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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鼠疫》问世5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极权主义的时代，我们对自己的情况和未来感到满意，知识分子宣称“历史已经终结”，政治家把全球化当作可以在全世界推行的权宜之计，加缪的这本伟大小说的最后一句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实，它是对我们自满和遗忘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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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杆菌永远不灭不死，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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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2001年11月的《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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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年9月11日发生“9·11”恐怖袭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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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中部分《鼠疫》选文引自上海译文出版社顾方济、徐志仁译，林友梅校的版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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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15章 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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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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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所享有的无人可敌、无可挑战的霸权地位体现在其军事机构上。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书《美国权力的悖论：为何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可一意孤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的主题便是关于美国的霸权地位。9月11日前，布什总统在没有提出本年度增加14%的国防开支（480亿美元）以前美国的军事实力就已经相当于一个联盟的水平。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基地、船舶、飞机和士兵。美国在军队上的开支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多：美国的国防预算很快将超过排在美国之后的9个国家年度国防预算的总和。欧盟成员国比美国拥有更多的军人，各国在国防开支上的总和大约占到美国政府2002年以前国防开支的70%，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对于美国和欧盟而言，技术和硬件给各自带来的结果则无法进行比较。美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干预或发动战争，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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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个词对于世界许多地方来说并不是由它所拥有的导弹的有效载荷、精密引导炸弹乃至美国士兵所决定。它要更微妙，涵盖更广。对于某些地方来说，美国代表着不断消退中的有关解放的记忆。对于另一些地方来说，美国象征着自由、机遇和富足的承诺：它是一个政治隐喻，一个隐秘的幻想。对某些别的地方或上面提到地方的不同时间里，美国是它们的压迫者。简而言之，美国无处不在。美国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5%，其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30%，消耗全球石油生产量的30%，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几乎就是全世界总排放量。我们的世界在许多方面存在区分：贫富之分，南北之分，西方与非西方之分。但是，现在越来越重要的区分是美国与其他所有国家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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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今许多论者大谈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也就不足为奇。美国因其独特的地位，它做的任何事情或者没有做成的事情无不受到世人苛责的眼光注视。一些人之所以反感美国是因为美国本身：在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前很早的时候，来到美国的外来者就批评美国有一种盛气凌人的自信；他们批评美国人的自信达到了自恋的程度，他们觉得美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高人一等；另外他们认为美国人没有根，对自己以及其他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很疏忽。自从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世界指摘美国的地方越来越多，但是其内容变化不大。无论世俗社会还是宗教领域，欧洲人、拉丁美洲人以及亚洲人都有这种“文化”上的反美情绪。这种反感不是针对西方世界，也不是针对自由或者启蒙运动，或者由美国体现的其他抽象价值。它针对的就是美国本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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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美国就因为其本身而遭人厌恶，现在它的一些作为也导致了许多人的反感。美国在世界上常常不守法律，它不愿意加入国际倡议或协议，无论这些倡议或协议是关于全球变暖、生物战争还是刑事司法或妇女权利。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没有批准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另一个国家是索马里。美国现政府“取消”了之前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签署，另外宣布自己不受《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约束（针对条约未得到批准的国家，该公约列出了这些国家需要对这些条约履行的义务）。美国对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态度至少也应该用冷淡一词形容。今年早些时候，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呼吁提早解散为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问题设立的特别法庭——尽管这样的法庭对任何一场真正的打击国际恐怖分子的战争而言都不可或缺；另外，美国为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移交海牙国际法庭花费了几百万美元贿赂塞尔维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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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以外的许多人来说，美国对待国际组织和协定（其中一些还是由美国参与建立的）的这种不一致的做法违背了美国所声称的：美国的利益与国际利益一致，为实现美国的目标会寻求发展多边伙伴关系。美国在经济发展上也是如此。美国倡导全球化，自己也是全球化的模范，即去追求不受国界、特殊利益、限制性行为、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国家干预制约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但美国政府却为了国内政治利益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扶持农业，提供事实上的政府补贴（特别是对国防工业）。欧盟当然也是这么做的，臭名昭著的“共同农业政策”耗费了45%的欧盟预算，在阻碍非洲国家农产品进口方面，该政策造成的破坏与任何一个美国的农业法案都不相上下。但是美国的形象受到的损伤要大得多，因为人们往往将美国与这些国际规范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它自己都没有能够遵守这些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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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批评者将美国的这种自相矛盾视为虚伪，这也是针对美国发出的种种批评里让人最熟悉的一个了。最让他们恼怒的是，无论虚伪与否，美国又必不可少。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绝大多数国际协定便是一纸空文。