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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些评论能够告诉我们两方面的信息。首先，我们能看到加缪的这个平铺直叙的故事多么容易被误读。这个寓言可能是与维希法国有关，但是“鼠疫”这个比喻却是超越政治标签的。加缪矛头所指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毕竟“法西斯主义”是个很容易的目标，在1947年更是如此），而是指向人们在公共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顺从和懦弱（不同形式之间又会有相交之处）。塔鲁当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坚持认为，他起初遵从那些教条的指导去为了更高目标而折磨其他人，当时的他也是鼠疫的携带者，虽然他也和鼠疫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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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那些人指控加缪的判断太暧昧，指控他的比喻不够政治化，其实这不是他的弱点，而是他的长处。我们现在也许能够比《鼠疫》最早的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从普里莫·莱维和哈维尔的写作中，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灰色地带”（gray zone）。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在极端条件下，我们很难找到能够让我们感到安慰的简单的有关善和恶、有罪和无辜的区分标准。我们知道，在艰难时世中的男男女女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要做出怎样的妥协，我们不会对那些在极为艰难的境况中适应下来的人们轻率地做出判断。人们可能会出于许多混杂在一起的不同动机而去做正确的事，也同样可能出于最好的意图而轻易做出可怕的事情——或者没有任何意图便做出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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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是说人类招来鼠疫到自己头上是“天然”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但为防止未来再出现这样的灾难而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汉娜·阿伦特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概念：“平庸之恶”（加缪可能会避免使用这样的表达），它指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可能在问心无愧的情况下犯下可怕的罪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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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现在都已经成为道德和历史辩论里的老生常谈，但是加缪是最早讨论这些问题的人，他文字中的那种新颖的视角和直觉几乎在他所有的同时代人身上都看不到。加缪的写作让他们如此不安的原因也在于此。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在对善恶的区分上毫不犹豫，但他不去谴责人性的弱点。加缪是“荒谬”的研究者，他拒绝向“必要性”屈服。［7］他是一个公共领域的行动者，他坚持认为所有真正重要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每个个人仁慈和善良的行为上来。加缪和塔鲁一样，他们信奉绝对真理，但是也接受可能性的有限：“其他人将创造历史……我能说的是，地球上有鼠疫，有鼠疫的受害者，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与鼠疫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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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鼠疫》并不是要给人什么训诫。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他不是说教者。他曾说自己非常谨慎地去避免把《鼠疫》写成一本“宣传册”；《鼠疫》没有给任何学派的政治辩论家带来安慰，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成功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有关被占领时期法国的寓言，而且也超越了它的时代。回首20世纪，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加缪确定了时代道德困境。和阿伦特一样，他看到“邪恶的问题将会是战后欧洲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如同‘一战’后死亡是根本问题一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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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鼠疫》问世5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极权主义的时代，我们对自己的情况和未来感到满意，知识分子宣称“历史已经终结”，政治家把全球化当作可以在全世界推行的权宜之计，加缪的这本伟大小说的最后一句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实，它是对我们自满和遗忘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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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杆菌永远不灭不死，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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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2001年11月的《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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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年9月11日发生“9·11”恐怖袭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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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中部分《鼠疫》选文引自上海译文出版社顾方济、徐志仁译，林友梅校的版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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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15章 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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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所享有的无人可敌、无可挑战的霸权地位体现在其军事机构上。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书《美国权力的悖论：为何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可一意孤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的主题便是关于美国的霸权地位。9月11日前，布什总统在没有提出本年度增加14%的国防开支（480亿美元）以前美国的军事实力就已经相当于一个联盟的水平。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基地、船舶、飞机和士兵。美国在军队上的开支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多：美国的国防预算很快将超过排在美国之后的9个国家年度国防预算的总和。欧盟成员国比美国拥有更多的军人，各国在国防开支上的总和大约占到美国政府2002年以前国防开支的70%，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对于美国和欧盟而言，技术和硬件给各自带来的结果则无法进行比较。美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干预或发动战争，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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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个词对于世界许多地方来说并不是由它所拥有的导弹的有效载荷、精密引导炸弹乃至美国士兵所决定。它要更微妙，涵盖更广。对于某些地方来说，美国代表着不断消退中的有关解放的记忆。对于另一些地方来说，美国象征着自由、机遇和富足的承诺：它是一个政治隐喻，一个隐秘的幻想。对某些别的地方或上面提到地方的不同时间里，美国是它们的压迫者。简而言之，美国无处不在。美国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其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30%，消耗全球石油生产量的30%，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几乎就是全世界总排放量。我们的世界在许多方面存在区分：贫富之分，南北之分，西方与非西方之分。