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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今的政策中有一种新的对来自国外的任何意见感到不耐烦的傲慢口气。不出预料，国际社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所信奉的单边主义的思路是这样的：“冷战”结束了，世界局势已定；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要什么；外交政策关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需要通过行使权力来捍卫，而权力则取决于军事力量以及使用军事力量的意愿，这两者我们都有。用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于2001年6月的话来说就是：“新单边主义寻求增强美国的权力，并且要理直气壮地运用它来实现那些由美国确立的全球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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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反恐战争中更容易找到盟友，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论调减弱了一些。海外的论者因这场惨剧而感到不安，于是真诚地向美国致意：法国《世界报》宣称“此刻我们都是美国人”；北约则首次援引北约宪章第5条，认为“9·11”的袭击“应被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所有成员国与受到袭击的美国团结一致。但是这样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尽管私下有疑虑，绝大多数美国的盟友在公开时都坚定地支持美国对阿富汗开战。但是当布什总统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谈到“邪恶轴心”（指朝鲜、伊朗和伊拉克三国）这个概念之后，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再次出现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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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美国盟友造成冒犯的更多是这个演说的形式而非内容。美国的绝大多数盟友认为让伊朗疏远西方并不明智，其中一些国家对美国政府处理萨达姆·侯赛因的方式也存疑，但是这些分歧早就有了。美国政府之前宣称要与其友好国家建立同盟，与其紧密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才刚过去4个月，布什在这场演说中谈到美国与黑暗势力进行全球斗争时甚至没有提到美国的盟友。这触犯了众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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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此的反应是假装惊讶。科林·鲍威尔于2月17日这样问道：“我们有什么单边行动让他们这样震惊？”但是欧洲人并没有误读美国政府发出的信号。不算鲍威尔，美国现政府存在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共识（有些人会说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共识），这种共识认为：既然美国的盟友对美国在军事行动上的考量并不重要，并且它们在政治上除了紧跟美国以外没有别的选择，那么事先咨询它们的意见或顾及令其敏感的问题并无裨益。查尔斯·克劳萨默再次将美国政府这样的结论进行了大致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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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老于世故的欧洲表兄弟都惊得目瞪口呆。领头的法国谴责美国“看问题太片面”。他们认为直呼邪恶的名字有悖礼节。他们宁愿迁就邪恶。他们迁就过很多次，1940年对纳粹德国的迁就便是“世界闻名”……我们在进行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这也是一场保卫西方文明的战争。如果欧洲人拒绝把自己当成这场战争的一分子，没问题。如果他们不希望承担责任，也没问题。我们可以让他们牵着我们的手，但不能让他们绑住我们的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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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目前在美国政府很典型的愠怒让克劳萨默不仅不提法国在1940年对德作战的6周内便伤亡了10万人，也没有提到当年的美国政府在那之后又和邪恶的纳粹德国保持了18个月的全面外交关系，直到1941年希特勒向美国宣战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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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克劳萨默只是一名专栏作家。但正是鲍威尔用冷淡的语言总结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新口气，然而他却被许多外国人视为布什政府中唯一一个发表缓和的多边主义观点的人。布什与普京在最近一次会谈后成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在此之后，鲍威尔在罗马坚持表示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边主义”。他这样解释道：美国的任务是去试图说服其盟友美国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如果说服不了，“那么我们将采取我们认为正确的立场，我希望欧洲人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美国做事的方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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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美国这种对外来意见居高临下的漠视令其他国家的人感到不快，2001年9月之后对美国的期望值提高了的盟友们也因为这个原因感到失望。布什最近宣布了“出于自卫目的单方面先发制人”的战略，再加上美国可能会在伊拉克使用新型钻地核弹（这十分令人担忧，如果美国真的使用此种核武器，那么这将是美国在先发制人中第一次使用此类武器，美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愿意在先发制人中使用此类武器），人们再一次看到美国的领导层是如何对批评或者建议置若罔闻。［6］这个领导层看上去常常很目中无人且好战，用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的话说，它很执着于“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这样的表述，威胁世人“大决战”即将到来，引发“公众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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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国防和情报官员。他这篇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篇文章写于“9·11”袭击之前，在文章发表前他又匆忙地做了一些更新，但是它发表的时间很及时。