在一些危机到来的时候——比如1992年至1995年间的波斯尼亚，即便是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有条件在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解决这些危机，它们似乎仍然需要美国来领头。美国非常不适合扮演世界警察这个角色（美国政府对一件事情的注意力非常之短，这一点是举世闻名的，哪怕是在克什米尔、巴尔干、中东还有朝鲜半岛这样的麻烦不断的地区也是如此），但是它似乎没有选择。与此同时，美国若没能承担起领导角色，全世界所有人尤其是欧洲人会不高兴，可美国如果在领导其他国家时表现得过于自信，他们也会心怀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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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今的政策中有一种新的对来自国外的任何意见感到不耐烦的傲慢口气。不出预料，国际社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所信奉的单边主义的思路是这样的：“冷战”结束了，世界局势已定；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要什么；外交政策关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需要通过行使权力来捍卫，而权力则取决于军事力量以及使用军事力量的意愿，这两者我们都有。用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于2001年6月的话来说就是：“新单边主义寻求增强美国的权力，并且要理直气壮地运用它来实现那些由美国确立的全球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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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反恐战争中更容易找到盟友，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论调减弱了一些。海外的论者因这场惨剧而感到不安，于是真诚地向美国致意：法国《世界报》宣称“此刻我们都是美国人”；北约则首次援引北约宪章第5条，认为“9·11”的袭击“应被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所有成员国与受到袭击的美国团结一致。但是这样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尽管私下有疑虑，绝大多数美国的盟友在公开时都坚定地支持美国对阿富汗开战。但是当布什总统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谈到“邪恶轴心”（指朝鲜、伊朗和伊拉克三国）这个概念之后，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再次出现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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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美国盟友造成冒犯的更多是这个演说的形式而非内容。美国的绝大多数盟友认为让伊朗疏远西方并不明智，其中一些国家对美国政府处理萨达姆·侯赛因的方式也存疑，但是这些分歧早就有了。美国政府之前宣称要与其友好国家建立同盟，与其紧密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才刚过去4个月，布什在这场演说中谈到美国与黑暗势力进行全球斗争时甚至没有提到美国的盟友。这触犯了众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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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此的反应是假装惊讶。科林·鲍威尔于2月17日这样问道：“我们有什么单边行动让他们这样震惊？”但是欧洲人并没有误读美国政府发出的信号。不算鲍威尔，美国现政府存在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共识（有些人会说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共识），这种共识认为：既然美国的盟友对美国在军事行动上的考量并不重要，并且它们在政治上除了紧跟美国以外没有别的选择，那么事先咨询它们的意见或顾及令其敏感的问题并无裨益。查尔斯·克劳萨默再次将美国政府这样的结论进行了大致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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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老于世故的欧洲表兄弟都惊得目瞪口呆。领头的法国谴责美国“看问题太片面”。他们认为直呼邪恶的名字有悖礼节。他们宁愿迁就邪恶。他们迁就过很多次，1940年对纳粹德国的迁就便是“世界闻名”……我们在进行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这也是一场保卫西方文明的战争。如果欧洲人拒绝把自己当成这场战争的一分子，没问题。如果他们不希望承担责任，也没问题。我们可以让他们牵着我们的手，但不能让他们绑住我们的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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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目前在美国政府很典型的愠怒让克劳萨默不仅不提法国在1940年对德作战的6周内便伤亡了10万人，也没有提到当年的美国政府在那之后又和邪恶的纳粹德国保持了18个月的全面外交关系，直到1941年希特勒向美国宣战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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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克劳萨默只是一名专栏作家。但正是鲍威尔用冷淡的语言总结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新口气，然而他却被许多外国人视为布什政府中唯一一个发表缓和的多边主义观点的人。布什与普京在最近一次会谈后成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在此之后，鲍威尔在罗马坚持表示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边主义”。他这样解释道：美国的任务是去试图说服其盟友美国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如果说服不了，“那么我们将采取我们认为正确的立场，我希望欧洲人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美国做事的方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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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美国这种对外来意见居高临下的漠视令其他国家的人感到不快，2001年9月之后对美国的期望值提高了的盟友们也因为这个原因感到失望。布什最近宣布了“出于自卫目的单方面先发制人”的战略，再加上美国可能会在伊拉克使用新型钻地核弹（这十分令人担忧，如果美国真的使用此种核武器，那么这将是美国在先发制人中第一次使用此类武器，美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愿意在先发制人中使用此类武器），人们再一次看到美国的领导层是如何对批评或者建议置若罔闻。［6］这个领导层看上去常常很目中无人且好战，用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的话说，它很执着于“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这样的表述，威胁世人“大决战”即将到来，引发“公众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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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国防和情报官员。他这篇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篇文章写于“9·11”袭击之前，在文章发表前他又匆忙地做了一些更新，但是它发表的时间很及时。奈不是一个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者，因此他不会对美国不愿加入国际社会以寻求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感到惋惜——他在1990年出版了《美国注定领导世界》（Bound to Lead），他在书中正确地预测了美国将来的霸权地位。［7］他并不会对美国的霸权感到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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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他依然在文中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提出了强烈批评，这种单边主义的表现是：普遍的“单打独斗”的倾向，甚少关注他人意愿。他还含蓄地质疑处理国际关系的所谓“现实主义”做法，即轻视对权利、跨国界法律或道德目标先验层面的关注，另外将外交局限于使用一切适当手段促进美国利益。但是，这不是一篇关于国际关系的文章。［8］奈反对单边主义或在这种语境下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因为这些观念在概念上不牢靠，而是在说明它们根本就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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