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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民族中，我们犹太人应该最明白这一点——金钱上的补偿永远不能弥补纳粹犯下的罪行。很少会有欧洲犹太人或者他们的后代希望回到他们在波兰或者别的地方的土地、家园、店铺和工厂（尽管波兰民族主义者长期大肆宣传犹太人会再回来，就像以色列发言人宣称他们预计有大量巴勒斯坦人会回来打各种官司一样）。“二战”后犹太人所寻求的是世界可以承认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施暴者的罪行，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巴勒斯坦人所要的也正是这些。土地或者金钱甚或住房都不是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焦点是记忆，尤其是历史。以色列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犹太人遭受的损失和苦难的意义和承认之上，同样的，建立巴勒斯坦国这项事业也能从巴勒斯坦人遭受的损失和苦难中获取政治动力和道德意蕴。除非这点能为人所理解并得到承认，否则冲突不会终结；也除非如此，冲突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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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难题有其很明显的独特性，人们很容易陷入这种独特性中无法自拔。耶路撒冷很独特，犹太人的历史（以“纳粹大屠杀”为终点）在西方世界的记忆中占据的地位也很特殊，“新月沃土”一直以来就是国际宗教和政治冲突的中心。没错，巴以冲突有它一定的独特之处，正如所有的领土斗争都有其独特之处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场冲突从几乎所有方面来看都不是那么独特，它与之前的某个时间在某个地方发生的事件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这样的回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巴以冲突，它也许可以给我们的思路打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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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多文化、多宗教、多语言的国家并不是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不可想象或者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在瑞士、比利时和印度三国中，虽然表面上看各国都有无法相容的利益和群体，但是在各个群体和平相处上这三个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南斯拉夫好像是个明显的反例，但是其实南斯拉夫之前的运行也正常，直到这个多民族国家中一族的领导人自私自利的行径蓄意地造成了它的分裂。魁北克省与加拿大其他地方存在严重分歧，在魁北克内，讲法语的人占多数，这些人曾经愤愤不平地试图寻求独立，以抵御来自魁北克内部和外部讲英语的人的“霸权地位”。现在该地区已经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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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多民族混居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敌对状态的最持久方案的确是将他们隔离开来，甚至采取所谓“人口交换”。但是无论隔离也好，“人口交换”也好，它们常在战争或者大规模死亡和破坏之后发生，比如在小亚细亚或者东欧曾经发生的那样。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灾难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地方的任何民族身上。所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需要在目前的局面上进行合作。然而事实上，巴以两族所面临的处境与其他曾经经历相似挑战的民族的处境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些相同之处会让一个局外人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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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尔及利亚到北爱尔兰，“温和派”始终会被挤出局。这些温和派当然会在国内外受到其他温和派的尊敬，但是多多少少正由于此，他们反而会在当地失去影响力，变得不再重要。在此前的这些例子中，几乎总是“前极端分子”、“前恐怖分子”坐在谈判桌上签订最终协议并掌权。这在以色列已经发生，在巴勒斯坦很快也会发生，哈马斯将成为巴勒斯坦的领导者。从肯尼亚到印度尼西亚，再从阿尔及利亚到南非，欧洲殖民帝国及其后继者被迫将权力交给此前因“恐怖主义”罪名而遭到囚禁的男男女女，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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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南非是为了提醒人们，巴勒斯坦由于没有曼德拉这样的人物而处于严重劣势。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De Klerk）和南非白人民众最终意识到种族隔离不可持续；从这方面说南非的白人民众比大多数以色列人（虽然不是全体以色列人）领先许多，但是他们的确很幸运，因为他们可以跟曼德拉这样一位有着卓越才能又受到广大黑人尊敬的政治犯谈判。以色列人兴高采烈地提醒巴勒斯坦人，他们没有曼德拉。但是就算巴勒斯坦有曼德拉，他也无法建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克服族群间的不信任和恐惧。大多数以色列人并没有那么惶恐，所以他们看不到和解的必要，自然也就不会觉得自己非得去承认其他民族的真相不可。并没有很多以色列人明白建立所谓“大以色列”的目标注定会失败。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南非白人的自我认识比以色列人要好，他们的思想没有那么守旧。南非白人之前认为自己是一群勤劳、艰苦奋斗但被利用的民族，他们被身边这些懒散的二等土著包围，这些土著需要被自己约束和管教，这是南非白人的“开国神话”；全世界人对这个神话都感到反感，于是它也就随之崩塌了。如果以色列的情况仍然没有变化，那么在数年后类似于南非白人的遭遇可能会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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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北爱尔兰的经历给巴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好的前景，乔治·米切尔应该能很好地理解这点。北爱尔兰政界的温和派人士无论其信仰的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为寻求达成妥协的基础而努力了几十年。可他们的努力所换来的是羞辱，他们得到的选票也越来越少。反倒是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和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领导的民主统一党这些极端分子成了赢家，他们成了克林顿和布莱尔的对话者，成了日益和平稳定的阿尔斯特的领导人。