奈不是一个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者，因此他不会对美国不愿加入国际社会以寻求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感到惋惜——他在1990年出版了《美国注定领导世界》（Bound to Lead），他在书中正确地预测了美国将来的霸权地位。［7］他并不会对美国的霸权感到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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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他依然在文中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提出了强烈批评，这种单边主义的表现是：普遍的“单打独斗”的倾向，甚少关注他人意愿。他还含蓄地质疑处理国际关系的所谓“现实主义”做法，即轻视对权利、跨国界法律或道德目标先验层面的关注，另外将外交局限于使用一切适当手段促进美国利益。但是，这不是一篇关于国际关系的文章。［8］奈反对单边主义或在这种语境下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因为这些观念在概念上不牢靠，而是在说明它们根本就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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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奈看来，当代国际关系类似于一个特别复杂的三维象棋游戏。一个层面是强硬的军事实力，在这个层面上美国的统治地位无可争议。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在这一层面上，欧盟已经在贸易、对垄断的监管以及工业标准的制定方面对美国形成挑战，在电信、环保政策等许多方面欧盟更是遥遥领先于美国。另外，除了欧盟还有其他的竞争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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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认为，第三个层面是五花八门的民间活动：货币流动、移民、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文化交流、电子媒体、互联网和恐怖主义，它们发展迅速，塑造了我们的世界。非国家行为者在这一层面的沟通和运作几乎不受政府干预的限制，在它们面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会很容易受阻以及失去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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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奈看来，目前负责制定以及描述美国政策的人很有问题，他们只在第一个层面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他们的视野只限于美国的军事力量。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那些人建议实行一种霸权的外交政策，他们这样做是基于传统上对美国实力的描述，然而他们所依赖的分析非常不充分。”奈认为美国人在“9·11”事件发生之前故意对来自美国以外世界的声音充耳不闻。对如前参议员加里·哈特（Gary Hart）和沃伦·鲁德曼（Warren Rudman）这样一些人发出的警告他们也漫不经心，一概无视。这两位前参议员于1999年就警告美国人灾难即将到来：“美国人可能会在美国本土丧命，数量可能会很大。”［9］“9·11”事件本应是一个提醒，它提醒美国人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问题，但是目前美国的领导层似乎对此依然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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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想要赢得这场反恐战争，如果它想要真正展现自己在世界的领导地位，那么它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和理解，特别是在处理有关贫穷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其他不满自己落后状况的国家的问题上面。这再明显不过了。国际治安行动以及对洲际间的货币、商品、人员流动的监管和监督需要国际的合作。［10］“失败国家”会产生大量恐怖分子，它们需要得到重建。在这方面美国难辞其咎，它对重建工作兴趣不大，而且也不再擅长这一工作，现在美国的表现与1945之后的美国形成巨大反差，这一点让人感到沮丧。现在的美国只负责轰炸，然后把复杂、危险的重建工作留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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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包括其候选国）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派驻的维和部队数量是美国的10倍以上。另外在科索沃、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塞拉利昂和其他地方，欧洲国家军事人员的伤亡数量也高于美国。全世界的发展援助金的55%以及全球贫困及脆弱国家获得的资助金总额的2/3均来自欧盟。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来看，美国对外援助金数额差不多只占到欧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如果把欧洲花费在国防、对外援助、收集情报和监管（这些对打击任何罪行都至关重要）上面的开支加在一起，其数额应当与美国目前的国防预算相当。尽管现在的美国政府时而把炫耀武力当外交政策分析来用，其实它完全需要依赖其伙伴和盟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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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要获得外界支持且这种支持能够持续，那么它必须学会发挥奈所称的“软实力”。谈论新美利坚帝国是虚幻的，奈认为暗指美国为历史上的帝国会有误导作用，“新美利坚帝国”这种提法和“越南”、“慕尼黑”这些词一样，都是被滥用的类比。在今天的华盛顿，我们听到有人大声鼓吹单极和霸权，但事实上，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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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取决于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也取决于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亦即软实力，还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制定出合适的政策，让其他国家觉得我们征求了它们的意见，考虑了它们的利益，而谈论“新美利坚帝国”会让我们误以为我们可以单打独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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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所用的“软实力”其实听起来很像是常识，“二战”后从杜鲁门到老布什的每一届美国政府都会认为它是常识。如果你希望别人也要你想要的东西，那么你要让他们感到自己和你是站在一起的。软实力事关影响力、典范、信誉和名声。奈在文章中写道，苏联1956年入侵匈牙利，1968年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这过程中苏联失去了软实力。