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理解这种说法背后的感情，但是这样的说法本身非常危险。有人指责我和其他人对以色列批评得过于激烈，认为我们的批评会激起反犹主义抬头，在这样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其实是你们把问题完全颠倒了，恰恰是禁忌本身才会激起反犹主义。多年来，我到访过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大学和高中，讲授战后欧洲历史以及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回忆。我也在我的大学教授这些内容。下面我可以讲述一下我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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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学生不要你去提醒他们犹太人被种族灭绝、反犹主义导致的历史后果，或者有关邪恶的问题。这些他们都知道，他们对这些历史的熟知程度比他们的父母高许多。这也本该如此。但是，近来我被问到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频率之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为何对‘纳粹大屠杀’如此侧重？”“为何在（一些国家里）否认‘纳粹大屠杀’是违法的而否认其他的种族灭绝则不算违法？”“反犹主义的威胁是不是被夸大了？”最后这个问题问的人越来越多：“难道以色列不是把‘纳粹大屠杀’当作借口吗？”我不记得过去有人问过我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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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心的是有两件事情已经发生。我们一方面强调“纳粹大屠杀”的历史独特性，可与此同时又在谈论当代事务时经常将“纳粹大屠杀”与某些事情做类比，年轻人因而感到迷惑。另外，每当有人抨击以色列或者为巴勒斯坦辩护就有人大呼“反犹主义”，年轻人因而变成了怀疑者。因为事实是今天的以色列并非有生存之虞。今天在西方国家的犹太人也没有遭受可以跟以前相比的威胁或者歧视，也没有遭受其他少数族裔目前正遭受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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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犹太人可以想一下，跟在美国的穆斯林或者“非法移民”，在英格兰某些地方的巴基斯坦人，在荷兰的摩洛哥人，在法国的北非后裔，在瑞士的黑人，在丹麦的“外侨”，在意大利的罗马尼亚人以及无论在欧洲哪儿的吉卜赛人比，作为一个犹太人难道不会感到更安全、更好地融入群体、被群体接受吗？我想我们都知道答案是什么。在上面列举的如荷兰、法国、美国等诸多国家中——更不要说在德国，犹太人这样一个少数族裔在商界、媒体以及艺术领域中从业的人数非常多。犹太人在这些国家里没有被诬蔑、威胁或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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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存在一种应被犹太人以及其他所有人关切的威胁，那么这个威胁其实是从另一个方向而来。我们将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回忆完全用来为一个国家——以色列辩护，如此一来这回忆的道德含义便有被局限在某一个地方的危险。的确，“邪恶问题”（再引用下阿伦特的说法）在20世纪的表现是德国企图灭绝犹太人。但是在当代，它并不只是与德国人有关，也不只是与犹太人有关；它甚至不只与欧洲有关，虽然欧洲是发生地。“邪恶问题”——极权的邪恶——或者种族灭绝的邪恶是一个世界问题。但是如果它只被用来为某一个地方的利益服务，则那些离在欧洲发生的罪行的回忆较远的人们（因为他们不是欧洲人，或者因为他们太年轻，不记得这回忆为何重要）将不会理解这些回忆如何与他们有关，他们也将不会再听我们试图做出的解释。其实，我相信，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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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纳粹大屠杀”可能不再能够引起世人普遍的共鸣。我们必须希望情况不会变成这样，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让“纳粹大屠杀”给人们的关键教训保存下来，这个教训就是：一个民族，整整一个民族竟然可以这样“轻松地”被诬蔑，继而不被当成人类对待并最终被毁灭。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教训的确会被质疑或者遗忘，否则我们将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正如《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鹰头狮所言，教训的问题是它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4]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你大可去西方发达国家之外的地方问那里的人们“奥斯维辛”给我们什么教训。他们的回答不会让人感到太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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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法对这个问题给出简单的回答。有些事情在今天的西欧人看来再明显不过，但是很多东欧人就会觉得难以理解，而其实这些东欧人的感受跟40年前的西欧人的感受一样。在欧洲人的记忆中，“奥斯维辛”带给他们重大的道德训诫，但是这种道德训诫对于亚洲人或者非洲人而言则并不存在。最主要的可能是，许多事情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言自喻，而在我们的子孙后代那里将不会再有太大意义。欧洲的过去正逐渐从记忆中消逝，进入历史，我们还能够让它保持生动吗？我们是否注定要失去它，哪怕只是失去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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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建起博物馆、纪念馆，学校强制学生参观这些场所等等做法并不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去“记忆”，而其实恰恰表明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悔罪，现在可以放下过去并开始遗忘，让石头来替我们记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上次去柏林参观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时遇到一些被强制来此参观的学生，感到厌倦的孩子们在石板之间玩起捉迷藏来。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想让历史发挥它该有的功用，让它为以前的罪行及所有的一切永远保留证据，那就最好不要总去“骚扰”它。若我们出于获取政治上的利益而在历史中四处搜罗，从中挑选一些片段用来为我们的某些目的服务，利用历史来教一些投机的道德训诫，那么我们能得到的就是恶劣的道德和糟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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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所有人在谈及“邪恶问题”时都应该更谨慎，因为平庸并非只有一种。阿伦特说的人类身上那种令人不安但又看似正常、友好、日常的这种“平庸之恶”已是臭名昭著，但是还有另一种平庸，即因滥用造成的平庸：对同一件事看得太多或者说得、想得太多而让此事失去棱角，人们因而对它失去敏感；这种滥用让受众变得麻木并且不再关心我们所描述的邪恶。我们今天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平庸（或者叫平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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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之后，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将“邪恶问题”搁置一旁，因为它的含义过于丰富。我们这代人的下一代又再次面临搁置“邪恶问题”的危险，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邪恶问题”于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含义。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怎样保证“邪恶问题”依然是我们（不仅在欧洲）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很肯定应该去问这个问题。汉娜·阿伦特60年前就问过这个问题，我相信如果她还在世肯定还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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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8年2月的《纽约书评》。此文改编自托尼·朱特于2007年11月30日在德国不来梅接受2007年度汉娜·阿伦特奖时所发表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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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体灭绝，希伯来语称其为“Shoah”，有“浩劫”之意，指“二战”中发生的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另外来源于希腊语的“The Holocaust”也用来指这一历史事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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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终解决方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其占领的欧洲境内的犹太人进行系统灭绝的计划。——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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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德-奈斯线（Oder-Neisse）是“二战”以后民主德国和波兰的国界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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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鹰头狮在《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原话是：“‘That’s the reason they’re called lessons.’ The Gryphon remarked: ‘Because they lessen from day to day.’”在英文中“教训”（lessons）与“逐渐减弱”（lessen）发音类似，在原作中，《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运用了这样一语双关的修辞手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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