近30年来，这些人和他们手下的暴徒在爱尔兰北部施暴，他们鼓励自己的支持者杀人、伤人，这么做的名义是领土排外主义和对异族的恐惧。他们被带进“和平进程”之前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今天，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马丁·麦金尼斯（Martin Mc Ginnis）和伊恩·佩斯利与阿尔斯特政府合作。无论多么难以置信，他们现在成了和平的北爱尔兰的新面孔，而北爱尔兰终于不再经常出现在头条新闻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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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问题无论在持续时间、规模或者复杂程度上都远超中东问题：北爱尔兰问题始于17世纪晚期；只在北爱尔兰问题的晚近阶段在阿尔斯特遇害的人数就比以色列自建国以来死于自杀式爆炸或者其他恐怖手段的全部人数还要多许多。如果北爱尔兰问题可以解决，那么中东问题的解决也就并非无望。以色列及其国际盟友应当与哈马斯直接展开谈判。这个想法其实并不新鲜，2009年3月由保罗·沃尔克（Paul Volker）、前共和党参议员查克·黑格尔（Chuck Hegel）和南希·卡斯鲍姆（Nancy Kassebaum）等几位很有影响力的人士组成的两党小组就曾向奥巴马总统如此建议。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哈马斯带进谈判之中，让他们有理由可以与严肃的谈判者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或者更糟：如果以色列人成功地将哈马斯的领导人全部暗杀），那么剩下的将不是巴勒斯坦的温和派人士，而会是圣战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哈马斯不是我们最应该恐惧的，它其实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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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北爱尔兰问题与中东问题进行类比是要提醒人们中东问题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任何曾撰文批评过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最极端、最缺乏理性的反应其实并非来自中东，而是来自海外侨民。我们也不会因此感到多么诧异。无论在克罗地亚或者亚美尼亚，在希腊或是波兰，只要是涉及敏感的民族问题，总是这些国家遍及全世界的侨民表现得最强硬。土耳其在“一战”中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生活在亚美尼亚的人们很清楚自己的先辈遭受的苦难，但是带头在国际社会对土耳其人大加斥责的是定居海外的亚美尼亚人；而在亚美尼亚国内，人们则把和自己的邻国土耳其共同生存、互相贸易看得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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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似，克罗地亚侨民在最近的南斯拉夫内战中表现得要比克罗地亚的本地居民强硬许多，克罗地亚国内民众为了生活能回归正常，为了自己的国家能够回归欧洲很乐意妥协。塞浦路斯的分裂持续了很久，造成了许多痛苦，如果不是因为来自海外各方的恶意干预以及采取极端立场的侨民的资助，这种分裂局面早就收场了。这样的情况在巴勒斯坦也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犹太人。如果不是美国犹太人对美国政府的游说以及给以色列提供的财政支持，以色列定居者运动中的极端分子绝无可能获得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政治上的优势和影响力。只有等到海外犹太人组织内部的极端分子（以及他们在上层政治圈子里的朋友）被边缘化时，对以色列有效的外部压力才会形成（除非他们被边缘化，否则难以形成对以色列的有效外部压力）。正是因为克林顿总统选择无视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在美国的支持者和筹资者，新芬党才会陷入孤立，格里·亚当斯也因此看到自己除了妥协以外别无选择。我们希望乔治·米切尔能够理解这一先例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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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继续追求旧的“和平进程”和“路线图”毫无意义。对和平的实现真正关键的人不相信这些。我们若是将困难问题留到最后，我们也就摧毁了各方对于成功的可能性的信心。目前重要的事情是去说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去另辟蹊径，除此以外别无选择；选择这条路带来的益处不仅仅是当下的，也会是长久的，如果拒绝选择这条路将会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损失。只有外部力量参与进来，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参与才能说服巴以双方，但是如果他们继续说一些陈词滥调，或者默然接受别人的陈词滥调，或者继续听从海外侨民组织表达各种偏见，那么他们就没法说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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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立即让“极端分子”加入到对话中来，另外要把那些妥协的温和派缓慢地推到边缘，以免他们的存在破坏人们对和平进程的信心。耶路撒冷问题，对以色列的承认，对巴勒斯坦回归权利以及过往损失的承认等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得到我们的优先考虑。围绕领土问题的处理有可能没完没了进行下去，这些问题可以推迟处理或者交由二级官员进行讨论。在谈判一开始就应该商定好，要在领土问题上达成一些细节非常多的商定，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困难，但是无论怎样的困难都不应该推迟双边协议的建立。美国和欧洲都需要对巴以双方施加影响力、压力乃至强力。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一直称阿拉伯人只有在强力面前才会做出回应，这点对以色列来说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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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我不知道针对中东问题采取某种解决方案是否可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它不能，那么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会有未来，尽管目前只有巴勒斯坦人明白这点。但是哪怕是最迂腐的政治家也应该有足够的智商看到这一想象中的妥协可以带来的益处，特别是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妥协怪罪到不可抗拒的外来压力上面。今天阿拉伯国家所能够妥协的程度是一代人之前所不能想象的。现在的以色列被一些智力平平的人所领导，它目前面临此前从未有过的很有意思的可能性，如果它知道怎么去抓住这些可能性就好了。