但是，现在越来越重要的区分是美国与其他所有国家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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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今许多论者大谈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也就不足为奇。美国因其独特的地位，它做的任何事情或者没有做成的事情无不受到世人苛责的眼光注视。一些人之所以反感美国是因为美国本身：在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前很早的时候，来到美国的外来者就批评美国有一种盛气凌人的自信；他们批评美国人的自信达到了自恋的程度，他们觉得美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高人一等；另外他们认为美国人没有根，对自己以及其他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很疏忽。自从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世界指摘美国的地方越来越多，但是其内容变化不大。无论世俗社会还是宗教领域，欧洲人、拉丁美洲人以及亚洲人都有这种“文化”上的反美情绪。这种反感不是针对西方世界，也不是针对自由或者启蒙运动，或者由美国体现的其他抽象价值。它针对的就是美国本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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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美国就因为其本身而遭人厌恶，现在它的一些作为也导致了许多人的反感。美国在世界上常常不守法律，它不愿意加入国际倡议或协议，无论这些倡议或协议是关于全球变暖、生物战争还是刑事司法或妇女权利。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没有批准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另一个国家是索马里。美国现政府“取消”了之前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签署，另外宣布自己不受《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约束（针对条约未得到批准的国家，该公约列出了这些国家需要对这些条约履行的义务）。美国对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态度至少也应该用冷淡一词形容。今年早些时候，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呼吁提早解散为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问题设立的特别法庭——尽管这样的法庭对任何一场真正的打击国际恐怖分子的战争而言都不可或缺；另外，美国为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移交海牙国际法庭花费了几百万美元贿赂塞尔维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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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以外的许多人来说，美国对待国际组织和协定（其中一些还是由美国参与建立的）的这种不一致的做法违背了美国所声称的：美国的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为实现美国的目标会寻求发展多边伙伴关系。美国在经济发展上也是如此。美国倡导全球化，自己也是全球化的模范，即去追求不受国界、特殊利益、限制性行为、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国家干预制约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但美国政府却为了国内政治利益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扶持农业，提供事实上的政府补贴（特别是对国防工业）。欧盟当然也是这么做的，臭名昭著的“共同农业政策”耗费了45%的欧盟预算，在阻碍非洲国家农产品进口方面，该政策造成的破坏与任何一个美国的农业法案都不相上下。但是美国的形象受到的损伤要大得多，因为人们往往将美国与这些国际规范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它自己都没有能够遵守这些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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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批评者将美国的这种自相矛盾视为虚伪，这也是针对美国发出的种种批评里让人最熟悉的一个了。最让他们恼怒的是，无论虚伪与否，美国又必不可少。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绝大多数国际协定便是一纸空文。在一些危机到来的时候——比如1992年至1995年间的波斯尼亚，即便是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有条件在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解决这些危机，它们似乎仍然需要美国来领头。美国非常不适合扮演世界警察这个角色（美国政府对一件事情的注意力非常之短，这一点是举世闻名的，哪怕是在克什米尔、巴尔干、中东还有朝鲜半岛这样的麻烦不断的地区也是如此），但是它似乎没有选择。与此同时，美国若没能承担起领导角色，全世界所有人尤其是欧洲人会不高兴，可美国如果在领导其他国家时表现得过于自信，他们也会心怀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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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今的政策中有一种新的对来自国外的任何意见感到不耐烦的傲慢口气。不出预料，国际社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所信奉的单边主义的思路是这样的：“冷战”结束了，世界局势已定；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要什么；外交政策关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需要通过行使权力来捍卫，而权力则取决于军事力量以及使用军事力量的意愿，这两者我们都有。用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于2001年6月的话来说就是：“新单边主义寻求增强美国的权力，并且要理直气壮地运用它来实现那些由美国确立的全球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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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反恐战争中更容易找到盟友，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论调减弱了一些。海外的论者因这场惨剧而感到不安，于是真诚地向美国致意：法国《世界报》宣称“此刻我们都是美国人”；北约则首次援引北约宪章第5条，认为“9·11”的袭击“应被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所有成员国与受到袭击的美国团结一致。但是这样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尽管私下有疑虑，绝大多数美国的盟友在公开时都坚定地支持美国对阿富汗开战。但是当布什总统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谈到“邪恶轴心”（指朝鲜、伊朗和伊拉克三国）这个概念之后，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再次出现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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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美国盟友造成冒犯的更多是这个演说的形式而非内容。美国的绝大多数盟友认为让伊朗疏远西方并不明智，其中一些国家对美国政府处理萨达姆·侯赛因的方式也存疑，但是这些分歧早就有了。美国政府之前宣称要与其友好国家建立同盟，与其紧密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才刚过去4个月，布什在这场演说中谈到美国与黑暗势力进行全球斗争时甚至没有提到美国的盟友。这触犯了众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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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此的反应是假装惊讶。科林·鲍威尔于2月17日这样问道：“我们有什么单边行动让他们这样震惊？”但是欧洲人并没有误读美国政府发出的信号。不算鲍威尔，美国现政府存在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共识（有些人会说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共识），这种共识认为：既然美国的盟友对美国在军事行动上的考量并不重要，并且它们在政治上除了紧跟美国以外没有别的选择，那么事先咨询它们的意见或顾及令其敏感的问题并无裨益。查尔斯·克劳萨默再次将美国政府这样的结论进行了大致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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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老于世故的欧洲表兄弟都惊得目瞪口呆。领头的法国谴责美国“看问题太片面”。他们认为直呼邪恶的名字有悖礼节。他们宁愿迁就邪恶。他们迁就过很多次，1940年对纳粹德国的迁就便是“世界闻名”……我们在进行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这也是一场保卫西方文明的战争。如果欧洲人拒绝把自己当成这场战争的一分子，没问题。如果他们不希望承担责任，也没问题。我们可以让他们牵着我们的手，但不能让他们绑住我们的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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