美国社会的开放和能量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而粗鲁且不必要的行为（比如布什生硬地断言《京都议定书》已经“死亡”）则会削弱自己的软实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加拿大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援助活动并参与维和行动，因此，它们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影响远高于其国家实力所能带给它们的影响力。这也是一种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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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需要同意奈所举的每个例子，却依然可以同意他的整体论点。他所提议的毕竟只是要美国政府能够“对人类的意见给予得当的尊重”（托马斯·杰斐逊语）。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如果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援助，那么美国将无力去捍卫自己的许多利益；审慎地选择克制与合作不会对追求国家利益造成令人懊恼的障碍，而是会增进国家利益。奈对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样的人完全没有耐心，这些人目光短浅，他们认为美国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只有国家利益是坚实的，国际社会的利益则是虚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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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在文章中指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公民在进行适当的商议后认为国家利益是什么”，它就是什么。鉴于现代民主的性质，这样的说法有点天真，但是无论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定义是怎样的，它总可以减少一点点主权以换取公共产品，这样全世界便可以共享这样的公共产品所能带来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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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美国与国际刑事法院（ICC）之间发生的国际争端就能够很好地说明美国需要为自己的固执付出怎样的代价。布什政府对该法庭表示反对，声称在国外服役的美国人将会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而被起诉。因此，在6月下旬，美国赶在法院就职之前（2002年7月1日是法院就职日）做出以下威胁：如果不能保证在国际刑事法院辖区的美国公民的豁免权，它将撤出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对将来所有此类行动行使否决权。在美国的压力下，其他几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没有同意其要求，美国对此或许感到一点点惊讶，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讨论，美国同意做出一个顾全颜面的妥协：对尚未签署《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国家，其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在一年内享有不被起诉的权利，该豁免权于每年7月1日延长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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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做法非常不得体。目前参与联合国海外维和行动的美国人只有700人（海外维和行动总人数为45000人），另外国际刑事法院在规约中加入了相关条款，这些条款几乎已经让参与联合国行动的人员享有免于被起诉的权利，增加这些条款很显然是为安抚美国政府。今年6月美国最初的立场显然是希望破坏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迪克·切尼（Dick Cheney）、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对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既蔑视又厌恶。美国政府这样的态度令自己尤其尴尬，因为一方面这其实是对它自己坚持要在国际范围内追捕并起诉恐怖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的嘲讽，另外它也为那些真正有理由害怕这个新法庭的国家和政客提供了掩护。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盟友针对这个问题都投票反对美国，而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和埃及倒是和美国站在一起反对国际刑事法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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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些目标是许多人都追求的，只要美国不反对，这些目标就可以得到实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签署《〈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美国国会不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前者是因为美国国防部希望保留征募少量年龄在17岁的新兵的权力，后者是因为反堕胎游说团体的存在。此类政策就如同20世纪50年代的种族隔离政策，它们败坏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名声。无论怎么去定义美国的利益，这些政策都必然会对追求这些利益造成障碍。美国哪怕能够做出认真对待世界其他国家的样子来，其影响力也能得到极大提升——对欧洲知识分子和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来说，他们的反美国主义很大程度是建立在这样的断言之上：美国对他人的意见和需要冷漠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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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别人要你想要的东西与引诱他们要你所拥有的东西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美国的许多评论家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他们十分狭隘地假设这个世界存在两类国家：一类国家想要美国已得到的东西，另一类因为美国拥有这些东西而憎恨美国。约瑟夫·奈谨慎地避免这种唯我论。但即便是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意见基本一致，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要弥合欧洲和美国之间出现的裂痕只需美国在发挥其外交影响力时能够更微妙，对他人的感受能更敏感。我对此则不那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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