以色列可以与对其友好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盟关系，最重要的是和土耳其甚至俄罗斯建立紧密联系，如此一来它可以很容易地令它的区域关系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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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前景下，对于以色列而言，和一个动荡的巴勒斯坦国共存的风险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一个通过适当方式建立起来的巴勒斯坦国不应该比其他国家（比如以色列）更不稳定。另外巴勒斯坦没有核武器，而以色列有；巴勒斯坦也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所以它也就不会像以色列那样常受到诱惑去莽撞行事：我们常在以色列的某些群体听到他们会用“参孙情结”[1]来表达自己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意妥协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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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的时机不会一直存在下去，一旦有足够多的巴勒斯坦人从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及其对该政策的顽固态度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放弃建国的目标，以色列也就失败了。以色列将被迫面对我在本文开头列举到的几个选择，除非它选择建立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对以色列来说最不可能的选项），那么它将注定永久成为被世界孤立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时间对谁都不利。我们应当想想，这个世界没有哪条自然规律说一个解决方法早晚会自己产生。让事态继续恶化下去（我们已经这么做很久了），或者把事情交给巴以两边无能的平庸之辈来解决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由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对巴勒斯坦人做出的恶劣行径，巴以乱局目前是全世界反犹主义复苏主要的直接原因，它十分有效地为伊斯兰极端运动“征召”了新成员，它让美国和欧洲在这个世界上最敏感、动荡地区的外交政策成了无稽之谈。是时候做一些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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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于2009年的夏天，文章一直没有完成或发表。现在此文以草稿形式在本书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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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孙是《圣经》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命定去攻击辖制以色列的外族非利士人的英雄，一生杀敌无数，他在被非利士人抓住后拆毁了他们的神殿，与敌人共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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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三部分 “9·11”事件和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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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论《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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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出版社刚刚出版了由罗宾·巴斯（Robin Buss）翻译的加缪的《鼠疫》（La Peste），本文是我几个月前为该译本写的序言。许多读者都熟悉加缪在这本书里写的寓言：在20世纪40年代中的某一年，北非的奥兰市遭遇了一场鼠疫，在这场给奥兰市民们的生活带来毁灭性破坏的灾难面前，人们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予以应对。如今，《鼠疫》又获得了新的意义和一种动人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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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强调，在所有公共选择中个体的道德责任都居于最首要位置，这一点与我们这个时代舒适的生活习惯大异其趣。他所定义的英雄主义是：平凡人因为朴素的善良而做出非凡的事情，这种定义现在看来要真实许多，尽管我们以前可能不那么认为。加缪借书中人物之口这样宣告：“我的弟兄们，你们罪有应得。”这句冷酷的话我们听来会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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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清楚地知道善与恶之间的区别，而且他的立场很坚定（尽管他同情怀疑者和放弃原则者，同情不完美的人性的动机和错误），在他面前，如今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对主义者和没有原则之人无不相形见绌。他用鼠疫来阐明道德危机的蔓延给人带来的困境虽然很受争议，但这部小说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加缪没有想象到的。对于这部小说的很有先见之明的最后一句话，身处2001年11月纽约[1]的我们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所具有的力量（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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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是加缪最成功的小说。《鼠疫》发表于1947年，发表之后迅速取得成功，那年加缪33岁。一年之内，《鼠疫》被翻译成九种语言，之后它被翻译成更多的语言。《鼠疫》从来没有绝版过，甚至在加缪于1960年1月在一次车祸中早逝之前它就已经被确立为世界文学的经典。《鼠疫》比加缪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局外人》更雄心勃勃，比起他后来的著作更容易理解；《鼠疫》让加缪为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所熟知。他可能会觉得这件事很怪异，在他的作品中，他个人最喜欢的是在《鼠疫》发表4年后出版的《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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